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的故事
最后通牒
朱利安尼认为证据太少,提供得也太晚。他宣布将继续指控琼斯作伪证。
后来朱利安尼告诉《华尔街日报》说,他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对索普采取进一步的直接行动。索普告诉我说:“我对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想法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去那里根本没有好处,却有一堆坏处。坏处就是我可能会激怒出于报复心理冤枉我的那个被告。”他说不出庭作证的决定“只是一次谨慎的运算”。
被告律师杰克·阿瑟诺(Jack Arsenault)也声称贝尔德告诉过他政府对指控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德崇证券。据推测,贝尔德可能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合作,那很好。如果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会公事公办,不再理会你们。”这一评论同样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同时刊登的还有贝尔德对这些话的否认。
朱利安尼为此大发雷霆。他告诉林奇,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诉讼,他会站在被告这边,支持撤销案件的动议。
里根说:“我账本上记的都是你的头寸。”换句话说,德崇证券为普林斯顿置存了股票,现在普林斯顿–纽波特为德崇证券置存美泰股票以示回报。尽管这项交易听起来很神秘,但比检察官正常期望的要清楚得多。这一定会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的。
索普收到过一次检控小组打来的电话,他们想让他来纽约作证。
实际上,米尔肯为戴玛托在比弗利山庄主持了一场基金募集活动。德崇证券的投资银行家们捐助了约7万美元。戴玛托是参议院下属证券委员会成员,他正在考虑对垃圾债券行业进行改革。
索普99lib.net说:“如果我去,我将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
检察官的回答是:“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朱利安尼的独奏曲也险些变成二重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对内幕交易进行平行调查。勒文和博斯基的大部分犯罪证据都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外出搜集来的。7月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盖里·林奇(Gary Lynch)给朱利安尼打电话,宣布他准备对米尔肯采取行动。
她并不知道政府掌握了置存交易的谈话录音带。休庭期间,检察官提醒琼斯的律师说,他的客户在冒险作伪证,而豁免权只适用于过去所犯的罪行——因此这种向大陪审团撒谎的罪行并不能被豁免。
朱利安尼办公室调查了税收欺诈、邮件欺诈和电信欺诈案件后发现,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在1985年和1986年的税收申报单上无意中对一些收入进行了重复申报。而过度申报的收入将近400万美元。股票置存交易导致少报收入额为1300万美元。会计差错并没有减轻控罪的严重性,但却让普林斯顿-纽波特的纳税人看起来像是一群枪法不准的流氓。后来该基金公司申请(获得)退还这笔溢征税款。
8月1日,政府给丽莎·安·琼斯和她的律师布莱恩·欧尼尔(Brian O'Neil)播放了普林斯顿–纽波特的录音带。第二天,欧尼尔写了一封信说听过录音后琼斯恢复了记忆。她确实参与了交易,而且这些交易是逃税计划的一部分。她至少与一名普林斯顿–纽波特员工讨论过此事。
在一段对话录音中,里根和纽伯格正在争辩美泰置存交易的问题。纽伯
九_九_藏_书_网
格对里根说:“我为你保留了大量头寸,以防你失败。我向你要的只不过是我的成本费。”在对普林斯顿–纽波特进行突袭时,朱利安尼正在对他的下一步职业生涯进行规划。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阿方瑟·戴玛托(Alfonse D'Amato)一直在敦促他与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竞争参议员位置。朱利安尼告诉《纽约时报》:“我认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参议员。我绝对可以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做好这份工作。”几周后,他又变卦了:“在我确定找到合适人选接替我的工作之前,我不能离开现在的岗位。”
1988年仲夏,朱利安尼宣布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案件进行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指控。这是有组织犯罪法律第一次施用于证券公司。在他频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次朱利安尼指出,根据《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起诉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并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方式”,而是“当我们认为犯罪级别达到这个范畴时”就会采用这种方式。
根据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的查尔斯·扎赛克的律师保罗·格兰德(Paul Grand)所说,朱利安尼最初时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威胁称要以集团诈骗罪起诉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除非该公司至少有两名高级职员为政府后续的另外两起调查案作证。
政府对此早有准备。他们授予她豁免权,迫使她不得不发表证词。琼斯否认曾进行过任何股票置存交易。
正式起诉将使德崇证券有权利查看政府掌握的证据。朱利安尼认为这将会九_九_藏_书_网降低让米尔肯的一些亲密合作伙伴作证指控他的可能性。也意味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处于聚光灯下,而不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朱利安尼正在考虑竞选纽约市长。作为身处一座高度自由的城市中的共和党人,如果他肃清了华尔街,那么将在竞选中获得重要的政治优势。
格兰德说如果你不知道他指的是迈克尔·米尔肯和罗伯特·弗里曼,“那你就是个傻瓜”。
尽管索普并没有被控任何罪名,但他的对冲基金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指控案件的阴霾下,基金的投资者想要退出。1988年12月,索普和里根解散了合伙公司。资金结算都返还给了投资者。
朱利安尼最担心的是华尔街的调查会土崩瓦解。能将迈克尔·米尔肯定罪将是他作为联邦检察官取得的最高成就。只要朱利安尼的继任者能够坚持到底,他就可以在剩下的职业生涯中享受自己的成就,无论这将给他带来什么后果。
里根出现时,无论衣着还是举止都充满了挑衅。他身穿休闲服,戴着一顶写着“SHIT HAPPENS”(倒霉事时常发生)的帽子。听录音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布鲁斯·贝尔德让詹姆斯·里根到他的办公室来,他想要给里根播放录音带。贝尔德希望录音证据能让里根出庭指证弗里曼和米尔肯。
经过德崇证券提供的律师们为期两天的培训,丽莎·安·琼斯在1988年1月11日来到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藏书网质询。她请求给予更多准备时间,此请求获得批准。两天之后她再次返回,她几乎立即就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作为申辩武器。
8月下旬,大陪审团重新对里根和其他4名普林斯顿–纽波特员工进行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指控。这4名员工分别是:杰克·拉比诺维茨(Jack Rabinowitz)、查尔斯·扎赛克、保罗·伯克曼和史蒂夫·斯摩瑞奇(Steven Smotrich)。同样被指控的还有前任德崇证券垃圾债券交易员布鲁斯·纽伯格。
两位合伙人商量希望里根在洗清罪名之前先辞职。但他们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索普说:“我个人认为他是害怕我会趁机偷走公司,然后他就再也回不来了。其实他不了解我,所以他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林奇大为震惊。朱利安尼冷静下来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不,他当然不会妨碍证券交易委员会办案。后来,林奇同意再等一等。
由于《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从未被用于指控证券公司,因此具体该如何实施并不是很清楚。政府只有权冻结被控犯罪的人的财产,还是连未被指控的合伙人和投资者的财产也可以冻结呢?这就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冻结哈佛捐赠基金或者惠好养老基金的担忧。里根的律师西奥多·韦尔斯(Theodore Wells)称《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的施行“令人恐怖”。“似乎很明显,里根先生正被当作象棋中的小卒在巨大的棋盘中摆弄。”
里根无话可说,然后离开了这里。他清楚地告诉朋友们说自己绝不会做叛徒出庭作证。弗里曼是他的大学室友,米尔肯是他长期的合作伙伴,因此根本没有九九藏书办法给他定罪。因为指控“太复杂”,以至于陪审团也无法理解。
为了能够调用《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必须要证明确有犯罪行为发生。政府的最有力证据是录音带,但录音带的日期仅到1984年12月。或许有理由相信股票置存交易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假设不能作为证据。
索普当然清楚公司采取的激进的税务手段。但他说他对为了转变信用要求而进行的股票操纵和置存交易一无所知。他把责任推到功能失调的合伙关系上。提到他和里根的关系时,他说:“我们俩真的沟通得不好,这可能就是大厦倾颓的原因。如果我们的沟通没问题,如果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越来越激进大胆,越来越接近我敢想象的极限,整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但不是每个潜在的继任者都和他拥有同样的指控华尔街腐败的热情。作为朱利安尼的良师益友,戴玛托已经吩咐自己的律师麦克·阿姆斯特朗(Mike Armstrong)去物色可能的人选。阿姆斯特朗比较青睐的候选人是奥托·奥伯梅尔(Otto Obermaier)。奥伯梅尔和阿姆斯特朗都在《国家法律评论》上发表过猛烈抨击朱利安尼采用严厉手段对付证券公司的文章。阿姆斯特朗是有理由抱怨的:在德崇证券调查过程中,他是洛厄尔·米尔肯的代表律师。似乎阿姆斯特朗和戴玛托认为适合接替朱利安尼的所有律师都做过德崇证券人员或者其客户的代理律师。
2月8日,朱利安尼宣布不会竞选参议员。他说:“我现在离开岗位是不对的,无论另外一个岗位或机遇多么诱人,因为这将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