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337—361年在位)
高卢的复兴
罗马帝国在元首制时代,行省出身的有志之士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元老院元老,而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则希望能当上地方议会的议员。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开放的人才政策,为那些退役军人以及解放奴隶开辟了担任地方公职的方便之门。然而,到了帝国后期,这些公职却让人们敬而远之。于是戴克里先皇帝及其后继者君士坦丁大帝实行了职业世袭制,规定必须子承父业,不得抗拒。这一政策从而衍生出一种帝国后期特有的逃税手段。
副帝的减税政策最先从“人头税”开始实施,从原本的25苏勒德斯(Solidus)减至7苏勒德斯,这可谓是一项大胆、创新的税制改革。相信它对激励民众的劳动意愿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高卢及其周边
消除了蛮族的威胁,民众的生活开始好转。虽然环境不比从前,但日常生活还是在一定程度得到了保证。统治者要做的就是提振人民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尤里安决定从公正执法和公平征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革。由于裁判制度已彻底瓦解,所以对公正执法的成效不能有过分的期待。好在皇帝同时也是最高裁判长,他可以通过监督,逐步进行改善,而对税赋制度,就必须推出十分明确的政策方针。
生活安定了,民心也随之安定。要重新恢复安全保障系统的功效,除了军事防卫之外,民心安定这股软实力也必不可缺。时隔150年,尤里安在高卢恢复了这个罗马人传统的综合安全保障的哲学。
失去撒路斯提乌斯这样的顾问,的确让我苦不堪言。我现在只有一边尽责一边祈祷能有机会再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我连是否会有人来接替他都不清楚。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我很愿意与他同心协力。我也想尽可能地利用这段凡事必亲力亲为的特殊时期,多做些好事。现在我只身一人,可以自由地推动有益于民的政策。虽然这只是长年笼罩着的乌云露出一小块缺口的短暂之时。
因为喜爱而做出的选择,只是忠实于个人的意愿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并没有包含他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尤里安选择哲学,纯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但是,在成为副帝之后,他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他人依托的存在。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一个人发现别人需要自己时,会感到十分欣喜。24岁的尤里安首次尝到了这种喜悦。
如果把税制的认知看作一种哲学的话,九-九-藏-书-网那么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的税收哲学就是,“国家”根据税收金额,办力所能及的事情,“地方自治体”尽地方政府之责,这两个“公家机关”不曾涉及的领域,则交由私人打理。这个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遍布帝国各地的罗马道路网。国家建设的道路有8万公里,地方自治体建设了15万公里,由私人铺设的对外开放的道路则达7万公里,它们共同组成了罗马道路网。此外,道路的运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维护,这方面也是根据上述的三种形式进行的。打个比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身作则捐出私财,全面改建了通往北方的主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某个由奴隶翻身成为新贵的人就会效仿皇帝,捐出一部分钱来,作为通往南方的阿庇亚大道的某个路段的维修费。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中已提及,帝国后期的税制结构是与元首制时代背道而驰的。
尤里安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重建遭到蛮族破坏的主要城市,包括里昂、欧坦、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诺伊斯和克桑腾。除了里昂和欧坦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城市。因此,重建这些城市,也就等于再次巩固了“防线”。除了上述的城市之外,尤里安还修建了十几处城防要塞,重新派驻军队进行把守。
但是,糟糕的现状并没有让皇帝改变税收制度。官员们在皇帝要求弥补税收不足的压力下,自然地就会巧立名目,以特别税、附加税等名义另外征税。
当时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对副帝的功绩颇为认可。作为援助,给他送去了2000罗马磅(libra,相当于650公斤)的白银。尤里安用这些白银支付了拖欠士兵的薪饷。
尤里安的责任感以及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亢奋,可能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成为副帝之前,只是一个学习哲学的门徒。他因为喜爱哲学,才选择了这条路。24岁之前,他肯定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成为副帝。
第二,公正地征税。在征收的过程中,执行者往往会对有钱有势的人网开一面,却对低收入群体严厉苛责。尤里安以严惩的方式让执行人员不敢厚此薄彼。
帝国后期,士兵以及行政官僚的人数倍增,国家开支原本就庞大,如今又多了教会这样一个免税的特殊阶层。农业是古代国家的主要产业,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一带,由于常年遭受蛮族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降低,最终结果就是税收不足。
尤里安为政时期,元首制时代的三大支柱体系藏书网已不复存在。他手上拿着的是官员呈报上来的增税提案,内容充满了官僚味,实质上就是一个名称好听的特别税。报告指出高卢的局势不稳,连带影响了不列颠地区的税收,要改善现状,除了增税别无他法。官员们试图逼迫副帝接受提案。
尤里安下令建造了600艘新的船只,一半属于军用船,用来打击海盗,剩下的则作为运输船,将不列颠的物产重新运来高卢。歼灭横行在多佛尔海峡的蛮族,就等于连带铲除了从北海威胁高卢北部的敌人;把不列颠的物产运往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通路,除了横贯高卢的陆上公路之外,如今又重新开启了北海—莱茵河的水路;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重建,意味着莱茵河航线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尤里安的这一系列措施,用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
元首制时代的繁荣归功于罗马帝国广大的经济商圈的形成,然而它的先决条件在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如今的高卢,北方的蛮族不仅越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更有部落从北海登陆。这些人拥有高超的行船技术,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了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多佛尔海峡。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交流受阻,就是因为有这些蛮族海盗的出没。
不久,撒路斯提乌斯的长官职务遭到解除,调回米兰。他是尤里安在军事和内政上最好的顾问,也是副帝在皇宫中能够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尤里安虽然保住了脑袋,却失去了左右手。这无疑是宦官们在背后操作,他们的手段一向阴险毒辣。对于这一股黑暗的宦官势力是放任还是制止,完全取决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可偏偏他又不是一个独立自主、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世上有一类人,对别人做出的成绩总喜欢半褒半贬,他们借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没有勇气的人,而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其中之一。
在大胆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尤里安又下令整顿高卢东部的农耕地。土地本身并不能成为生产力,必须配以相关的灌溉渠道、防洪堤坝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于蛮族的侵略和内战,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有5年以上无人问津。莱茵河西岸一带土壤肥沃,只要这些土地重新变回农耕地,就会出现丰硕的成果。在尤里安看来,振兴高卢的关键是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
尤里安是副帝,所以他也不能将高卢的内政管理与军事防卫两项职责完全分开。当然,他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春秋两季把精力放在对付蛮族的战役上,秋末到第二年的开春之前这段不适合打仗的时期,则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政事务上。这种机动性的调整,也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安排,对于统九九藏书网领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地区的尤里安而言,仍然需要同时关注着军事和内政的发展形势,否则会有其中一方拖垮另一方的危险。
半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公职体系始终是担任行政的文官(civilian)与担任军事的武官(military)界限分明,各司其职。然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是遵循了元首制时代的做法,同时身兼文武两职。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如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日常生活就不可能维持。即使是在现代,军队的最高负责人通常都是由总统或总理兼任。在古罗马,无论是共和时代的执政官,还是帝制之后的皇帝,向来都是统揽军事和民事。
另一方面,那些对尤里安拒绝征收特别税、干涉内政而深感不满的官员,不时地向君士坦提乌斯打小报告,搬弄是非,而君士坦提乌斯也愿意听取他们的谗言。
尤里安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增税案,并立即施行了以下几项政策:
这位年轻副帝的作为不仅在军中赢得了声誉,在民间同样深得人心。或许是人民对未来重新产生了希望,高卢地区甚至连出生率也节节攀升。
幸好尤里安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失去了撒路斯提乌斯这位得力的助手,但他并没有退缩。公元358年到359年的尤里安又一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胜利之师永远不缺志愿者,他的军队从一年前的1.3万人增加到了2.3万人。这一次他们痛击了盘踞在莱茵河下游、频繁侵入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将他们逐出高卢,退回到河对岸。不仅如此,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东面的根据地也遭到了尤里安率领的罗马军团的致命性破坏,几乎尽毁。曾经称雄莱茵河东岸的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这两大部落,经历了罗马军团的大扫荡之后,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从此再也不敢靠近莱茵河。
尤里安选择巴黎越冬的目的,可能是他在彻底打败阿勒曼尼人、获得斯特拉斯堡会战胜利之后,想去解决不列颠的问题。不管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带着军队和行政官员们,不断地将政府的根据地向北迁移,想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手下明示自己的政策——先剿外,保障安全,然后着手整顿安全地区的内政,最终使高卢地区乃至整个帝国西方得到复兴。如此大业也只有身兼军、政两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才能胜任。
第三,非但不增加特别税,还减轻现有的税赋。尤里安认为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高卢东部地区遭受蛮族的破坏使生产力降低。如果继续推行新的特别税政策,那么即便是击退了蛮族,恢复了和平,也无法带动地区经济的繁荣。相反,采取减税的政策会刺激当地人民积极劳作的意愿,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看到税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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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实际成果。这就是尤里安的税收哲学。因此,罗马帝国后期的税收制度非但不是简单明了,反而日趋复杂,从广泛的薄赋变成了狭隘的重敛。在这种税制下,个人还怎么可能积极地去参与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昔日之所以是国家经济三大支柱之一,那是因为那些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功缘自社会提供的机会,所以才会以捐赠的方式来作为报答。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回馈社会。无论是凯旋将军还是皇帝,甚至解放奴隶,曾经都有着同样的回馈社会的理念。
尤里安的战略是先将侵入国内的敌人赶出国境,紧接着进攻到敌方境内,摧毁他们的根据地。从公元356年开始,他用了4年的时间达到了目的。莱茵河沿岸仿佛回到了元首制时代,再次成了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防线”。元首制时代被称为铜墙铁壁的“防线”,并不是单纯地仅靠士兵守住基地、击退来敌,罗马军在防守的同时,频频越过防线,攻入敌区,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才形成了所谓的铜墙铁壁。尤里安在公元357年、358年、359年的三年里,三度跨过莱茵河捣毁敌人的老巢,元首制时代的军事战略,多年之后得以重现。
24岁时来到高卢的尤里安,在这里迎来了28岁的生日。他在20岁之前一直过着实为囚徒的生活,虽然兄长加卢斯成为副帝使他获得了自由,但只是做一名哲学门徒,不要说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就连带少量士兵的经验都没有。在政治方面他同样也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获得成功?这个问题让很多史学家百思不解。为何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在突然被擢升为副帝之后,能够做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成就。对此,大多数人的观点是认为他潜藏的才华得到了发挥。通常要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才能引发深藏在体内的能量。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成就了他呢?
然而,从历史学家们称为“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开始,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有的税种都由国家统管,税额也做了相关规定。地方自治体的功能只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向纳税人征税,再将征收来的税金上交国家机关而已。不仅如此,如果税金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地方议会的议员们还必须承担自掏腰包填补缺口的义务,因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这个制度给社会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难道我不应该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让他们免遭皇宫内那些除了横征暴敛一无是处的强盗的伤害吗?战场上,一个放弃战斗的大队长会被处以死刑,剥夺为其举行葬礼的荣誉。拥有神圣高贵的地位和更为重要的责任的我,如果放弃了职责,应当受到如何的惩罚?如果是诸神赐予了我这个机会,那么我相信他们会引导我,守护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我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九九藏书
正因为实行了“国家”(res publica)、“地方”(municipia)、“私人”(privatus)三足鼎立的制度,罗马国家才能长期保持直接税10%、关税5%、消费税或者说营业税1%的稳定税率。奥古斯都的税收哲学是制度简单明了、征收范围广,但税赋轻,因此才能贯彻落实。
我个人认为,是对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亢奋。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学生时代的友人写过这样一封信:
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我还能做别的事情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保证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人在这里,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第一,杜绝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目前的经费。政府机构中到处存在着浪费的现象。无论是军方还是行政部门,一旦机构扩张,就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力量,开始增加无用的部门和费用。尤里安下令大幅度地精减人员和费用,他本人以身作则,坚持素朴的生活方式,他以适应高卢的冬天为由,拒绝在家中使用暖气。
亢奋感会给年轻人带来力量,做出那些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一介哲学门徒竟然可以打赢战争,曾经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可能的。当年轻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获得的喜悦和自信是无与伦比的。亢奋就是情绪高昂,这多发生在人生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时这些事情又为他人带来了幸福时,他们将会视之为使命。我想大概就是这杯责任感与亢奋感混合的鸡尾酒,让尤里安醉心于此。
在公元356年到357年最初的两年间,他集中精力歼灭了侵入莱茵河西岸的阿勒曼尼人;然后,从公元358年起,他将战线转移到莱茵河的下游地区。我们从他选择的越冬地点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策略,第一年在维埃纳,第二年北上前往桑斯,第三年继续往北,将冬营地定在巴黎。
原本只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尤里安奇迹,因为某个事件,延伸到了山脉的东面。事情发生在他赴任高卢第五年,即公元360年,24岁成为副帝的尤里安,此时29岁。
这个手段就是为了逃税而转行担任神职。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位皇帝,对基督教实施了免税的优惠政策。地方上的权贵们像雪崩一般纷纷加入基督教的真正原因正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