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306—377年)
领导层的变化
但是,到了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制时期后,元老院的作用也就完全不同了。带头废除王政的正是元老院的权威元老,因此在新的共和政体下,元老院也就必须担任主角。
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已经没有必要使出强硬的手段。只要剥夺了权力,其功能以及伴随这种功能而产生的自豪感,都会自然地消失。而现在只剩下“在战车竞速赛场上挥动白手帕宣布比赛开始”这项功能的元老院,只要放置不管就可以应对了。
政体转换成由元首或者皇帝立于统治体系顶端之后,在寡头政治这种金字塔式统治体系下,元老院的角色也不得不发生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回到了王政时期那种对统治的最高责任人提出建议或者忠告的机构。
如此一来,罗马元老院又多了一项储备人才之机构的含义。在共和时期,无论军政民政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而候选人全部是元老院元老。这种情况类似于现代国会议员组成政府的政体。
另外,元老院元老是没有薪水的。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在出身、财产和才能上享有优势的人,有义务借此为“共同体”奉献。因此,担任要职为国家无偿工作的人被视为“光荣的公职人员”。在罗马与迦太基展开殊死搏斗的布匿战争中,与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汉尼拔对阵还能获胜,就是因为,即使一般士兵只需轮九九藏书网班服役一年,但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元老院元老出身的将领,始终坚持战斗在最前线。而且,他们中大多数是没有机会活着看到战争获胜的。结果,司令官一级的折损率,反而比士兵一级的战死率还要大,这着实令人惊讶不已。但是,最重要的是,元老院把这个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共和时期的罗马在任何方面,无论政治、军事还是伦理方面的问题,都是由精英荟萃的“元老院”主导。
皇帝要治理国家,少不得有才华之人的辅佐,因此,必然要大力利用具有人才培育、储备功能机构的元老院。这并不表示皇帝在选派行省总督、军团长、救灾委员会负责人时,会仅止于利用出身于元老院世家、30岁就能获得元老院席位的元老。在罗马社会中,因出身于社会底层而进入讲求实力的军团,在那里出人头地后获得皇帝推荐,进入元老院积累政治经验后,再回到前线工作的军人,比比皆是。这些苦熬出头的人在经历元老院元老的工作之后,回到前线必然会进一步升职。
不过,任何组织都难免僵化变质。罗马在布匿战争获胜之后,走上地中海世界霸主的道路。这时元老院作为既得权力阶层的性质进一步强化。想必布匿战争的成功经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而且在这个时期,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的人数开始激增,每年在首都聚会一次,选举产生国家要职的共和制根基开始出现松动迹象。毕竟选举制度要受到选民阶层规模的影响。
在戴克里先的改革事项中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君士坦丁也都沿袭下来,其中之一就是元老院政策。就好像虽然建设了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依然保持罗马首都的地位一样,君士坦丁在新首都也任命了元老院元老,为他们修99lib•net建了名为“Curia”的议事厅,不过却没有拆除罗马的“Curia”。
经历共和制、存续到元首制时期的元老院,失去其固有功能的第一步,是公元260年加里恩努斯皇帝制定法律,禁止元老院元老调任军团司令官。
在王政时期,罗马还是数量众多的部族联合体。当时的政府聚集了多达300人的部族长老,设置了对国王提议或者劝谏的机构,这就是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因此,元老院的历史要从罗马建国的公元前753年开始起算。
“元老院”(senatus),和罗马大道一样,其最初的形态均出自其他民族,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罗马特有的事物。比如说,在波斯帝国老早就有一条石板铺设的大道,只不过是罗马人将它发展成道路网,变为向帝国各处输送血液的大动脉。在斯巴达和犹太也有长老会议,只不过罗马的元老院后来发展的方向与它们截然不同。
此外,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虽然也称为“元老院”,但实质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的元老院元老只是君士坦丁皇帝任命的、毫无实权的名誉称号而已。而元老院的情况也是最能象征后期罗马帝国的实例。要知道,罗马的元老院不仅在共和时期,就连帝政时期,也能按照罗马人的理念建构并发挥功能,在这一点上,等同于罗马这个国家本身。因此,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们认为,从戴克里先开始到君士坦丁奠定基础之后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罗马”的理由也正在此。
同时,在军团苦熬出头的人员,从此也失去了进入元老院积累政务经验的机会。在前途迷茫的公元3世纪,那些上台又下台的军人皇帝之所以在位时间都不长,原因只九_九_藏_书_网怕是他们虽是军事人才,却不懂得政务这一点吧。“全能人才”如果没有培育的机会,也就无从培养起。
比加里恩努斯皇帝的法律更彻底的,是戴克里先的帝国改造政策。由此规定的军务和政务完全分离的政策,使得元老院元老就此与安全保障这一国家头等事务完全搭不上边。当然,也就再也看不到在军中一路发展起来的人员进入元老院的事情。
第一,为国家培育、储备足以担当国家要职的人才。
只不过,罗马继承了“共同体”的观念,转型成帝制并不代表国家成为皇帝的私人物品。罗马依旧是以罗马公民和元老院为主权者的“国家”,皇帝只是主权者委托治理国家的领袖而已。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贯穿公元1、2、3世纪的罗马帝国政体——元首制(principatus),就是由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即主权者当中的“第一人”(princeps,亦称“第一公民”)承担统治的最高责任。“第一公民”也称为“皇帝”,是因为其身兼军队最高司令官一职。
此时的元老院已经不是聚集不同部族代表的长老机关,而是转变成有如现代国会的组织。只不过,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并非由选举产生的人选组成,而是来自权贵之后或者士绅家族。这些人只要年满30岁,无论身为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取得元老院的席位。以维护平民权力为职责的护民官,在任期结束之后,也可获得元老院元老的席位。这是因为罗马不希望像雅典那样,形成平民和贵族两大政党对立的体系,因此,以通过吸收反对派系来维持政局稳定为优先政策。
局势发展至此,罗马人决意跨越“卢比孔河”,从共和制转为帝制,即罗马开始从元老院主导的时代逐渐转型为皇帝主导的时九九藏书代。
当时罗马面临现任皇帝遭波斯俘虏的空前国难,帝国随即陷入一分为三的局面。当时加里恩努斯皇帝为应对困境而焦头烂额,也难怪他会认为军事专家要比全能人才更重要。不过这项法律只是禁止外调司令官一级的人员,并非全面禁止元老转调军职。但实际上,元老院元老外调军职时的职务,往往是在接近帝国边境、具有重要军事地位的边境行省担任总督兼军团司令。因此,加里恩努斯的法律实际上就剥夺了文官精英积累军事经验的机会。
进入帝政时期之后,元老院的作用如下所示:
如此,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在文武官职之间来回调动。换句话说,这是在培养“全能人才”。元老院作为培育这类人员的“场所”是最合适不过了。正是有这样的运用目的存在,帝政时期的元老院存在理由就更为充足。
第二,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皇帝可以自由地制定法律,但这只能作为临时措施法。如果要让法令成为长期的国策,则必须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而元老院通过的法律,即国策,最终将以“Senatus Consultum”,直译为“元老院劝告”的名义发布。元老院还具有货币铸造权,市场上流通量最大的塞斯特斯铜币的背面,刻有“SC”两个字母,也就是“Senatus Consultum”的首字母。
除了上述功能,元老院还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法案提出之后,要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才能正式定为国家法律。
此外,元老院作为立法机构的功能,也形同虚设。皇帝的想法不再通过元老院表决形成国策,而是以“敕令”的形式直接作为国策。拉丁语的用词虽然一样,但在元首制时期翻译为“临时措施法”的政令,现在则要译为“敕令”才符合实际。而且藏书网既然皇帝一个人能够决定国法,那么当皇帝觉得不合适时也可以自由地废除。从法治国家这个角度来说,罗马正在逐渐走向中世化,即非法治国家。
不过,元老院在长达500年的共和时期里发展出来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转变为帝政体制就完全废止。尽管现在政体由元老院主导转换成了由皇帝主导,但如果因此将“元老院”化为乌有,那就是在否定整个罗马史。当初尤里乌斯·恺撒打着反对元老院主导体系的旗号渡过卢比孔河时,反对的是“主导”而不是“元老院”。如果一项事物没有非变不可的必要,罗马人是不会去改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罗马人可以说是个保守的民族。
此外,在统治能力方面,600人(前不久已从300人扩充到600人)合议的统治体系也开始不适于治理日益庞大的领土。元老院主导体制适合于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却不适合统治将领土扩大至整个地中海周围的罗马帝国。
当然,皇帝和元老院之间关系恶化的时候也不少,但这并不表示元老院是帝政体系的反对者,相反,这正好说明元老院肩负着帝政监督机构的功能。就连向来仰慕共和制的史学家塔西佗也表示,要统治广大的帝国,还是帝政最为合适。元老院内的演讲和讨论,向来以“patres conscripti”为开头,这一惯例也象征了元老院的存在意义。“patres”,意为建国的前辈,是对出身元老院世家元老的称呼。相对的,“conscripti”则是指新取得元老院席位的人士,罗马人将这些人称为“Homo novicius”,即“新贵”。元老院常常借由这种吸纳新元老的方式,来为自己输入新的血液。这样一来,既可以维持组织的稳定,又可以避免僵化,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