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395—410年)
迁都拉文纳
这个时期,斯提利科把皇帝的居所从米兰迁到了拉文纳。霍诺里乌斯不听劝解,坚决不愿意再回危险的米兰,他甚至不愿意继续住在罗马。斯提利科遵从了他的意思,迁都拉文纳。
第一,保证罗马社会的平均收入与中产阶级相当。这在收入不固定的时代实在是极具魅力。
在罗马,年满17岁方被视为成人,志愿兵也不接受更年轻的人。下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军团兵入伍后20年才能期满退役。这样一来,军团兵期满退役应该在37岁至40岁之间,士兵如果在23岁或20岁退役,原因只能是服兵役期间负伤或生病。尤里乌斯·恺撒作为最高司令官,没有忘记给因在战斗中负伤或在服兵役期间生病而不能享受期满退役待遇的士兵提供后续服务。
然而,根据卡拉卡拉皇帝著名的《安东尼努斯敕令》,罗马在公元212年决定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除奴隶以外的居住在帝国领土内的全体人民。乍看这实在是一条人道的法律,但使罗马公民权的魅力丧失殆尽。这使得只有为国出力才会被授予的“期待权”变成了什么都不做只要出生在帝国领土内就能得到的“既得权”,也使兵役期、军饷、退职金等都变得模糊而不明确。武官和文官的分离又使得服过兵役者转职地方议会也化为梦想。
第二,保障士兵期满退役时的退职金。这在那一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是做不到的。这使士兵在退役后开始第二人生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虽然有人想要耕地,而有人想要现金。皇帝奥古斯都为了保障这项财源,还新开征了前所未闻的遗产税。而且,对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课以5%的遗产税,让没有服兵役的公民也为保障国家安全做出贡献,这在培育公德心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第三,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的士兵退役后回归公民社会的政策也与此相当。我想正是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配合,罗马帝国才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皇帝不是选举产生,但在“地方自治体”盛行选举。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行使强权断然推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搞活地方议会。他确定了可当选议员的三种年龄资格:
纵令有可能,又有没有人愿意担任地方自治体的要职呢?从公元4世纪起,罗马帝国变成了与以前元首制不同的君主专制型帝国,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议会只是中央的征税机构,议员们不得不在完不成规定税额时去填补空额,因此无人愿意当议员。但根据职业世袭法,议员的儿子生来就被绑在议席上。处于这种状态,国家与个人的利害也自然不相一致了。
另外,西罗马帝国士兵打仗的对手是活不下去或被新来的蛮族驱赶而不得已入侵的蛮族,打败他们能够缴获的战利品少得可怜。
一、未服过兵役者30岁以上;
把皇宫安在拉文纳,还可以让胆小的霍诺里乌斯放心,遇到危险时也可以取海路逃跑。迁都拉文纳就这样实现了。顺便一提,拉文纳与99lib•net罗马和维罗纳一样,从古到今城市的名称从未变过。
考虑到个体差异,公德心也好,战斗积极性也罢,都是不能量化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连这种不确定因素都想充分利用的话,保障军饷和退职金、回归社会等确定因素就更不可或缺了。人,大多是只有生活安心才会有干劲。只有这样,“国家”与“个人”的利害才会趋于一致。
这个待遇是给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罗马军队主力军团兵的。行省出身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辅助兵也能在25年期满退役时领到“退职金”——罗马公民权。行省居民只要为罗马帝国的防御做出了贡献,就有资格被授予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实在是一项出于罗马式思维的政策。授予医生、教师的公民权只限于一代人,而授予行省出身的士兵的公民权却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不再是行省居民,而是在所有方面都与祖辈为罗马公民的人等同。
与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相比,东罗马帝国虽然兵力也在减少,但程度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
不过,全盛时期的帝国政府为此也是出过几招的:
这样的差别表现在东西罗马帝国志愿当兵的人数上和每名士兵的战斗意志上,这或许也是衰退期“国家”与“个人”的利害关系趋于不一致的现象之一。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期,尽管那时打仗的对手同样是蛮族,也不能指望战利品,但当时军队在使用严格标准筛选优秀士兵方面并不困难。
二、服兵役当过军团兵者23岁以上;
三、服兵役当过骑兵或百夫长者20岁以上。
公元404年秋天举行凯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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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小康状态只持续了一年。翌年,即公元405年即将入冬时,传来了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消息,这消息震惊了整个意大利。皇帝霍诺里乌斯已年满20岁,却不愿意走出拉文纳一步。斯提利科只得再次一个人替他扛起意大利防御的重任。罗马太大,居民都很开放,习惯于在熟人簇拥下生活的霍诺里乌斯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而拉文纳城市小,且位于波河河口,水路成网,屏障四周。流经拉文纳南边的卢比孔河在共和时代是本土意大利与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分界线,当时意大利北部行省的总督官邸就在这座城市。进入帝政以后,拉文纳城市也得到扩建,有了两个港口,400年前开始成为帝国的两大军港之一,另一个军港是意大利南部的米塞诺。
对出生于希腊城邦的公民而言,他的义务是抵御外敌,保卫自己的国家。尽此义务获得的权利是参与国家政治。因此,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都是自己持剑冲向敌人的,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作家色诺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罗马也是城邦。“公民”(civis)的义务是保卫国家,通过选举参与国政是他们的权利,这一点与希腊毫无二致。强调这种类似性,历史上才会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称呼。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保卫“国家”。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出于救济失业者的需要推行了募兵制,但在那以前一直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即使在推行募兵制以后,服过兵役是否也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必要条件,对此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在共九九藏书和时代罗马重要人物中,我们只能找到哲学家、律师并且曾当过执政官的西塞罗未被确认有过从军经历。皇帝们也几乎都有从军经历。交叉获得行省军事经历和本土文官经历是成为罗马国家精英的途径。
这并不是说东罗马帝国国力强于西罗马帝国,也不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士兵比西罗马帝国同辈更勇敢。在这个时代,东罗马帝国的敌人是大国波斯。波斯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西进犯,并不是波斯活不下去的掠夺行为。波斯军队曾经进攻过罗马帝国的领土,但那是在700年前败给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是700年前梦想复兴大波斯帝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的波斯物产丰富,如果打败波斯军队,东罗马帝国的士兵就可以缴获丰盛的战利品。
公元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行使强权,使罗马全军的兵力倍增,发展到了60万人。其后的百年之间兵员逐渐减少。据研究者推测,到了公元5世纪初,兵力或已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以下。随着帝国接近末期,历史记录的质量下降,甚至已无法弄清“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所率将士的数量。不过,他恐怕一次也没有统率过10万人以上的军队,人数顶多也就一两万。可是,来犯的蛮族动辄超过10万人!
在罗马,文官与武官长期不分,无法产生文官主持军事这种概念。正因为文武的合二为一,发展出文武兼备的人才,产生了有利于罗马国家整体利益的结果。
斯提利科至此并未完成重整意大利半岛防御体系的工作,没有充分取得罗马人从上到下的合作是其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国力的衰微。
经历了这样的200年,藏书网罗马迎来了公元5世纪。在斯提利科承担防御全责的公元5世纪初叶,这种倾向经过200年已逐渐稳定,不可能再回头了。我不禁在想,如果元首制时代的领袖们看到现在的罗马帝国,一定会同情以一人之躯肩负起帝国的斯提利科。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给士兵的种种优厚待遇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又被后来的皇帝承袭,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原因在于罗马是军事国家。我想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在现代,文官控制国家已成金科玉律,但若从现代的情况出发去评判古代,就容易妨碍我们对古代的真正理解。
进入公元4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禁止元老院元老干预军事的相关法律成为国策,后来文官与武官完全分离,但二者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看看后来两者的实际成绩,认为其质量不升反降也许更加妥当。由于纵向的分割,人们得不到只有经历不同领域才能得到的刺激,即使军队总兵力增加到元首制时代的2倍,长期效果自然也要与期待相去甚远。公元4世纪初叶,罗马军队总兵力虽然从以前的30万人增加到60万人,但靠国家财政维持越来越难,兵力也逐渐减少,再次陷入北方蛮族随意入侵的境地。我认为,卡拉卡拉皇帝在公元3世纪初叶实施的将罗马公民权变为既得权的政策和公元4世纪初叶强行推行的文官与武官的完全分离政策,是导致罗马军事实力衰退的两大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