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仕与隐
6、替天行道
一旦“抢”到了天下或“偷”到了天下,当然就要完全地占有天下和放纵地享受天下,搜刮天下之财以供自己挥霍,强征天下之民以供自己役使,霸占天下之女以供自己淫乐。一登上了龙庭,一窃踞了高位,马上就撕下了当年“救民于水火”的幌子,很快就忘记了早先“解民于倒悬”的许诺,人民刚出狼窝便又入虎口。
“人道”何以总是反“天道”而行之,处处损不足以奉有余呢?
那么,什么是“天道”呢?打个比方说吧,天之道很有点像张弓一样,弦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弦低了就把它调高一点;弦长了就把它缩短,弦短了就把它加长。可见,“天道”的本质就是减少有余以弥补不足,它所强调的是公平与公正。
这样“替天行道”的使命就只有通过那些被宰割被奴役的穷苦百姓来完成,他们被逼向绝境就置于死地而后生,以“打家劫舍,抢富救贫”来换取社会的公平,以武装暴动推翻暴君来恢复人间的公正。
而“人道”则恰恰相反,它减少不足以供奉有余,剥夺赤贫以养肥阔老,正是“人道”破坏了人间的公平、公正与公道。
“替天行道”既是明君推行仁政的宗旨,也是昏君滥杀无辜的借口,更是农民起义暴动的旗号,《水浒传》中那些梁山泊好汉们起义旗帜上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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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替天行道”。不幸的是,以暴力的手段实现公平和公正,常常给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震荡,使大地上血流成河。打家劫舍的结果不是使所有穷人脱贫,让人人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使大多数富人倾家荡产,使人人都变成一样的穷光蛋。
(参见原第77章)
只有体“道”者才能自损其有余以供给天下不足。他们无私无己而与“天”合其德,无欲无为而与“道”同其体,这时候“人道”与“天道”二者就可能统一。他们出仕不是为己自肥而是为国献身,不是求一己的享乐而是求人九-九-藏-书-网民的福祉,借用范仲淹的话来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居者无屋自己就睡不安寝,天下百姓挨饿自己就食不甘味。
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以后,就开始了统治者对弱小群体极不“文明”的掠夺与榨取,不管国家是“兴”还是“亡”,不管社会是治还是乱,下层人民永远是被宰割、被奴役、被盘剥的对象,就像元代作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说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且不说“乱世的百姓不如狗”,就是生在“太平盛世”也照样是“饿殍遍野”,如宋代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所描写的惨景就发生在北宋的“太平盛世”:“十有七八九-九-藏-书-网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盛世”总是统治者的“盛世”,它从来就不属于下层百姓,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首先遭殃的却是下层百姓,权贵甚至还可以在灾害和动乱中大发横财。杜甫的名作《岁晏行》就是写于“万国城头吹画角”的战乱时期:“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无富也就无所谓贫,无贵也就无所谓贱。不知道什么是偏心天下就自然公正,不懂得什么是利己社会就自然公平。
这主要是由于“人”很难像“天”那样无欲无为、无私无己,九九藏书无欲无为才能公正,无私无己便会公平。不少野心家混入官场或走上疆场,拼命“打天下”或“抢天下”,为的就是将来好自己“坐天下”。所以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愤激地说:“狼盗狗窃鼠偷,死者不瞑目。”所以见惯了改朝换代的古人辛辣地说:“乾坤大半属偷儿。”
在日常生活中,见得更多的是富人为自己锦上添花,难得看到人们为穷人雪中送炭,因而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极少数富翁富可敌国,大多数人则一贫如洗,露宿街头。
王夫之曾深有感触地说:“唯弓有‘高’‘下’,而后人得施其‘抑’‘举’;唯人有‘有余’‘不足’,而后天得施其‘损’‘补’。夫自损者固未尝无损,而受天损者其祸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