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价格 如何减少竞争的无谓损失
价格管制｜人会追求损失最小化
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桑德尔教授自己的个人享受，主要是靠公正的排队来获得的，还是用金钱购买的？
第042讲 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权衡
德国“二战”后价格管制的故事
第一，他首先会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比如选择租户。过去，房东唯利是图，谁出的钱多，他就把房子租给谁。现在，反正价格管制了，反正收不到那40元了，而门口又排着一大堆要租房子的租户，这时他就可以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实施歧视：有小孩的，不租；养狗的，不租；养猫的，更不租。这是第一种对策。
桑德尔来到中国
对这个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评论：
火车票定价应该参照航空公司的做法
德国战后经济复苏，很多人相信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实施的所谓“马歇尔计划”。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因为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援助计划。同样规模的援助计划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但其他国家并没有发生德国那样的经济奇迹。因此德国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采用了市场经济的办法，既维持了稳定的货币，又放开了市场。
我觉得斯科利亚说的话非常有道理，这也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段话：
第二，政府有父爱主义。他们不相信穷人，怕钱给了穷人以后，穷人会乱花。因此他们就给穷人实物。政府知道穷人缺面包、缺牛奶、缺教育，就把实物发给穷人，觉得只要给了实物，就能真正帮助到他们。至于穷人深层次的匮乏和难题，政府官员很难深入体察和救助。
垄断商品不是反对市场定价的理由
第二个命题：人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
更有趣的现象是，房租管制管的只是租，对房屋的买卖并没有管制，但由于房租管制，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出去，而是更倾向于把房子卖出去。在租赁市场上，人们就不容易找到房子租了。而有钱的人，为了居住，只好买房子，但买到的房子还算比较便宜。
在2011年，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一位叫詹姆斯·哈门（Mr.James D. Harmon Jr.）的房东，控告纽约市政府征用了他的房产，而没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给予他公正的补偿。
其次是放开价格。艾哈德有一天突然在电台里宣布，全国范围内解除所有的物价管制。结果解除价格管制之后，一夜之间德国十多年没有出现在橱窗里的商品出现了。人们停止囤积，开始交易，当然也开始生产和供货了。德国的市场经济就这样滚动起来了。
依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在房租管制下的房东，会有什么样的对策？
中国过去实施计划经济，人们争夺商品不是靠价格，主要凭票。当时不仅有粮票，还有布票、糖票、自行车票、电灯泡票。那么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取消所有的票证，只用一种票，那就是钞票。
周老师的这番话给我很大启发，价格管制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但是解除价格管制，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要复杂得多。
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不愿意改革的人，总拿社会稳定来当借口。不管怎样，要在勇气和耐心之间、大胆和沉着之间进行合理的拿捏不是容易的事情。
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
当时德国的情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物资匮乏、恶性通胀、价格管制。
由于买火车票排队会引起很多无谓的损失，于是这些年我们采用了所谓的电话订票的办法。但电话订票能缓解供需的不平衡吗？不能。它只会改变竞争的方式。人们从过去的排队，变成了在公司、单位或家里打电话。
周老师这本书发布时，我参加了他的发布会。当时有一个圆桌讨论，我就问周老师：要放开中国的价格管制，您觉得要慢慢来，但是您看德国放开价格管制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艾哈德跑到电台里宣布一声，德国的价格管制就解除了。人家是有勇气，咱们是有耐心，勇气和耐心之间，应该怎么拿捏？
他在城里工作一年，付不起这个钱吗？如果他付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在最高峰时跟别人竞争呢？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定价完全可以参考航空公司的做法，后者的做法就是票价非常灵活地上下波动。飞机票最贵的时间是腊月廿七至廿九，最便宜的时间是大年初一、初二。
人们常有这样的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桑德尔提出的质疑，掷地有声！但我对桑德尔教授的观点却不以为然。
价格管制不能直接摧毁房屋，却能制造房屋短缺
补贴教育，也是类似的事情。政府要补贴教育有两种方法：一是把钱交给家长，二是把钱交给教育机构，交给学校。
桑德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前几讲我们讲了价格管制的各种弊病，这一讲我们主要介绍价格管制的解除。价格管制该如何解除？“二战”后的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能给人不少启发。
图4–1 炸弹伤害，德国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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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讲需求定律时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需求自然就会弱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他们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人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
该书第四章是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写的。在这一章里，他们比较了旧金山1906年和1946年的两段历史，生动地说明了稀缺和短缺之间的关系。
一间租金市价明明是100元的房子，非要按60元租出去，它最后就会落到那些使用价值只有60元的人手上。这房子最后就只值60元，而本来应该实现的那40元的价值，就白白地耗散掉了。
电话其实是很难打通的，仍然是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更容易打通电话。这时市场又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设备——电话追拨器。
图4–2 价格管制，美国纽约
其实我们掌握了价格理论以后就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原因在于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人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因此黄牛党的存在，可以减少因为排队而产生的无谓损失。
三条对策
限制火车票价格诱发官员腐败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问同学们，曾经买过的最贵黄牛票是多少钱，是原价的多少倍？普遍的回答是，黄牛票只比原票价涨了100元、200元、300元，基本上不到一倍。只有一个同学，他说原票价是30元，而最后的黄牛价是200元，涨了近7倍。我说怎么会这么高？这位同学解释道：火车票实施实名制以后，要查身份证，身份证不对是进不去的，而这200元是黄牛包带进去的价格。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时是个穷学生，连续7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当时非常羡慕我的一位香港同学。他每年都能回家过年。那么贵的机票回家也就是在家待两天，这么奢侈的旅行我是支付不起的。太贵了就寻求替代方案，这也说明了并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刚需，即无论代价多大都不会发生丝毫变化的需求。
还有另外一种规避房租管制的办法，就是房东改变房屋的用途。通常房租管制，只适用于民用的房屋，而商用地产不受房租管制的影响。这时，房东就会把原来的民用房转为商用。
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回家过年是刚需。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人们还是要回家过年，因此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人们回家过年的愿望。
第三，实物补贴可以假公济私。实施实物补贴，官员就可以优先让那些跟自己有关系的商人给穷人提供实物。例如给穷人牛奶，谁来提供牛奶呢？当然是跟官员关系比较好的牛奶供应商，它们能得到政府的订单。
当然，弗里德曼的这个建议，到今天都没有实现。因为美国的中小学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对这种市场化的建议一直有着顽固的抵抗。
第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在春运高峰期成行了。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不难看出，价格管制越严重，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越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违法活动以及它们出场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黄牛党可以为社会减少无谓的损失
我们知道价格管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短缺。当时由于德国马克贬值严重，人们只能展开物物交换，拿着自己仅剩的一点财物，走几十里地去换取少许的粮食。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但价格管制不是收税。政府不要钱。政府只是说，这房子的租金100元太高了，需要加个限制，租金不能超过60元，这样房东就少拿了40元。这少拿的40元，政府并没有得到。
还有些人认为，火车票之所以贵、之所以难买，是由于铁路垄断。他们接下来说，既然铁路是垄断的，就应该对火车票实施调控，让火车票的价格降下来。
第三，在实施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还可能有一些工厂的老板，把房子租给自己的员工，房子的租金不会违反政府的管制，60元而已，但另外那40元老板可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除。说起来也名正言顺：员工能够享受低房租的宿舍，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这样的办法，老板就把损失的40元挽救了回来。
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是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只要有价格管制，房东就不会把房子用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房子的价值就会耗散掉。简而言之，就是每当资源不能用到刀刃上时，它就不那么值钱。这是张五常在他的论文里提出的第一个命题——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价值的耗散。
桑德尔出过一本书，名叫《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 2012）。《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曾经对他这本书做过专题报道。报道说，以公正出名的哈佛教授桑德尔来到中国，他记住了这里的黄牛党：有钱可以买黄牛票，看病可以不排队，春运可以不受罪；有钱还能让孕妇超生，让污染企业排污。在这个金钱的时代，我们应该让金钱在社会中大获全胜吗？市场的伦理边界是什么？金钱不能买什么？ｈttｐ://wwｗ.99ｌｉｂ•neｔ
哪怕我们通过房租管制，可以达到一些伟大的社会目标，可以帮助穷人，我们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征求大家的意见，并且通过政府收税的办法向大多数人征税。政府取得了这部分款项以后，再到市场上向私人业主购买或租用他们的房子，然后把房子分给有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把实施价格管制造成的负担，让那些刚好成为房东的人来承担。
分析完前述种种观点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看看整件事情的演进，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预判。
很多大学食堂也有同样的故事。大多数的学校都对学生有伙食补贴。问题是这些补贴往往不是直接给学生，而是补给了餐厅。这时餐厅要讨好的就是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每一位学生。可以想见，如果把伙食补贴直接交给学生，然后让校园内的餐厅自由经营，学生所享受到的伙食质量会有很大的改进。
例如一个城市，要补贴公交系统，有两个办法：一是把钱直接交给每一个市民，二是把钱交给公交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补贴形式下，公交系统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如果钱直接来自政府，那么公交系统要讨好的也就只有政府一家了，它只要集中精力公关政府，让政府相信它就可以了。至于乘客是否能得到优质的服务，则不在它关心的范围之内。很多大城市，随着时间的变化，市民居住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交路线本应随着居住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进行新的规划，但我们发现很多大城市里，公交系统的路线多年都没变过。
本来这房子用于民用能够收到100元的租金，用于商用只能收到80元租金。但是在价格管制之下，能收到80元总比收到60元要好。
最终的结果是，租户要给中介付“鞋金”（shoe money）。就是说，中介替我们找房子，实在太辛苦，把鞋子都给磨破了，我们另外给中介40元买鞋子用。最后租户付出的全部代价，其实也接近这100元。
事实上，经济学家之间早就形成一个共识，不论是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还是右派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识——怎么帮助穷人的共识。他们说：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
人们如何应付价格管制
事实上，这种观点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垄断本身能够证明把价格控制下来是对的，那垄断岂不成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凡是垄断部门生产的产品，我们都能够用行政办法把价格压下来，这不挺好吗？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垄断才是啊，为什么还要指责垄断呢？这个道理明显说不通。
这时德国的财政部部长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掌管全国的财务，他信奉哈耶克的理论，相信价格的作用，于是他着手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抓紧货币，二是放开价格。
纽约房租管制故事
张五常最重要的论文
桑德尔的享受要不要花钱
哈门起诉纽约市政府的理由是，政府通过房租管制，实际上征用了他的财产，政府应该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我们前面在讲政府征地时讲过，如果政府征用了私人财产，就要给予合理的补偿。结果地方法院的判决说，政府的政策不算是物理性的征用，因此不适用于政府征地条款，不能给予经济补偿。
第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
春节运力不可能做到毫不吃力
两位大经济学家查阅了当时的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看上面房屋租售的广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地震后没有出现所谓的房屋短缺现象。因为当时房屋的价格是随行就市波动的，一半的房屋被摧毁后，房价肯定涨上去了。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调节：有些人暂时搬离了这个城市，有些人找亲戚朋友一起住，更多的人，只要他们的房屋还在，他们就愿意腾出来租给别人。
不用钱，就只能通过别的竞争方式，而我们知道别的竞争方式带来的问题更大。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问题，其实有三条基本对策：
经济学思维的试金石
周老师反问我：德国一夜之间解除价格管制时，盟军在不在？我说在。他说：盟军在就好办，盟军在，德国就乱不起来，盟军这个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改革，是自己给自己改革，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就会遇到危险。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高峰期就要用价格来调整，价格规律可以有效缓解高峰期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这么抽象地说，在经济学课堂上指着需求曲线这么说，没有人会不同意。但我们一旦把它带入一个具体的商品——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人们的感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们会搬出种种理由说春运火车票不该涨价。
人们反对春运火车票涨价的第一个理由是：回家过年不是商品。
纽约市有一个规定，一9９ｌib•neｔ旦房子租出去，房东就不能随便涨价，也不能把房客赶走。不仅不能把房客赶走，而且如果这位房客有亲戚跟他住了两年以上，在这位房客去世后，他的亲戚可以继承居住权。也就是说，租客享受低价房租的权利，可以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现象，本来房租管制是要帮助穷人，让他们少花钱就能找到房子住，但管制的结果是他们更找不到房子住了。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
如果反过来，钱是直接给乘客的，那公交系统就会从讨好政府转为讨好每一个乘客，它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重新规划公交路线的积极性就会大增。
桑德尔教授接受的医疗服务也是一流的，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地区，医院非常好，医生的水平非常高。而那里的医院和医生之所以好，也是金钱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病人都不用钱来付费，都只靠排队的话，我想桑德尔教授得排在很多非洲儿童之后。
由于过年，人们的需求有了变动，价格本应该随着波动，但是有人否认回家过年是一种商品，于是就去限制火车的票价。火车票价被抑制后，人们就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那就是排队或找黄牛党。政府再进一步执法，把黄牛党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展开更加迂回的竞争。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对那些有特权能够批火车票的人行贿。周其仁老师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难得的教材》，讲的就是一名铁路局局长，长期通过票价的差额获得黑色收入的故事。
黄牛党是替社会减少无谓损失做了贡献的。
思考题
租房买房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开销，如果住房不搞市场化，改为政府给我们分房的话，那么我们的住房条件会变得怎么样？
第一个命题：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价值的耗散。
桑德尔教授来中国推广自己的书，行程非常密集，第一天北京，第二天上海，第三天武汉。这么密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要靠飞机、靠酒店。但是飞机和酒店争夺的人非常多，要是排队，他是排不上的。他靠的是用钱把需求较低的人赶走。
这个故事，被拍成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名叫《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该片对此有着生动的介绍，值得一看。
这些方式，要么能让资产重新落到估值较高者的手上，要么能改变契约的结构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和竞争损耗，要么是这两种方式的有效组合。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将价格管制所引起的价值耗散降到最低。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损失最小化，是人性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他有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一种价格管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1974）。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只要存在价格管制，就会产生资源价值的耗散。但人是有对策的，人可不愿意看着那40元白白耗费掉。在人们被迫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时，他们就会选择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的竞争方式。
首先是抓紧货币。由于旧的德国马克贬值严重，他就用新的德国马克取而代之。而新的德国马克，也不再乱发，这使得马克能够坚挺，为大众所接受。
思考题
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不够高的问题，你看看还有什么值得补充的吗？
第二，房东可以用捆绑销售的办法。房东对租户说，这房子因为政府的管制，现在只收60元，不过顺便问问你，你要钥匙吗？而钥匙就值40元。这是所谓的“钥匙金”（key money）。
美国的房租管制
第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
对于垄断企业——主要是那些通过行政保护而形成的垄断企业，合理的矫正办法，并不是对它们的产品实施价格管制，而是要停止行政保护，打开市场的进入通道，鼓励竞争者的进入。否则，仅仅搞价格管制，就不仅不能消除行政垄断，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分配过程中的无谓损失。行政垄断是错，价格管制也是错，错上加错，并不会变成对。
张五常在这篇论文中首先解释了什么叫价格管制。价格管制跟收税不一样。如果一间公寓的租金市价是100元，政府说这100元中要征收40元的税，政府就变成了二房东，也就是说房租的60%归房东，40%归二房东——政府。这叫收税。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常年主张在美国实施教育券制度，其实质就是要从补贴学校改为补贴家长和学生。他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向家长发放教育券，让家长自由择校，那些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由于教学质量更好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就可以凭着家长交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教育经费。这种补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就给了家长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教育体系市场化。
经济学家发现，报纸上愿意把房子租出去的广告，远远多于租房的广告。人们只要出钱，就能够找到房子，不需要展开价格以外的其他竞争，所以旧金山没有出现房屋短缺。
实际上，一件商品，无论是垄断企业还是竞争企业提供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否则，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短缺或过剩现象，从而产生无谓的损失。
我们前面讲竞争方式的时候说过，价格竞争跟其他方式的竞争相比，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竞争，带来的无谓损失也是最小的。但这时人们会问，如果都是凭价格来分配，那穷人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略作回答，即如果富人不能享受一定的优先，那价格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九-九-藏-书-网这一讲，我们将集中讨论针对穷人的解决方案。
这些做法虽然违反了政府的管制政策，但其实还算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能够使得这房子尽量回到那些用途价值更高的人手上，只不过是竞争的方式更迂回了，没有直接付钱那么直截了当。
同样，租户实际上也要付出代价。去讨好那个房东，是一种成本；去讨好那些中介，也是一种成本，毕竟要让中介给我们找一家原来市值100元，现在只需60元的房子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能把铁路运输的运力，提高到在春运期间都毫不吃力的话，那么剩下那11个月，铁路的运力不就闲置了吗？这会造成多大的浪费，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承担呢？
第041讲 解除价格管制——果断与沉稳的拿捏
我们给穷人一瓶牛奶，他就只能得到这一瓶牛奶；给穷人牛奶券，他就能够从不同牌子的牛奶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但如果给穷人钱的话，他就不仅可以选牛奶，还可以选鸡蛋、蔬菜、肉类，甚至还可以选择不要食品，而要更好的居住环境，或更好的教育条件。
思考题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政策可是好政策，只不过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你对这句话有什么评价？
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德国开始实施价格管制，“二战”结束后盟军继承了希特勒的价格管制政策。希特勒之所以实施价格管制，是希望便宜地买到他所需要的商品。而盟军接管后价格管制的原因，是当时物资非常稀缺，人们普遍认为，在物资非常稀缺的情况下，如果让价格飞涨的话，人们就会受不了。
思考题
既然经济学的分析指出，价格管制带来那么多不好的后果，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还屡屡实施价格管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赞成价格管制？
以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实施火车票的实名制，只要实施了实名制，买火车票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现在已经实施了实名制，我们看看火车票价因此涨了还是跌了呢？
政府通常都采用后者，把钱直接交给学校。这时学校要讨好的对象就是教育管理部门。而教育质量如何、学生和家长是否满意，则很难说。
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房租管制延续到了今天。例如纽约，到今天为止还有房租管制，很多房东一直在抗争，想要政府取消这种价格管制，但一直没有成功。
理论是灰色的，真实故事常青。考察古今中外的价格管制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中，政府经常不给穷人钱，而是给他们实物；或者不给他们实物，仅仅是对那些实物，例如住房、面包、牛奶等，实施价格管制。
对这个问题，周其仁老师在他的《改革的逻辑》这本书里，有过这样的评论：“全盘私有化，听上去很过瘾，但这种主张看轻了制度变迁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中都寸步难行。”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穷人，原因有很多。第一，如果给穷人钱，政府自己必须先有钱。政府自己找钱的本事不大，只能印钞票或收税，但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而实施价格管制，好处在于自己不用掏钱，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就算把好事做了。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官员比较乐意干。
哈佛大学有两门公开课最受欢迎。一门是道德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讲的道德公正课，另外一门是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g Mankiw）讲的基础经济学。他们两个的思维角度非常不一样，在校园里碰到时，两个人有时候还会抬杠。
帮助穷人：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
地震能摧毁房屋，但不能制造短缺
我们说经济学其实并不难学，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经济学的难，是难在运用上：难在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难在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都没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路就会发生改变。可见，这些人没有养成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
但这个改革并不顺利。1988年第一次“价格闯关”，政府决定放开价格，消息一传出，人们开始抢被单、抢暖水瓶，甚至有抢火柴的，有人买了500盒火柴放在家里，后来发生了火灾。结果第一次价格闯关失败，整个放开价格的行动停止了。过了好多年，价格才慢慢再次放开。
到了1946年，旧金山开始实施房租管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同样一份报纸，上面出租房子的广告大幅减少，求租的广告则大幅增加。1946年求租房屋的数量是1906年的300多倍。
这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张五常在他的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两个命题。
美国有很多大城市曾经实施过房租管制，有些还延续至今。三位诺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写了一本书，名为《房租管制：神话与现实》（Rent Control: Myths and Realities, 1981）。这本书非常有趣，记录了美国房租管制中很多事与愿违的现象。其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书中穿插了好多张破败房屋的照片（见图4–1、4–2），这些房屋有些是在房租管制下被“充公”而年久失修的，有些是九_九_藏_书_网在战争年代被炮弹炸毁的。令人吃惊的是，二者破败的程度，读者如果不看书末的说明，仅看图片是分辨不出来的。
最后哈门先生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但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没有审理这个案子，而美国各地的房租管制还在继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买不起火车票。这种观点也值得推敲。一个农民工跑到北上广深来工作，他一天的工资如果不到100元，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些年里已经上涨了，因而哪怕火车票的价格随着市场的需求波动，他因此而多付的钱可能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资。
在权衡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之后，我们发现，要真正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货币补贴是更好的选择，不仅浪费更小，效率更高，而且还给穷人更多的选择。
价格管制下的“电话追拨器”
当然到今天，人们又进了一步，开始使用网络刷票软件。但不管怎样，经济规律一直在显灵。那就是：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其他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而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是按其实施的难易程度被依次采用的。
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天的火灾。整个城市的建筑有一半被地震或者大火摧毁，40万人口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家园。整个城市的住房一下子少了一半，这时，这个城市会不会出现房屋短缺的现象呢？
实名制让火车票价格更贵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建议
不承认火车票是商品属于鸵鸟心态
甚至有一些房东愿意把自己的老房子推平，重新再建一栋。重建时，就不再建民用房，而是建仓库或者办公室。长期的效果是，民用房屋的供给更少了，民用房屋更贵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城市化高度发展，每到春运期间，大量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回乡，这时就会产生春运的高峰期。
第038讲 最省事儿地违反价格管制
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这个问题，就是一块很好的检验人们是否建立起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的试金石。
经济改革：果断与沉稳的拿捏不容易
而每当价格受到人为干预时，就会出现价格以外的竞争，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短缺或者过剩。但短缺或过剩究竟会引发哪些类型的竞争呢？
思考题
大学把补贴学生的住宿费直接交给学生，然后由市场提供宿舍，学校不再负责。你赞成还是不赞成，原因是什么？
解除价格管制让商品在一夜之间重回商店橱窗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桑德尔教授的一个策略，是不断地提问题，但从不给答案。他没有回答一个其实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由钱来决定，人们竞争一种稀缺的资源，应该凭什么？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责怪黄牛党，认为火车票价之所以高，是被黄牛党炒高了。但如果黄牛党真能随便涨价，把自己想要赚取的部分随意转嫁给乘客，那他们为什么不把价格抬得更高一点、再高一点呢？
物资匮乏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凭票领取生活必需品。本来残疾人领到的票可以多一点，但由于物资实在是太匮乏了，断一条腿的人都不能算是残疾人。德国1947年的货币发行量是1936年货币发行量的5倍，而德国1948年的生活指数，仅仅是1938年的30%——钱多了5倍，生活指数却降到了原来的1/3，可见价格管制的后果多么严重。
第040讲 美国的房租管制
春运火车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尾巴，是习惯了市场经济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本。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基本的必需品——包括水、电、旅馆、粮食和药物——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我们的生活会倒退到什么程度。当然，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逐渐普及，它们的票价从一开始就定得足够高，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不足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事实上，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过去中国人离开家乡，就很少回去，更不可能每年都回去过年。我们现在之所以每年过年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学在外的留学生很多年没有回家，其实也一样能过年。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可以是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事实上，春运综合征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很多年，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价值耗散
公交补贴：把钱交给公司还是交给市民
第039讲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还有一种观点，把问题归咎于我国铁路部门的运力不足。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我们要想想，每到春运期间，我国就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亿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快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回到原先的地方。
补贴穷人，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是补贴那些商品的提供商；二是以货币的方式，直接补贴那些受益人。前者补供方，后者补需方。两种办法，效果迥异。
哈门先生有一幢楼，自己住一层，楼上几层都用于出租。而楼上的租客，由于受到房租管制的保护，交的租金只是市场价的60%左右。
大部分经济学家总是相信，给穷人钱比给穷人食物，对他们的帮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