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统治工具
在这里重复一下,君士坦丁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未将它列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没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正因为如此,对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之一。换句话说,即使有人因为星期天可以休假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改教,也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没有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看得这么严重。
如果说这个思想的运用,仅从有血缘关系的子嗣继承来说,君士坦丁花费如此心力巩固的“统治权神授说”,在他儿子这一代就走到了尽头。然而这种“观念”却长久地被保留了下来,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法国大革命为止。这种“观念”能够如此长寿,归根结底,是因为对统治者来说,决定统治权力的不是人类而是天神的理论,对掌权者极为有利。
君士坦丁也知道,政局稳定是维持帝国存续的关键。可是他在任内,在军事力量分配上,不是以帝国边防线为重点,而是注重强化他个人领导的兵力。因为他视个人家族存续优于政局稳定、帝国利益,所以他才会被称为第一个中世纪君主。
话说回来,顾问能发挥的影响力也有限。顾问的建议如果不能获得采纳,那也只是纸上谈兵。建议能否实现,全凭掌权者的态度。如此一来,由谁提出何种建议,并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掌权者能否接受这些意见。而在历史上,最终做出类似“渡过卢比孔河”这样重大决断、将古代和中世纪分隔开来的,还是君士坦丁本人。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深陷危机的首要原因,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皇帝撤换太频繁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戴克里先构思实施了“四帝共治制”。遗憾的是,这一政策也很快夭折了。导致这一政策快速崩盘的人物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想必早就看穿“四帝共治制”并不能消除政局动荡的现状。他野心勃勃,试图与元首制时期的皇帝一样,一个人统治整个帝国。
免除教会活动中在一线工作的神职人员的公务及赋税
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生。可是,这两个人是把罗马帝国变成了另一个帝国,才维持了罗马帝国的名义。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存在,也许帝国早在公元3世纪末就走到了尽头。
主教被视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受托拥有传达耶稣基督和十二使徒的旨意、教育引导信徒、统领信徒等权力。而且,他们除了上述权力,还具有对有助于传播基督教或在传播基督教上做出贡献的人物,赋予其神圣正统性的权力。
君士坦丁的遗体没有按照传统进行火葬,而是直接运到君士坦丁堡,埋葬在他身前修建的“圣十二使徒教堂”。原本罗马是历代皇帝的埋骨之处,如今连这项功能也没有了。
不过,君士坦丁还是做了个小动作,他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以向上帝祈祷为由,http://www.99lib•net在星期日放假。至于异教徒官兵,星期天也要和其他日子一样接受训练。
自从统治和领导的权力不是由“人类”赋予而是由“神灵”赋予之后,让历代罗马皇帝头痛不已的问题一下子都不见了。
而且除了上述项目,主教还成为那些不堪重赋的纳税人在请求皇帝的征税官手下留情时,唯一能请求斡旋的对象。这可不是君士坦丁制定的政策,只是既然主教的权力如此之大,想必人们都会认为,说不定主教有办法让税金减少一点。
身为皇权监督机构的元老院,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因为掌管监督者的功能必须有赋予掌权者权力的资格才能拥有。
查理曼大帝加冕仪式(油画)
因第一个书写《基督教会史》而声名远播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曾经很痛心地写到,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但是,如果等待个人自然提升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想必要把信教者从“少数”发展为“多数”,又要花去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光是从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上,到基督教得到承认,就花了300年的时间。如果在其中随个人和行业掺杂些“利益”存在,不就可以让“少数”变为“多数”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吗?这些政策与笼络主教的政策相同,都是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巧妙战术。这样卓越的政治手腕,说明君士坦丁满足了从政者最重要的条件,即对政治现实的敏锐。
读了这段文字,我心里感到很愉快。原以为我已经充分理解古代基督教顺应时代的能力,以及在对应罗马人观念时表现出的弹性,在作品中也陆续提及,可是没想到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本人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用非宗教观点叙述历史,那如果我想得到基督的救赎,说不定也可以选择在临终时接受洗礼了。不过话说回来,一生忠诚于基督教的人,与临终前补票上车的人,最后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平等的吗?
但是,如果要一个人统治国家,就必须另外构思一套不但有效而且能长期维持效力的新施政体系。这既不是已经证明无法发挥效力的“四帝共治制”体系,也不是随时可以通过暗杀方式撤换皇帝的元首制体系。
所有这一切,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打发。“你们会受我和我儿子的统治,并非因为你们的意愿,这是你们信仰的至高天神的意愿。”换句话说,只要表示“一切都是天神的旨意”就好。
“君士坦丁皇帝,愿您获得诸神护佑!”
当时的基督教会组织不像现在的天主教会九*九*藏*书*网那样,官僚制度高度组织化,因此,主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简而言之,教区内的信徒要归主教管辖,因为主教是传达神意的人。现代的罗马教皇是由主教之上的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理论上,枢机主教投的票,是由“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告知“神意”后,投给符合神意的人选。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与枢机主教本人的意愿无关。在基督教会中,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因此,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交给获得神意的人掌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听取神意、传达给世人的,就是主教。
这一年,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突破了被称为“罗马帝国国防能力测量仪”的多瑙河防线。皇帝坐镇后方指挥罗马军队击破敌军,将投降的敌军编入罗马军中结束战争,这个过程共花了两年的时间。虽然获得最终的胜利,但这也表示君士坦丁无法阻止敌人突破国界侵入帝国内部的事实。
尽管罗马人一直对皇位世袭持怀疑态度,如今就算让多无能的儿子继承,也不需要费尽心思找理由了。
罗马传统诸神并不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因为多神教的神灵只是护佑人类,并不指点人类如何生存。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神灵,从性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这样,能够满足君士坦丁需要的神灵,就只能从一神教当中去找。因为犹太教一直维持着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地位,在公元4世纪时,能满足上述条件的一神教,只有以跨越民族差异为传教方针的基督教。而且在270年前,基督教势力还很微弱时,圣保罗就计划将基督教从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诸神,也就是传统的罗马诸神。这表示,即使在基督教被承认之后,对官兵而言,“诸神”还是比较亲近的存在。
在面对官兵时,君士坦丁没有表露出任何亲基督教的态度,也没有提出任何措施。因为君士坦丁知道,军队是维护皇帝权力的基础。如果做出有损军队支持的行为,会成为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的致命伤。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并不认同统治权由神授予的思想,所以既没有皇冠,也不存在加冕仪式。
修建教堂赠送给教会。
过去罗马公民作为权力者用来表达意见的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从此以后也只是单纯的娱乐设施。
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优惠措施。除此之外,君士坦丁还赋予主教在教区内的司法权。罗马帝国再也不是法治国家了。原本司法应该与宗教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就连在司法圈子里,基督教徒也占有有利地位。
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会在教理解释问题上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结果就是一再分裂,最后与古代大多数宗教一样销声匿迹。
然而,他们兴起的帝国也仅维持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如果这百年是与五贤帝时代九九藏书相似的百年,那么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值得。换句话说,如果这百年里,帝国边防线如铜墙铁壁,蛮族无法入侵;就连农民也能安心耕作,农业兴隆发达,百姓安居乐业;道路上的行人、车辆不用担心遭到盗贼袭击,治安良好;人员、物资在帝国境内自由交流;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高;选用人才的机制能发挥作用;政府广征薄赋;等等:那也无话可说。换句话说,就是享受百年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捐赠资产作为教会活动的资金来源。
公元330年5月11日,庆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在全力兼程赶工之下,短短6年时间,这座城市至少初步具备了首都应有的外形。如果说罗马是多神教的罗马帝国首都,那么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首都了。君士坦丁认为,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必须依靠新政体、新首都、新宗教来完成。当然,从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公元337年开春,君士坦丁率领大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亚细亚。因为在“四帝共治制”时期被罗马军队彻底击败而被迫讲和的波斯萨珊王朝,在事隔40年后再一次展开了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虽然君士坦丁已经62岁,但对手是波斯国王,还是需要他亲自出马。君士坦丁与以私通罪名被处死的皇后法乌斯塔生有三个儿子,现在分别是21岁、20岁和17岁。这个年纪还不足以承担与波斯作战的重责大任。除了儿子以外,君士坦丁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几个侄子。然而君士坦丁若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的话,就不可能让这些人有建功立威的机会。
每个人都必须遵从在上位者。在我们的教诲中,我们只认同上帝的权威。现实世界的权威都是受上帝指示形成。遵从他们,也就是遵从君临于现世权威之上的上帝。
这种制度实际上等于把政权交给没有任何意志的神来决定。这样,就需要某些有资格听取神意的人,将神意传达给人类。在基督教制度里,神意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的。而且,传达崇高神意的神职人员,不是日常与信徒接触的牧师,也不是在孤独环境中探究信仰的修道士,而是在召开以解释、整理、统合教理为目的的公会议时有资格出席的主教。这样,在基督教制度上,只有主教可以向人类传达“神意”,表示天神是否决定赋予俗世君主统治权力。如此一来,这要让主教站在自己一边,“神意”自然也会维护自己。如此一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就看怎么把主教拉拢过来。
虽然说君士坦丁到最后才补票上车,但他生前大力扶持基督教发展,其成果不是颁赠“大帝”的称号就可以形容的。关于这一点,查理曼是远远不及他九-九-藏-书-网的。有一位研究人员曾这样表示:
那么君士坦丁为了拉拢主教,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在绝对君主制盛行的17世纪,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都大力提倡“君权神授”理论。如果将其换成“现世统治权神授说”,那么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由比17世纪早了1300年的君士坦丁播下的种子。
加冕仪式是最能体现国王特质的地方。国王屈膝跪在传达神意的主教面前,作为神的代理人的主教,把经由神正统化的象征权力的王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国王头上。
权力的转移也会带来权力周边人口的转移。罗马的权力人士和富裕阶层纷纷移居到君士坦丁堡。在新首都完工的第二年发生的惨变,进一步加速了这种移居的进程。
可是,这之后的百年,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很多了解罗马从诞生到灭亡这段历史的人,心里都会浮现这样的疑问:“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生命做到这个程度吗?”尤其是在知道之后的中世纪是个怎样的时代之后,这种想法更甚。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着大多数虔诚的基督教徒惯例罢了,即他在现世既然必须沾染在基督教教义中属于重罪的恶行,那么干脆把成为基督教徒所需的洗礼,延后到想干坏事也干不了的时候举行。
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个程度了吗?
公元324年,在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米兰敕令》发布后的第11个年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的内战,以君士坦丁的胜利告终。在这场战斗中,失败被俘的李锡尼一方的官兵,对着胜利者君士坦丁这样高喊道:
“主教”一词,在后期拉丁语中叫作“episcopus”,后期希腊语称之为“episkopos”。在基督教逐渐渗透到社会的罗马帝国后期,主教是最受世人瞩目的阶层。
身为组织的领袖,最重视的是巩固组织并维持其存续。对主教来说,就是如何确保人力和资产,以便在教区开展宗教活动、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君士坦丁只要能保证这一点,并增加数量即可。
除了与自然打交道的时间多过与人打交道的农村外,基督教渗透速度最慢的就数军队了。在罗马军中,原本信仰太阳神或密特拉神的官兵就不少,而罗马军团已经习惯在统一行动时将个人信仰置于一边,大家一起参加为守护罗马帝国的罗马诸神举办的祭祀仪式。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君士坦丁临终时接受了原先反对“三位一体”论的阿里乌斯派成员、尼科美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的洗礼。不过留下这段记载的,不是为皇帝洗礼的当事人,即最佳目击证人——尼科美底亚主教优西比乌,而是同名但不在场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也就是说,这只是传闻。不过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是否真的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只怕没有那么重要。现代人也许会理解为,这是君士坦丁皇帝想在临终前对以前罪过进行忏悔的表现。不过,关于临终洗礼一事,还有其他的解释。1964年,由牛津出版的《晚期的罗马帝国》(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书的作者、研究后期罗马帝国历史的世界级权威琼斯(A. H. M. Jones)这样写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君士坦丁身边多了一位宗教顾问,名叫何西乌。关于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是西班牙南部城市科尔多瓦的主教,比君士坦丁年长,但具体年龄不详。目前没有任何文章或著作确定出自这个人之手,因此我们后人也无从得知这个人曾经以何种方式向皇帝提出过哪些建议。
但是,这时君士坦丁已经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来忙于争夺皇位和专制统治,将心力全数投入权力的取得和维持中,因而积劳成疾。结果一到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美底亚,就卧床不起了。在病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于5月22日过世,享年62岁。
解除对单身者不利的法令。因为那些不进入教会、以信徒身份积极参与福利活动的单身人士,对教会来说,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君士坦丁的政治敏锐度令人惊叹,他能意识到在现实世界,即俗世之中,把赋予君主统治和领导权力的对象由“人类”转为“神灵”的有效价值。如此一来,委托和剥夺统治的权力,再也不是属于“可知”的人类所有,而是属于唯一“不可知”的上帝。
罗马人历经了王政、共和、帝政等政体变迁,然而整个民族对世袭制度一直不太认同,或者说疑虑甚深。当初在王政时期,也是采用选举制。到了共和时期就更不用说了,类似于现代首相的执政官,也是经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即便到了帝政时期,罗马帝国的官方主权者也不是皇帝,而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和罗马元老院。皇帝只是受主权者委托行使权力的存在。因此,一旦皇帝让人觉得不值得托付权力,就会遭到暗杀。因为皇帝和一年一任的执政官不同,是终身制,所以要换掉皇帝,只有将他的肉体消灭。
另外,也有其他研究人员,不仅针对君士坦丁,而且包括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时期,即正好是我在本书论述的年代,发表这样的观点:
如果托付权力给掌权者的是“人类”,那么拥有剥夺掌权者手中权力、罢黜掌权者权力的,自然也是“人类”。但是,如果这项权力不是为“人类”所有,而改由其他存在掌控,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国王,大多是割据一方的领主协商之后,共同拥立其中一位领主为王。身兼主教的教皇与其他主教的关系,与封建时代的国王立场颇为相似。直到现代,罗马教皇依然是以引导身居罗马的信徒为第一要务的罗马主教。俗世中,与主教地位相似的职务,大概是州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