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306—377年)
承认基督教
只不过,这个余生连一年都没能维持。第二年,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可以眺望爱琴海的塞萨洛尼基隐居地,声称李锡尼私下与哥特人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然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李锡尼处以死刑。还是少年的儿子也遭到杀害。据说,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提娅后来跟君士坦丁依然关系良好,但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娅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信基督教的人。在《米兰敕令》发布以后,男性皇族成员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还难以接纳基督教,而女性则没有这个问题。至于改信基督教后的前皇后,在何处如何度日,后人无从知晓。
因为这些蛮族并不像罗马军队那样有组织和有纪律。他们一旦突破防线入侵之后,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而四处活动。如果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军队,只要击破其集团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对象是蛮族的话,这种作战方法就不管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搜寻分散在各地的蛮族小集团,逐一进行击破。而在完成各个击破之后,又轮到罗马军渡过莱茵河攻进对方的根据地。为了让蛮族刻骨铭心地记住入侵罗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有时还必须做些残酷野蛮的行为。而在罗马的政策中,如果有任何部族愿意对罗马表示恭顺,愿意提供兵力构筑友好关系的话,罗马方面也会欣然接受。这也就难怪克里斯普斯要恢复高卢地区的和平,将不愿停止敌对行为的蛮族赶入莱茵河东岸以远,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需要父亲君士坦丁出兵支援的情况。克里斯普斯作为年轻将领,第一次领兵打仗,可以说打得极为漂亮。
在与李锡尼暂时讲和之后,公元316年到322年这7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忙于击退北方蛮族的进攻。这段时间里,莱茵河东岸的法兰克和阿勒曼尼两个部族,以及多瑙河北岸的哥特人,时隔多年后再次突破了防线,攻入罗马境内。如果此时君士坦丁继续专注于对李锡尼的围剿,继续不断地向东进军,只怕蛮族会深入欧洲大陆内部,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就算君士坦丁真这么做,把李锡尼逼上绝路,登上唯一最高权力者的宝座,人民也不会忘记以排除异己为优先、容许蛮族入侵掠夺的事实。
此时,两年前与李锡尼结婚的君士坦提娅,以当时妇女少见的意志和胆识,出来调停丈夫和兄长之间的斗争。可能是调停有效吧,两位皇帝在这一年的12月达成和解,条件是李锡尼必须退到小亚细亚以东。虽然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但罗马人之间的内战至少算是暂时平息了。
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先后都获得这项优势条件之后,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着急了。
第二,虽然李锡尼和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向来不合,但如果选择此时攻打李锡尼,很可能会迫使这两位帝国东方的正、副帝联手合作。
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多神教是一种互相认同不同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因此,认同其他神灵,唯独不认可基督教的想法,违背了多神教的精神,即单独排斥基督教徒的想法,违背了罗马人“宽容”的思想,所以不符合罗马人的性格。这是那些即使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也无法彻底镇压基督教徒的原因所在。而反过来,罗马人承认基督教时也会含糊其词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这之前,罗马要求属于“共同体”的公民,不论个人信仰何种神灵,都必须对共同体的守护神——传统的罗马诸神,保持一定的敬意。在罗马军中,无论信奉基督教、密特拉教,还是太阳神,那都是官兵的个人信仰自由。但每年的1月1日,官兵必须聚集在军团基地的中央广场上,在举行给罗马诸神的献祭仪式之后,对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忠诚。这时就要求大家暂时将个人信仰放在一边,全体行动一致。
公元313年,李锡尼和君士坦提娅在米兰结婚后,李锡尼获益的不仅是迎娶了皇室成员,还为自身的势力镀了金。新娘是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年应该刚满18岁。新郎虽然已经48岁左右,但在当时这种年龄差不算什么。不过,身为公主,到这个年纪还未出嫁的倒是少见。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君士坦丁,长期留着妹妹作为政治筹码。因为对巴尔干地区出身的贫民皇帝来说,与公主结婚,是将自身地位合法化的重要条件。
而不躁进意味着这个人在不适宜仓促行事时,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为日后做准备。君士坦丁在公元306年刚刚登上权力舞台时,根据地位于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现在德国的最西边。在公元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他把根据地迁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在公元315年战胜李锡尼之后,他的根据地又移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多瑙河防线的关键要地、靠近多瑙河的西尔米乌姆,现在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米特罗维察。这些举动给人的感觉是他一步步将棋子向东方移动。也许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推测出君士坦丁脑海中是如何勾画罗马帝国的形态的。但是,君士坦丁优秀的地方在于,树立大目标之后能将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分成很多小步骤,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认真执行完毕。
此外,这个时期,克里斯普斯已经从父亲君士坦丁手中接下了“恺撒”的称号。这个时候的“恺撒”,不能像“四帝共治制”时期那样,译为“副帝”。“副帝”具有独立判断、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力,而君士坦丁可没有给克里斯普斯这样的权力。因此,在“四帝共治制”之后的“恺撒”,应该恢复到公元2世纪元首制时期,是“帝位继承者”或者“皇太子”的含义,并依此进行翻译。君士坦丁会将克里斯普斯定为继承人,克里斯普斯已经年满20岁,而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生的孩子,长子才1岁,次子刚出生。
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有些“年份”是非记不可的,公元313年就是这样的年份之一。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名义上和实质上皆为西方正帝的君士坦丁,与帝国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进行了会谈;也不是因为这一年李锡尼遵守密约,在马克森提乌斯战败后,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举行了婚礼;而是因为,这一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开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因此,从今日起,朕允许基督教徒重建其共同体(亦即允许信仰)。但在此要明文规定,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九九藏书网
君士坦丁计划的攻打多瑙河以北的方案,必须让大军渡河才能实现,因此必须建造桥梁。公元322年的准备工作就是征集大量的木材,投入大量官兵,将图拉真桥恢复到公元103年完工时的模样。不过工程本身肯定要比200多年前简单随意得多。毕竟,现在只要求这座桥能通行就行。等到在对岸击败哥特人、渡桥回来后,这座桥还是要当场放火烧掉的。
帝国东方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的退场在历史上虽然不是大事,却牵连出一场悲剧。当时遭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流放的瓦莱利娅和母亲普里斯卡认为,帝国东方由正帝李锡尼统一以后,自己的命运也会跟着好转。对前皇后瓦莱利娅来说,李锡尼是获得瓦莱利娅的丈夫伽列里乌斯、父亲戴克里先的同意,才在缺乏副帝经历的情况下,一举登上西方正帝宝座的人。李锡尼至今继位才5年,与伽列里乌斯又交情甚笃。这两位女性期待李锡尼能将她们遭没收的财产返还,并护送她们回到戴克里先的身边。当时李锡尼正趁着战胜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的气势向东行军,计划将整个东方国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这两位女性也前去参见李锡尼。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徒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虽然敌我双方在广阔的平原上布好了阵型准备开打,但双方分别投入16.5万人和12万人的大军,这么宏大的规模不可能布阵完毕马上就进入全面冲突阶段。最初几天,双方都只是派出少量部队观察局势。后来君士坦丁领先对手一步,率先将试探性的交战转换成了全面的决战。
结果李锡尼根本就不打算接见这两名应该算是旧识的女人。无奈之下,这对母女只好继续流亡。为了尽可能地接近戴克里先,两人来到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而李锡尼派了一队军人在此,手里拿着死刑判决书在等她们。统领罗马帝国20年、创立“四帝共治制”的戴克里先的妻子和独生女,就在面对爱琴海的塞萨洛尼基中央广场被处死,尸体直接让人丢进了大海。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在亚得里亚海海滨的斯普利特宫殿中接获消息时,心中会做何感想。
纵观从《米兰敕令》到今日的历史,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是尊重人权的重要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道敕令为18世纪传遍欧洲的启蒙思想开辟了先河。特别是《米兰敕令》的前半段,让人觉得好像在听伏尔泰或狄德罗的言论。
与帆船比,桨帆船作为军用船只的历史更为悠久。这是因为帆船只能依靠风吹动,而桨帆船除了帆以外,还配备了作用犹如马达的桨,能够按照人的意愿移动。而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无论有风没风,都会把帆降下,仅依靠人力划桨控制船只进行移动作战。另外,桨犹如现代的马达,所以没有风的时候也能驱动船只。如果遇上顺风,则可以同时使用帆和桨两种动力,进一步提高船速,增强对敌船的冲击力。
多亏有了克里斯普斯的英勇善战,君士坦丁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瑙河地区。至于这条战线上的战斗究竟是何时开始的,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这条战线上的敌人是北方蛮族中最为庞大、彪悍的哥特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不同,军队是有组织的行动。说不定哥特人和君士坦丁率领的罗马军队作战时,会采用两军在平原布阵会战的方式。
由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位皇帝共同签署,于公元313年6月发布的《米兰敕令》,全文如下:
而让社会走上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这条路的,就是君士坦丁本人。
攻防双方都准备了军用桨帆船,是因为李锡尼的势力范围在小亚细亚以东,而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在巴尔干以西。双方势力的分界线正好是分隔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南可以看到的爱琴海。由于地势因素的影响,这场争夺帝国霸权的战斗成了一场海陆联合的大型作战。君士坦丁决定亲自指挥陆上作战,海上作战的指挥权则交给儿子克里斯普斯。
不过,这个年轻人和父亲不一样,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一上战场就像猛虎出笼,显得特别威猛。克里斯普斯不但擅长快攻,还懂得运用谋略来有效推动战场形势。仅就战场上的才华来讲,他也许还在其父之上。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一遭到克里斯普斯的反击,马上就兵败如山倒。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宗教自由根本没有得到保障。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反击战直到公元317年才正式开始。君士坦丁把战线分为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处,并将莱茵河交由长子克里斯普斯负责,自己则负责多瑙河地区。这是因为突破莱茵河防线的敌军入侵了高卢地区,而突破多瑙河防线南下的敌军闯入了巴尔干地区。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记录戴克里先晚年心境的资料留存下来。在历任罗马皇帝中,戴克里先是唯一亲眼看着自己多年构建的政策陆续崩溃的人物。仅就基督教问题而言,从最初的强制镇压和迫害,10年后政策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至于“四帝共治制”,帝国中已经没有人相信它的好处。唯一幸运的是,这些年帝国内部没有遭到北方蛮族以及东方大国波斯的入侵。然而掌权者却借此大肆争斗。至于戴克里先究竟在公元313年的何时过世,专家们迄今依然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公元313年6月15日公布的《米兰敕令》的内容。不过,即便他没有活到6月15日,但是两年前伽列里乌斯公布敕令时,他应该已经察觉到帝国对基督教政策转变的征兆了。也就是说,早在两年前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推动的基督教政策即将崩溃。这一年公布的《米兰敕令》,只是彻底毁掉原有政策的最后一击。
尽管如此,却依然有很多固执己见、拒不弃教者存在。而弃教者当中亦有相当多的人是为政策所逼,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心悦诚服地放弃基督教。结果,他们虽然不再信仰基督教神灵,但也未因此恢复信仰罗马传统诸神。而此等现状,与我等罗马人传统中认同所有人生活方式的宽容精神不相符。
所谓的准备,九_九_藏_书_网就是要让200多年前图拉真皇帝在多瑙河上修建的、长达1公里以上的石桥恢复通行。这座“图拉真桥”的20个桥墩是用坚固的石材建造的,但由石墩支撑的供应人马车辆通行的桥面,则是木结构。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放弃达契亚行省时,木造部分已被拆除。由于罗马帝国撤出由图拉真皇帝征服并行省化的达契亚地区(现在的罗马尼亚),这一段的多瑙河再次恢复边界最前线的地位。因此,军方出于防卫需求,将河流上的桥梁拆除。
关于这一点,我想将两道敕令翻译出来进行一番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两巨头在米兰会谈的过程。因为这场会谈带来了承认基督教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果。每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背景。而且,这一年的米兰会谈也提供了很多线索材料,为研究日后的罗马史主角君士坦丁提供了依据。
如此一来,君士坦丁麾下就拥有了莱茵河防卫部队和多瑙河防卫部队这两支罗马军中最强的军事力量。相对的,因为讲和而捡回一条命的李锡尼手下只剩下向来因软弱而被轻视的东方部队。对君士坦西来说,现在李锡尼已经算不上危险的竞争对手了。
朕订立政策时,向来以帝国及居民之利益为基准。实施政策时,以恢复罗马传统与秩序为期望。基于上述观点,面对抛弃传统信仰的基督教徒时,朕尝试各种方法,以期他们能够再度回到我等身边。然而这些人并未停下固执愚蠢的行为,不但未予继承罗马伟大祖先之行止,反而自行订立社会规范,于帝国各地游说,成功聚集很多徒众。
虽然说开战的年份不详,但结束战争的年份留下了记录。据说一直到公元322年的夏天为止,君士坦丁及其大军在多瑙河南岸的反击战中始终占据优势,而到了11月时,虽然要面临不利于战斗的季节,他们还是着手准备进攻多瑙河北岸。
在战斗前制定战略战术时,应该只制定几项基本的行动纲领,其他细节问题要等到上了战场,根据战况的发展随机应变。如果事先将细节都规定好,那么真正作战时就会缩手缩脚,无法应对战场上常常发生的意外。李锡尼可能是没有担任副帝的经历就直接升任正帝的缘故,缺乏战场经验。即使担任正帝以后,也是一再回避武力冲突。在生死攸关的决战之前,他应该也制订了细致的作战计划,但毕竟只是纸上谈兵。他率领的是多达16.5万人的大型军队,而且他还要求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必须按照事先制订的详细作战计划行事。在容易陷入混战的战场上,官兵们自然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一旦行动被限制,战士的直觉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数量上的优势反而会变成缺点。眼看败局已定,士兵们纷纷逃离战场,躲进附近的山里。后来他们没有追随李锡尼逃往拜占庭,而是选择了毫无反抗地投降。这次,李锡尼又被部下抛弃了。
朕之期望在于恢复罗马人的传统与规律。经再三思考,朕得出结论,应将罗马人之宽容精神推广至基督教徒身上。
而在《米兰敕令》颁布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这道敕令承认个人有完全的信教自由,却完全没有提到国家“共同体”的宗教。也不像伽列里乌斯敕令那样,在认同基督教徒信教自由的同时,也注明“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一条。因此,《米兰敕令》是“无条件地完全认同”宗教信仰自由。
从敕令的下文开始,内容从宣布国家新政转为具体指令,是给那些负责实际贯彻落实的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的:
不过,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相似的地方还不只是出生和生长环境。虽然他才20岁出头,但领兵打仗已经颇有其父之风。
李锡尼也早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所以他趁着君士坦丁集中精力与北方蛮族作战时,集结好大军严阵以待。
基督教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教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资产的人,在交还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罗马人思想中的“宽容”(clementia)是,身为强者也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者,尊重弱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相形之下,公元313年的“两帝共治制”,内情完全不同。公元313年,李锡尼48岁,君士坦丁38岁,两人相差10岁。两人之间可不像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那样,经常有人情味浓厚的感情交流。尽管李锡尼年长许多,在政治、军事才能上却无法获得君士坦丁的尊重。这样的两人关系仅仅是双方势力的对峙。因此,两人形成的“两帝共治制”局面,维持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出现裂缝,也就不足为奇了。
匆忙离开米兰的李锡尼,一边与沿途召集的部队会合,一边向东疾行。当他进入小亚细亚时,已经是公元313年的3月末。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率领的军队人数有7万,相形之下,李锡尼的官兵人数只有3万。不过,最后获胜的是李锡尼。这并不是双方指挥官的水平有差异,而是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士兵和东方长大的士兵实力差距太大造成的。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在战败之后,逃到了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方的塔尔苏斯。同年8月,不知是自杀,还是被手下官兵暗杀,总之马克西米努斯·代亚退出了人生舞台。曾经多达6人的皇帝,就这样一个个退出了政治舞台,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不过,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两帝共治制”状态会延续下去。不,应该说,两位皇帝自身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罗马帝国要比启蒙思潮早1400年,即便到了后期,依然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帝国。在这个繁杂多样的大帝国内部,依靠着“罗马法”“罗马皇帝”以及“罗马宗教”这个宽松的框框,才能保持统一。曾有英国学者评价,罗马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联邦国家很相似。
而且,既然《米兰敕令》已经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1400年后的启蒙主义学者,又要跳出来大力主张呢?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做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99lib.net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色雷斯与其南边的马其顿交界的山区。
克里斯普斯是君士坦丁第一次婚姻时生的长子,后来为了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结婚,而与克里斯普斯的生母离婚。克里斯普斯作为君士坦丁与离婚的前妻生的长子这一点,与君士坦丁年轻时相同。不过,君士坦丁将重责大任交给年轻的克里斯普斯,并非因为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遭遇,对儿子产生同情。这纯粹是因为当时在皇室中只有克里斯普斯能够协助承担御驾亲征的任务需求。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之间生的儿子,这时都还是幼儿。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基督教徒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做明文规定。
第一,李锡尼麾下拥有罗马军中最负盛名的多瑙河防线守卫部队,这些人现在都只服从李锡尼的调遣。
或者是,虽然伽列里乌斯的承认和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之间只有两年的间隔,但是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
据说这一仗打得比第一场还要激烈。只不过,要想让有逃跑之意的官兵回心转意,并带来战斗的胜利,就必须有万里挑一的高级将领才行。敌军光是占据追击的立场,就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一如所料,第二场战斗李锡尼又落败了。
公元315年初秋发生的第一场战斗,地点在多瑙河附近,潘诺尼亚地区的小镇西巴莱。潘诺尼亚地区属于李锡尼的管辖区域,而西巴莱位于李锡尼的宫殿所在地西尔米乌姆西北70公里处,很明显是君士坦丁主动发起的攻击。当时李锡尼能动员的兵力有3.5万人,而君士坦丁只有2万人的兵力。
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时有时无,即使进行也不彻底,原因就出在这种思想上。唯一彻底镇压的例子就是戴克里先发起的镇压政策。但这项政策真正严格执行,也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为上至皇帝,下至地方上的行政长官,连这些罗马的行政人员,心中也不认同仅针对基督教徒信仰发起的镇压和迫害。
不过,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上台又下台的众多皇帝中,有些镇压过基督教徒,有些则没有。即使那些没有镇压、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他们心中对基督教徒的想法只怕也跟伽列里乌斯相同。
不过,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特别是哈德良皇帝,会坚持以强化防线来扼制蛮族入侵,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因为一旦让蛮族侵入帝国内部,再要赶出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李锡尼在陆地上的兵力,包括15万名步兵,1.5万名骑兵。海上的军力,包括从埃及调来的130艘,塞浦路斯岛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各110艘,共计350艘的三层桨帆船。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的“两帝共治制”能够维持8年,是因为两位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并不对等。负责西方事务的马克西米安,虽然形式上是戴克里先的同事,但帝国统治的主导权一直在戴克里先手里。在这种状态下,帝国能够发挥统治机制,在于武夫型的马克西米安对比自己年长5岁、政治判断精准的戴克里先心悦诚服,毫无二心。
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时再一次出面。至于胜利者和战败者这一次在哪里举行了会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说李锡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并当面脱下了象征帝位的紫色披风。君士坦丁拉着李锡尼的手扶他起身,并提出之前与妹妹约定好的和谈条件。从今以后,李锡尼必须正式退位,进入自己的引退生活。这是饶李锡尼一命的条件。不过,李锡尼不得自行选择引退地点,君士坦丁规定他必须在塞萨洛尼基与妻子一起过着引退生活。这就是当年60岁的李锡尼的余生。
等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场战斗开始时,克里斯普斯似乎发现拜占庭附近海域的风向有两种:靠近欧洲一侧的海域主要刮东南风,而进入亚细亚一侧的海域,则主要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西北风占主导。
如此一来,罗马帝国虽然成功阻止了外敌入侵,但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三场内战,致使大片国土荒废,经济也一再衰退。而且公元315年的内战,是君士坦丁手下守护莱茵河防线的高卢兵对阵李锡尼麾下守卫多瑙河防线多年的巴尔干部队。这可是两支罗马军队中数一数二的精锐部队的正面冲突。当然,短期内还无法看出战斗的结果。
君士坦丁要想以少胜多,尽早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君士坦丁亲自率领骑兵军团冲进敌军阵营,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如何率领大军冲向5倍于自己的波斯大军的情景。不过,罗马士兵的战斗力可不是波斯军能比的。这场激战一直持续到日落。君士坦丁能始终占据战场优势,倒不是因为官兵个人战斗力特别强,主要还是指挥者能力存在差距。
这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徒想把功绩归到至今依然被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身上呢?
不过,君士坦丁不忍拒绝妹妹的恳求而选择和谈,这只是表面上的姿态,实际上,应该是君士坦丁盘算这次和谈对自己绝对有利才做出的决定。一旦李锡尼退到小亚细亚以东,就意味着他退出了多瑙河防线的守卫工作。不负责多瑙河防卫工作,也就代表他放弃了多瑙河部队的作战指挥权。
尽管局势恶化至此,李锡尼还是逃到了尼科美底亚。尼科美底亚位于马尔马拉海的小亚细亚一侧,是戴克里先皇帝长年视为首都的地方,也是李锡尼8年来的根据地。李锡尼逃入这座城市,打算争取作战时间。不过,君士坦丁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将所有问题做个了结。
公元311年4月,正帝伽列里乌斯颁布的敕令全文如下:
从基督教徒的角度来看,伽列里乌斯皇帝认可的信仰自由,简而言之,根本就是含糊其词。在罗马社会中,传统的罗马诸神依然占优势。而所谓的信仰自由,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还追加了“不违背帝国国法”的条件限制。
早在共和制时期,罗马就是一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即便在军队这样一个理应着装统一的地方也不例外。上了战场,罗马军中也常常能看到赤膊上阵的日耳曼士兵身旁站着身穿长衫的东方士兵。这是因为罗马人尊重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于是,克里斯普斯命令麾下的战船比前一天提早出港,天还没亮就出发。如此一来,就可以将海战的战场推到接近亚细亚一侧的海域。一切都如计划中想的那样,当双方开始战斗时,克里斯普斯的战船不仅顺风满帆,而且全力划桨,其冲击力比起在逆风中只能依靠摇桨移动的李锡尼军的战船要强数倍之多。从正面承受这股冲击力的敌军战船招架不住,只有被撞沉的份儿。最后,李锡尼军的沉船数量超过130艘。加上前一天损耗的船只,不知道李锡尼方面到底损失了多少船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制海权完全掌握在了君士坦丁的手中。
君士坦丁在这次作战中依然采用亲自率领骑兵团冲散敌军阵型的粉碎式战法。他虽然大腿中箭,但依然毫不退缩。官兵们看着总司令亲自在战场的正中央冲锋陷阵,士气也变得更为高昂。
君士坦丁的性格不是那种喜欢趁势一鼓作气爬到楼层最顶端的人,他具有每到楼梯口就停下脚步,回顾确认成果,之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的特质。这时他才40岁,不用担心健康问题,可能他也认为不必急于成事。恐怕君士坦丁这个人是与“躁进”一词最没有缘分的人。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马克森提乌斯败亡于公元312年的10月末。之后,君士坦丁以征服者而非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首都罗马。据说他在罗马滞留的时间不足两个月,那么,想必他在公元313年年初就已经到达了米兰。2月上旬,李锡尼也到了米兰。想必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婚礼也在不久之后很快就举行了。因为李锡尼与君士坦丁共同签署的《米兰敕令》是在6月15日发布的,而在这份赦令发布的三个月之前,李锡尼就匆匆返回了东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不是一位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者贪图享受的人。换句话说,他懂得趁热打铁。君士坦丁在战场上擅长快攻,想必在政治上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具有等待时机成熟的慎重心态。
虽然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位皇帝共同在《米兰敕令》上署名,但两人的同盟关系在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败亡后,很快就面临危机。整个帝国版图出现了西方由君士坦丁、东方由李锡尼统治的“两帝共治制”局面。虽然形式上为“两帝共治制”,但实际上与公元285年的“两帝共治制”差了很多。
当时戴克里先身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滨宫殿中,当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来到副帝跟前。除了对妻女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外,还要求副帝把两名女性交出来。副帝虽然将两人释放,却没收了一切财产,并流放东方。
罗马帝国国界线罗马大道
给予基督教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毁。
公元306年时多达六名的皇帝,在7年后的313年只剩下了三名,他们分别是君士坦丁、李锡尼,以及守卫帝国最东边的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罗马帝国处于一分为三的统治状态。不过,想必君士坦丁不会满足于现状。但是,现在趁着打败马克森提乌斯的气势去攻打李锡尼,并非良策。原因有两点:
李锡尼仓促办完与公主的婚事后就急忙离开米兰的原因,是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因为对李锡尼和君士坦丁结盟感到紧张,所以率军侵占了本属于李锡尼势力范围的小亚细亚。李锡尼一路向东行军,沿途不断与紧急召集的各路军团会合,身边还带着新婚的妻子。也许李锡尼的这一举动,是打算以公主为人质,阻止君士坦丁在西方的动作。不过君士坦丁可不会在这个大好时机轻举妄动。这一次轮到君士坦丁隔山观虎斗了。
到了夜晚,李锡尼及其军队拔营向东逃走,当时李锡尼对士兵宣称是撤退而非败逃,可他甚至连首都西尔米乌姆都弃之不顾,就直接一溜烟地逃到了色雷斯地区。底下的士兵对局势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途中部队人数从3.5万减少到2万,倒不是部下背叛,而是官兵抛弃了自己的首领。
读完《米兰敕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发布敕令的这两位皇帝中,君士坦丁并未表示要改信基督教。此外,这道敕令也没有给予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特别优待。这只是一道全面认可罗马帝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公之于众的法令。
不过,公元313年,并非罗马皇帝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两年前的公元311年,帝国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已经承认过了。尽管如此,罗马帝国皇帝承认基督教的时间,还是被认定为发布《米兰敕令》的公元313年6月。
无论基督教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尽管如此,《米兰敕令》依然有充分的理由被人们认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因为在公元313年,这道法令颁布后,罗马人持续了1000多年的传统宗教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米兰敕令》一颁布,就把“罗马宗教”这个框框给去除了。这道敕令从内容上来说合情合理,无可批判,就连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也必定会赞不绝口。问题是,提倡这项思想的君士坦丁本人,是否真的认为没有了宗教约束后照样有办法统治整个帝国呢?
直到公元317年,君士坦丁才做好反击的准备。虽然北方蛮族突破防线的事情发生在上一年,但是要集合符合皇帝御驾亲征规模的大军,不是www.99lib.net三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一直到五贤帝时代为止,帝国的安全保障政策都是以强化防线为核心,努力构建一旦某处防线遭到突破立刻会有其他防线兵力驰援的体系。但是,自从戴克里先即位之后,帝国安全保障的主力不再是沿着防线密集布置的军团驻军,而是由每位皇帝直接率领的游击部队。而且既然是皇帝亲自率领,部队规模自然也要高达数万人。就算在现代,大批兵力会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在古代也是一样。
攻打多瑙河北岸的战斗最后胜利结束,被击败的哥特人只得向罗马求和。君士坦丁以将4万名哥特男子编入罗马军队为条件,答应了对方的和谈。这样,到公元322年,君士坦丁总算脱离了7年来纠缠不休的北方蛮族问题。这也意味着,对君士坦丁来说,从最后一个楼梯口一跃登上楼层最顶端的机会来了。
公元324年7月3日清早,双方部队在现代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之一的埃迪尔内附近相遇。这座城市是由哈德良皇帝兴建,所以在古代称为哈德良堡。埃迪尔内是这个名字转成土耳其发音之后的称呼。虽然位于色雷斯地区的最东边,但这个城市还在欧洲境内。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埃迪尔内附近,这说明是李锡尼一方攻入了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李锡尼没有让部队从哈德良堡继续向西前进。这一点使得君士坦丁有时间在希腊的海港塞萨洛尼基将陆上与海上兵力集结完毕。当部队集结完毕、接受君士坦丁的命令后,陆上部队取道东北,向哈德良堡进发。海上军队则从爱琴海北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马尔马拉海。
但是,仅仅在这道敕令颁布两年之后,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敕令》。不过,这道被公认为史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其内容恐怕也无法让基督教徒觉得十分满意吧。因为就连这道敕令也是立足于罗马的“宽容”思想上的。
身为罗马皇帝,首要职责是保障帝国及其边境居民的安全。正因为如此,皇帝才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并享有凯旋将军含义的“Imperator”称号。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不管内政多么出色,任由外敌入侵的人是称不上“皇帝”的。
事情的导火索是君士坦丁的亲戚惹祸以后逃到李锡尼手下,而李锡尼拒绝了君士坦丁的引渡要求。据说李锡尼的拒绝并非针对引渡,而是因为君士坦丁提出要求的方式太过傲慢。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因此获得了对李锡尼作战的正当理由。
这场350艘对200艘桨帆船的海战结果,将决定拜占庭外围两侧的制海权的归属。李锡尼手下的350艘战船以小亚细亚一侧的港口为基地,而克里斯普斯率领的200艘战船则以欧洲一侧的港口为基地。双方犹如隔着海洋,一左一右地摆阵对峙。而且,两军的战舰在日出时分同时离开基地,朝对方疾驰而去,在海的正中央展开激战。
不过,君士坦丁虽然是一位勇敢的武将,但不是能在求取胜利的同时,将敌我损失减至最小的战略好手。这天他虽然获胜,但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尸横遍野。李锡尼一方阵亡人数达到3.4万。君士坦丁这方的损耗虽然要少一点,但是也已经无法立刻追击败逃的李锡尼大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大获全胜,只能说李锡尼的战略战术实在太差劲。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在慌乱之下,看上了两年前去世的伽列里乌斯皇帝留下的寡妇瓦莱利娅。她是“四帝共治制”的开创者戴克里先的独生女。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认为,只要能与她结婚,就可以和李锡尼、君士坦丁处在同等的政治条件下。但瓦莱利娅拒绝了他的求婚。恼羞成怒的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立刻派兵,不仅将这位先帝遗孀,还有恰巧在这个时期来探望女儿的戴克里先夫人一起逮捕,关进了大牢。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是戴克里先在公元305年退位时提拔为副帝的人,这样的行为真是恩将仇报。戴克里先退位释出权力,也才过了8年的时间。在公元308年第四轮“四帝共治制”开始时,戴克里先还能在人事方面发挥影响力,事隔5年,权势却衰落至此。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已68岁的戴克里先是如何承受这种明知妻女在外过着流浪生活却无计可施的日子。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理会退位老皇帝的意见了。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公元324年,李锡尼59岁,君士坦丁49岁。年轻10岁的君士坦丁再向李锡尼开战时,再也不需要打着什么幌子或者寻找借口了。这时他已经不需要隐瞒为争夺皇位而发动战争的事实。
丧失制海权,对于两面环海的拜占庭来说,也就意味着补给通路被切断。李锡尼悄悄地离开处于孤立状态下的拜占庭,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往小亚细亚。不过,这也没有争取到多少时间,君士坦丁率领的陆上部队很快就渡海来到了亚细亚。李锡尼手上最后一张牌,就是在亚细亚地区展开陆战。可惜,这场战斗又是由君士坦丁获胜。这场战斗李锡尼损失了2.5万人的兵力。
因此,我等(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为了让这些人回归祖先的传统,决意采取强硬措施(此处指公元303年戴克里先颁布的一系列镇压基督教徒的敕令),使许多基督教徒改宗弃教。
相对的,君士坦丁这边的兵力,骑兵步兵合计有12万人。数量上虽然不占优势,但这些都是刚刚与蛮族作战过的士兵,可谓是久经沙场,战斗力非比寻常。除了这些陆上兵力,还从意大利和希腊召集了200艘三层桨帆船。
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位置的三角形城市,最初名叫“拜占庭”,后来改称“君士坦丁堡”,现在叫作“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两侧靠海,只有一侧是陆地,可以说是天然的要塞。李锡尼逃进拜占庭之后,一开始君士坦丁似乎打算采用海陆夹击的方式进攻。但后来实际战斗的地点是在海上,因此,第二场战斗的主角是克里斯普斯。
在拜占庭南部海面进行的第一场海战,敌我双方都没有遇到顺风。由于双方都靠桨驱动船只,因此局势一直对船只数量占优势的李锡尼军有利。不过虽然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第一场战斗并没有分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