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395—410年)
非洲叛乱
而且,布匿战争开始很久以前,迦太基就有研究农耕的书籍,准确地说是农作手册。迦太基人是通商民族,同样也是高效的农场经营者。罗马攻破了迦太基,将他们的特点——通商与农耕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北非变成了罗马的粮仓,迦太基人的船只将以小麦为主的农产品运往意大利。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甚至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驻有分公司。征服者罗马也是通过购买尼罗河流域出产的小麦,使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从而统治了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自己独占一切,是统治策略中最低劣的做法。不过,主食依赖进口以后,保障粮食供应便成为历代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皇帝们为储备小麦、维持其品质付出了心血,而把这些只作为内幕历史去讲述未免可惜。
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个地位,在公元398年迅速解决了北非问题之后,斯提利科的权威也是不断上升的。但是,权力和权威也会因为细小的原因而急转直下。38岁的联军总司令希望在威势下滑之前更加巩固自己的地盘。从以后他要干的事情来看,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地盘不稳。对他这个做任何事都有“蛮族出身”困扰的人来说,这更不能容许。
皇帝阿卡狄乌斯和皇帝霍诺里乌斯接纳尊敬的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的进言,投入皇资,完成了此水道的修复工程。特记于此。
于是,对拥有地中海世界最高学府的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做法,不是将其教育机构迁到罗马,而是让罗马的良家子弟前去留学。
这些被称为“多纳图主义者”的人被天主教打成异端,长期受到排斥和镇压。粗略分类,我们可以说居住在被罗马同化较快的城市里的旧迦太基系居民信奉天主教,而在同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则更多的是多纳图主义者。可见,多纳图主义者们一直被排斥在行省政治的主流之外。北非号称罗马帝国的粮仓,意大利半岛生意兴隆,但更多的利益落在了中间商而非生产者手里,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一旦宗教介入进来,就不可能会有妥协。对北非的多纳图主义者而言,天主教徒是信仰错误教义的可憎敌人。同一个宗教内部的异端排斥比异教排斥更加阴险、更加残忍。这是一种历史事实,并非只表现为席卷中世纪的异端裁判。狂热的反体制反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吉尔多身上,因为他是摩尔人,与现有统治阶层有着距离。
仅此一点,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就是值得忧虑的事态。北非民众有近一半支持吉尔多,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吉尔多拥有“大元帅”的正式地位,但他把一个世纪以来反抗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纳入了自己一方。
吉尔多的财产被悉数罚没,成为胜利者皇帝的所有。由于吉尔多擅权已久,财产数额巨大。斯提利科决定以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和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名义,将吉尔多的财产统统用于全面修复向罗马城输送新鲜水的水道工程。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上当然都要镶嵌镌刻下令建设者姓名的石板,明确记载下令修缮修复者的姓名也属惯例。罗马人非常了解维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形成了特有的惯例。公元398年,罗马人也遵从了这一惯例。镶嵌于耸立的水道桥壁面上的大理石板上有如下记载:
这样来看,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变得不可小觑,是有着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诸多原http://www.99lib.net因的。圣奥古斯丁后来被奉为基督教天主教派的“教父”,列为圣人。但不论他多么真心地说教,对多纳图主义者也未见效果。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实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威。诗人怀念的昔日元老院是文官的,同时也是武官的。传统的罗马元老院是由通晓军事的政治家组成。正因为如此,元老院对是否宣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也能做出在军事上合理的判断,打胜仗的概率很高。
自从罗马战胜公元前3世纪以前一直绝对强于自己的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以来,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尤其是首都罗马的主食小麦就开始依赖海外进口,这已经成为持续了550年的传统。其直接原因是意大利半岛缺少大面积耕地,出产的小麦在价格上竞争不过拥有大片耕地的西西里和北非等地。于是罗马就把进口小麦变成了一种统治其霸权之下各国的政治策略。
人们往往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屈服于人,而一旦自己对霸主有用,对霸权的抵触感就会淡化。大概胜利者罗马觉得应该容忍失败者长年积累的某些东西,尊重失败者的心情,这样统治起来会更容易。
尊敬、敬意和崇拜这些无形的感情有时也会转化为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既然宗教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就不会与这一现象无关。这极端类似于在金钱是绝对主角的金融世界里信用起的重要作用。以迦太基教区为核心的北非基督教会的强大受惠于这里卓越的神职人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又热心于宗教活动。
在基督教获得承认,尼西亚公会议决定三位一体教派即天主教派为正统后,多纳图主义者在罗马帝国自然就成为“异端”而受到排斥了。
不论是否称为国家,人类社会大体由生产者和非生产者这两种人构成。二者很难严格区分,但如果要划分一下,应该是下述的情况:
这是即将进入公元5世纪时的北非实情。在这种情况下,名为霍诺里乌斯皇帝的辅佐实际上却统治着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当然要思考解决办法。最终,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联军总司令”选择了果敢而慎重的解决办法,与他37岁的年龄十分相称。
仰慕斯提利科的诗人克劳狄安这样写道:
我们的食物被一个摩尔人随心所欲地掌控着。这个人恣意妄为,他不是供应者,而是胁迫者。
多纳图主义者认为,教会应该纯粹是由无罪的人组成的信仰组织。这里的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信仰上的罪。犯了这种罪,光靠忏悔不行,必须重新洗礼,从头来过。现实生活中的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的区别,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天主教承认世俗机构——罗马帝国,而多纳图主义者不承认现有的组织,不论是罗马还是其他。
最高权力者不再是“元首”或“第一公民”,而变成了“绝对君主”。最高权力者的辅佐机构、具有控制其权力作用的“元老院”地位下降也就理所当然。进入公元4世纪后,元老院的权威和权力急速下降,其中真正的原因是文官与武官有了明确分离。
元老院颁布的“公敌”宣言将从侧面支持军事行动。如果战争的对象是公敌,军队就可以招募在大农庄干活的农奴充军打仗。如果农庄主不愿意,就会被课以每个农奴25枚苏勒德斯金币作为代偿。当然,这个代偿金会被作为佣兵费,用来雇用对在罗马军中服役感兴趣藏书网的蛮族人。这也是罗马帝国军队中蛮族兵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这个人是吉尔多的亲弟弟马西泽尔。他在与哥哥吉尔多的争斗中败北,逃到了意大利。传说兄弟阋墙的原因是吉尔多为了实现野心,不惜与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联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马西泽尔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宗教的掺和,争端越发激烈,马西泽尔的两个儿子被吉尔多杀死。马西泽尔不得不亡命意大利。弟弟对哥哥吉尔多的憎恶,又加上两个儿子的被杀之恨,狂热天主教徒的宗教热情支撑着马西泽尔,要打倒异端多纳图主义者!斯提利科选择他的理由也在于此。
这次作战大获全胜。马西泽尔率领5000兵马在北非登陆。与之对峙的吉尔多军人数近乎他的15倍,达7万人之众。两军在平原上布阵完毕,马西泽尔独自一人挺出中军,大声喝道:“这是一场正统基督教与异端的战斗!”真是一声定胜负。吉尔多方的天主教徒士兵扔掉武器,无心恋战。并非狂热基督教徒的摩尔人士兵见状也脚下不稳,只想逃跑。吉尔多军全线崩溃了,吉尔多也望风而逃。他不久被抓住,在马西泽尔面前被斩首。就这样,公元398年夏,讨伐军从比萨港出发不到半年,北非便再度回归西罗马帝国。
远征北非并非斯提利科亲往。应该说他不能亲往更正确。现在,阿拉里克这个甚至合法取得了大元帅地位的人正带着西哥特人属下盘踞在意大利半岛附近。在这样的形势下,意大利不能没人。他把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最适合代他讨伐吉尔多的武将。
罗马人说到“非洲”,是指除埃及之外的非洲北部。罗马时代,从东向西排列着昔兰尼加、的黎波里、阿非利加直属领地(前执政官统治的阿非利加)、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恺撒利亚、毛里塔尼亚·廷吉塔尼亚等六个行省,相当于现在的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北非的行政长官们比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像“断了线的风筝”。因为在北非,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基督教会势力强盛,这些行政长官的统治也变得随心所欲。
可是,当时北非虔诚的基督教徒断比罗马的要多,多纳图主义者的数量也多于以天主教为主流的其他地方。这两派为寻求妥协点而召开了正式会议,双方出席的主教人数不分伯仲。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旗鼓相当。在这种状态之下,被打成“异端”的一方不可能默默退出。如果天主教是体制派,多纳图主义者就是反体制派,抗议行省政府的恶政,就成了他们的特色。于是,在北非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出现利用形势的野心家。摩尔人吉尔多就是这样的人。
多民族国家的罗马帝国对败给罗马接受罗马统治并融入罗马社会的人,即使是异民族出身,也是敞开门户的;它也认可希望以聚居的形式成为罗马帝国“大家庭”一员的部族。完全被罗马社会同化并产生过皇帝的旧迦太基人就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而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鲁”的摩尔人则较倾向于后者。现代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在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里塔尼亚,也是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摩尔人。
吉尔多出身于摩尔人的名门望族。在行省,实力家族的男人多在罗马军团中积累资历。吉尔多家族也有兄弟三人当过罗马军队的将官,他就是其中之一。
这两个阶层对人类社会而言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非生产者阶层的责任更重,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硬件、软件两个
九_九_藏_书_网
方面完善社会基础建设。我认为,基础建设依靠个人努力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应由社会来做。尽管个人可以做到每夜锁好自家房门,但外敌侵袭靠个人是防不胜防的。这样的神职人员中就有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最后总结的那句话便是他说的。他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想逃避公元3世纪后半叶时常发生的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那么他一定可以逃脱。事实上,他曾经逃过一次。但想到自己是主教,他便自首而殉教了。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去世。当时,吉尔多还没有明确态度。两年后他迈出了野心家的第一步。他宣布,自己担任大元帅的北非不向身在米兰的皇帝霍诺里乌斯而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宣誓效忠。大概他判断,“主人”在远方自己更能随心所欲。
北非及其周边
马西泽尔却未能作为胜利者进入迦太基城。传说他在去往迦太基城的途中过桥时坠入河中,因身着沉重盔甲而溺亡。他也是摩尔人,但他反吉尔多,反多纳图主义者。马西泽尔死后,立即就有别人继任指挥官。这人不是摩尔人,他事先被斯提利科派去讨伐吉尔多。斯提利科还委托他重新整顿吉尔多统治多年的北非。
除了“君权神授”的天条以外,对斯提利科来说,还有一条保护霍诺里乌斯皇位的义务,那就是他在皇帝狄奥多西临死前当面的誓约。罗马人是崇尚法治的民族。这样的法治民族不仅认为签了名的誓约书具有效力,他们认为口头誓约也充分有效。用现代的说法,这是“君子协定”。这是双方相互信赖而立下的约定,在日本叫作“男人的约定”。毁坏这种誓约而不感到羞耻,正是罗马人认为的蛮族人的做法。要做到比罗马人还罗马人的斯提利科根本不可能破坏誓约。
狄奥多西皇帝之死给他带来了机会。继位的是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年龄都小,而继承北非所在的帝国西部皇位的霍诺里乌斯还只是个10岁的少年。
紧接着他又迈出了第二步。如果吉尔多出生于公元330年的说法正确,那么他当时已经67岁。也许他觉得不能再耗时间了,于是迈出了这一步:北非向意大利禁运粮食,禁止满载小麦的所有商船从迦太基港口起航出港。
他首先发出紧急命令,从高卢和西班牙大量进口小麦,以图平息市场风波。然后,估摸着这些小麦将要上市,他前往首都罗马的元老院,要求做出决议,认定大元帅吉尔多为“公敌”(hostis publicus)。面对远比自己年长的元老院元老们,年方37岁的他侃侃而谈:
没有元老院的决议,军队不能进军,这是罗马人自古以来的做法。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斯提利科恢复了罗马的这个好传统。元老院元老向将军下令,军队才能开始军事行动。这一做法使得罗马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对斯提利科的请求,大农庄主占主流的元老院出于这一原因不肯发布“公敌”宣言。大农庄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来自北非的进口物品断绝,也不会像老百姓那样受到www.99lib.net影响。当然,一旦粮食从市场上消失,就会发生民众暴动,大农庄就有遭到袭击的危险。但斯提利科的紧急进口已使市场平静了下来。
不过,尽管拥立了少年皇帝,斯提利科实际上仍得事必躬亲。这就是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这时,罗马帝国的一切都与元首制时代完全相反了。
随着罗马历史走近尾声,我感到有一个想法在我头脑中慢慢地却是实实在在地膨胀着。人的走运与否不是与他自身的才干而是与他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斯提利科的后半生不就是一个典型吗?生活在高速发展时期——共和时代和稳定发展时期——帝政即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人,不会去直面某些难题,而生活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去面对。
但是,年已38岁的斯提利科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得意忘形。他没有忘记元老院至今还在执拗地反对他。蛮族出身的背景经常困扰着他,他感到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这个时代,很多父母给女儿起名玛丽亚。斯提利科决定把女儿玛丽亚嫁给皇帝霍诺里乌斯。霍诺里乌斯14岁,玛丽亚似乎年纪略小。他们还是少男少女,不能指望他们马上生儿育女。但至少斯提利科成了皇妃的生父,同时也是皇帝的岳父。斯提利科认为,先帝狄奥多西托付自己辅佐少年皇帝,如果自己又成了皇帝的岳父,反对派就难以反对他了。
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这种关系已历时550年。吉尔多似乎认为,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小麦是手中的强大武器。他使用这一武器的目的,当然是要把北非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
虽然自己最终殉教了,但他很宽容那些因受到镇压而离教的信徒重新皈依。也许他认为“牧羊人”有自身的责任,但向“羊”要求那么多则有悖于人性。我觉得,即使自己与他生于同一时代,听了他的说教,我也不会成为基督教徒。但我大概仍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时代的良心”。不过,他那些想法一旦传播开来,必定有人反对。同为北非主教的多纳图就谴责西普里安和他的支持者们太温和。于是,人们把不同于西普里安宽容派的强硬派称为“多纳图主义者”。
面对目光狭隘、只知利己的元老院元老,斯提利科不得不诉诸强硬手段。他请皇帝霍诺里乌斯从米兰来到罗马,在元老院会堂发表演说,陈述讨伐吉尔多的必要性。十二三岁的少年只是念念斯提利科写好的文章而已。这样就成功地使得远征北非成为皇帝、元老院共同参与的举国军事行动,而不是斯提利科的个人想法。在皇帝在场的情况下,元老院一致通过了把吉尔多定为“国家公敌”的宣言。
所谓的仰慕者,有用却也有麻烦。首先,与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这位埃及出身的罗马仰慕者认定的不同,政体已经历经了王政、共和政体和元首制的变化,而历史上,元老院却没有一次仅由文官组成。在罗马这个国家,文官和武官从来没有区别。直到进入公元4世纪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而这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元首制,它已经变成了绝对君主政体的帝国。
把西罗马帝国置于军粮攻势之下,这种战略的着眼点确实高明。事实上,罗马民众知道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市场。
北非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不仅老百姓因为不用再担心主食小麦紧缺而欢喜,以前总是不配合的元老院也决定在古罗马广场建造斯提利科立像,承认他的功绩。能在罗马中心立像,从这里成为帝国的大脑和心脏时http://www.99lib.net起,就是罗马男人的无上荣耀。
在罗马人眼中,斯提利科身上确实流着蛮族汪达尔人的血。如果他生活在坦然包容异民族的开放的罗马帝国,他的军事才能一定会得到认可,一定会被委以重任,保卫帝国的重要防线,一生都会生活在赞扬和名誉之中。可是,人类社会也会随着活力的劣化变得封闭起来。这与时代的进步完全无关。虽然在公元5世纪许多事情做起来比在公元2世纪以前方便得多。
斯提利科在以往的战斗中显示出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不可能一味地怀古,去向百年来从未上过战场的元老院元老征询是否能远征北非。他向元老院要的是自己这个“联军总司令”对原本是同僚的“大元帅”吉尔多开战的大义,要的是名分。尤其是他在罗马人眼里是蛮族出身,大义、名分就更为必要。不管怎样,对手是比汪达尔人早数百年就开始与罗马人共同战斗的摩尔人。
镇压行动以主谋菲尔穆斯被杀而告终。狄奥多西任命吉尔多为以后北非防御的负责人。罗马皇帝授予这个摩尔人的官位是“阿非利加大元帅”。在行省总督不能充分尽职的公元4世纪末,这实质上是北非全境一把手的地位。但吉尔多觊觎的是有名有实的北非最高地位。
所谓生产者,就是从事农、工、商的人们。有人会说“商”自己不生产,但出于流通连接着下一个生产环节的理由,我将其列为生产者。
所谓非生产者,就是负责政治、行政和军事的人们。他们自己不生产,其职务是建设能够让生产者专心于生产的环境。他们与农、工、商三者在这点上是相通的。
打心里说,看到罗穆路斯以来的法度权威复活,武器服从元老院的决定,这多么令人喜悦……
不过,斯提利科未被允许模仿共和时代罗马的领袖们,建造公共建筑赠送给罗马公民。帝政之后,沐浴胜利荣誉的是皇帝,建造公共建筑还礼的权力也在皇帝。
马西泽尔率领的讨伐军规模称不上军团,士兵只有5000人。但这5000人不单是作战高手,还全部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斯提利科选拔这些士兵的意图很明确。敌方除了天主教徒士兵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多纳图主义者士兵参战。派坚信自己是正统基督教徒的天主教徒去,就可以达到分裂敌军的目的。
可是吉尔多的长兄菲尔穆斯不知何故对迦太基总督发起叛乱。行省政府一时未能采取措施断然镇压,叛乱的烈火瞬间蔓延。那时狄奥多西皇帝还在世,对北非叛乱不容放任。他从欧洲调军极力镇压,吉尔多则加入其中,箭射亲兄。
公元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表示“第一公民”的“元首”,而成为体现基督教上帝旨意的“绝对君主”。人事神定,人类不可随意加以改变。这个后人所谓“君权神授说”的体制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创的,此后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足以使一种体制稳固运行。即使公元5世纪上半叶的皇帝们平庸无能,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证实了这个体制的有效性。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东部强有力的教区的时代,帝国西部强有力的教区是罗马和迦太基。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因影响巨大而闻名于世,但那靠的是他个人的才干,并非因为米兰教区很强大。所谓教区强大,是指信徒众多,教会资产雄厚,与当时的当权人物关系密切。当然,取得并维持这样的特权,若没有主教的才具发挥影响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