第三章 “后帝国”时代
(476年— )
“后帝国”时代的高卢
在信仰一神教的人中常见的现象是,他们最憎恨的不是异教徒,而是异端之徒。因为异教徒是尚未对基督的教诲有所觉悟的人,所以还有觉悟的可能。但是异端则已对基督的教诲有所觉悟但误解了基督的教诲,并且不承认误解,从而不信基督。既然他们坚信不疑,让他们对基督的真正教诲有所觉悟的可能便微乎其微了。
法兰克人居住在莱茵河下游东侧即罗马帝国“防线”之外的日耳曼。他们不是拉丁民族,属于日耳曼民族。在日耳曼系北方蛮族大多抛弃祖传的日耳曼诸神、改信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之后,只有他们还在信仰日耳曼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诸神。在成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近200年的罗马人看来,他们不是“异端”,而是“异教”之徒。
高卢行省与不列颠只隔着多佛尔海峡。土地广阔的高九九藏书卢,在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三世斩杀埃提乌斯之后,事实上也已与罗马帝国分离。马赛以东的普罗旺斯地区总算留在了罗马一方,除此之外的高卢全境则处于日耳曼系蛮族自相残杀的状态之中,其中一支蛮族法兰克人以高卢北部为基盘,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法兰克人虽然与顽强留在高卢东部的勃艮第人时而并肩作战,时而相互争战,反复无常,但成功地把一度在高卢西部颇成气候的西哥特人赶到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南。高卢进入了“法兰西”时代,“法兰西”意为法兰克人的居住地。
虽说成为败者,却仍有有利之处,其中的最后一点,不消说就是“安全”。高卢不必再为北方蛮族的入侵担惊受怕了,反复入侵的这个蛮族如今已换位到防守一方了。
20年后,对居住在http://www.99lib.net法兰克人统治的高卢的罗马人来说,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法兰克人自己改信了天主教。克洛维自公元481年至511年一直是法兰克人的国王,他于公元493年迎娶了勃艮第国王的女儿为妻。这个女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兰克国王同意她生的两个儿子接受洗礼。改信宗教的环境具备了,最后突破却花了3年时间。根据图勒主教的记载,奇迹发生在与阿勒曼尼人的战斗中。这个奇迹与发生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的奇迹莫名地相似,令人苦笑,但奇迹毕竟出现了。法兰克国王感激于这个奇迹,与手下3000人一起接受了洗礼。
在高卢,胜者法兰克人是异教徒,而败者罗马化的高卢人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当然,在高卢也是胜者少,败者众。与不列颠不同,高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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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变化小,必须向东或向西远行才有山地,败者无处可逃,只能留在原地。面对这样的高卢人,法兰克人在相当程度上行使了“胜者的权利”。抢夺败者的财物被认为是胜者的正当权利,所以尽管史料极度匮乏而脱不出想象的范畴,我们也可以认为,高卢人的财产遭受了相当惨重的损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总体上进展顺利,我想这里的原因在于,败者一方认为安全是最令人欢欣的事。有谁能责备他们呢?对统治者而言,没有比保障“和平”更大的职责了。帝国的灭亡,是统治者已经丧失尽此义务能力的结果。
第三个有利之处,我认为在于宗教。法兰克人是日耳曼诸神信徒,而高卢人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各自信奉不同的神,而不是对同一神的教诲解释不同。高卢受法兰克人统治之后,记九_九_藏_书_网录中也没有任何对天主教派基督教徒的迫害和镇压的记载。处于异教徒而不是异端的统治之下,宗教反倒得以共存,尽管这个结果是始料未及的。
第二个有利之处是,对蛮族而言,抢了就走的时代已经终结,盘踞扎根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统治者需要向被统治者传达大量的命令,这时就产生了统治的必要。这种时候法兰克人只能使用拉丁语,于是也就需要能写拉丁语文章的人。即使是收税,也需要有人决定,也需要完善征收系统,否则税金收不上来。法兰克人完全不具备这种行政方面的技能,也只能依靠败者。法兰克人不得不认识到掠夺与统治是不同的,他们只能延续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机构,只能继承罗马帝国人的语言拉丁语,在这方面也只能依靠专业化的败者。
从异教徒一变而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这是蛮族最九-九-藏-书-网早的基督教皈依。这使得东罗马帝国欣喜异常。因为这一事件,东罗马帝国与法兰克的关系便与其他北方蛮族国家不同了,具有了同一个信仰,变成了“兄弟之情”(fraternitae)。然而,统治者的这个变化对被统治者——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来说是一件更加令人欣喜的事情。在胜者和败者的身份渐渐远去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件事也给胜者与败者的共存带来了看不见的效用。顺便一提,克洛维是法兰克人最早的,也是北方蛮族最早的天主教国王,他还是最早把自己王国的首都定在巴黎的人。
不过,对败者而言,也不是毫无有利之处。第一个有利之处就是,胜者毕竟人少,败者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即使胜者想把败者全部抢光,这点人也办不到;即使想把败者全部变成奴隶,如果监视者人数不足,也只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