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
(284—305年)
帝国改造
关于这一点,还需要再稍做一些说明。
一、“四帝共治制”,说到底,指的是四个人共同承担国防上的防卫责任,帝国整体的政治事务依然由四帝之首的戴克里先负责,决定权也掌握在他手里。“tetrarchia”中的“tetra”在希腊语中,除了有“四”的含义,还有“军事指挥官”的意思。因此,“四帝共治制”如果按意译,可以译成“四名防卫指挥官”,而且,戴克里先也完全没有将帝国一分为四的意愿。
但对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方针的戴克里先来说,自然要废除这个习惯。即使难得批准一次,性质也已经不是“请安”,而是“觐见”,由“dominus”(统治者)接见那些获批觐见的“servus”(臣民)。在端坐皇位的皇帝面前,不管是谁,无论是年老者还是官居高位者,都必须站着请安,不准坐下。应对的言辞、态度自然也要变得恭敬。以前只要到场就可以见到皇帝,而现在却必须通过皇宫内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申请。也就是说,与皇帝见面交谈本身也已经是一项“特权”。
以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帝政时期,历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我们翻译时虽然译为“元首”,其实在拉丁语中叫作“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中并不含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罗马人常用“S. P. Q. R.”(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这个缩略语来代表自己的国家罗马,它是“罗马元老院与公民”的意思,只有这二者才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建国以来,罗马政治体制经历了王政、共和、帝政时代,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于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相当于现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当戴克里先出现在罗马斗兽场的贵宾席上时,罗马公民应该会鼓掌欢迎戴克里先。不过,与其说是欢迎公民领袖,倒不如说是对皇帝的好奇心使然。
在800年的历史中,元老院一直是为国家提供栋梁人才的机构。罗马公民也以在斗兽场、圆形竞技场拍手或喝倒彩来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虽然现在皇帝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但这种长年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因此,戴克里先打算延后访问帝都的日期,直到元老院元老、罗马公民都不得不对他拍手喝彩的时机来临。这个时机就是向元老院汇报胜利成果、和公民一起庆祝、向神灵表达感谢的凯旋仪式举行的时候。
在元首制时期,文官和武将的职99lib.net业生涯是可以弹性流通的。但是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这项特色也成了过去。因为当时的加里恩努斯皇帝立法禁止元老院元老担任军团指挥官,即把镇守“防线”的皇帝行省总督资格调整为只要具备军事才能即可。这是为了对抗蛮族的不断入侵而采取的不得已政策。只是这项政策的结果却使元老院失去了储备国家要职人才的功能,而且这项政策使得元老院元老与罗马帝国的首要政务“国防安全”问题绝缘,导致元老院元老渐渐丧失治国者不可或缺的公共安全意识。权力固然会使人“堕落”,但没有权力也同样会使人“堕落”。
三、现在消失的分类还有一项,即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的差异。前者指的是由皇帝亲自任命总督的行省。因为这些行省连接帝国边防线,所以这里的总督除了是行省统治工作的负责人之外,还是边境防卫工作的负责人,还要经常担任率领军团作战的司令官之职。由于帝国的皇帝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这些总督自然也就被视为皇帝的直属部下。
因此,“皇帝”(Imperator)其实是军方的称呼,这个词起源于战斗胜利后,士兵对总司令欢呼的赞词。“凯旋将军”在进入帝国时期以后,也就演变成身兼政治上最高负责人的“皇帝”了。
在罗马帝国,主权人是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在神灵问题上也是如此。以侍奉神灵为工作的祭司并非专职人员,而是由公民轮值或选举产生。而神职人员的最高职位“大祭司”,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一直是皇帝兼任。这样说来,也许唯一能帮皇帝戴上皇冠的人,就只有皇帝自己了。以上就是罗马皇帝登基时的背景。罗马帝国和人类史上其他帝国有诸多差异,没有加冕仪式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才会发生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更糟糕的是,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的边防线经常被蛮族突破,帝国深处也深受其害。就连元首制时期公认为安全舒适地区的元老院行省也不再安全。也就是说,元老院行省也需要派出军事人才担任防卫任务了。这意味着经历了重重危机的公元3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已经奠定了戴克里先体系的基础。
“第一公民”为什么后来会成为“皇帝”?那是他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的缘故。
元老院元老应该会称呼皇帝为“主人”吧,但心中会怎么想,就不得而知了。
戴克里先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不,或许他觉得,不当“第一公民”反而更有助于政局的稳定。
公元303年11月20日,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位正帝在罗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不过,并不是因为罗马又攻占了新的土地。这场凯旋仪式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庆祝北非、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各条99lib•net防线守卫成功。不过,这也是以首都罗马为舞台举办的最后一场凯旋仪式。之后,罗马的皇帝渐渐都与胜利无缘。而且,似乎是为迎合这种趋势,此后罗马也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了。
后者,元老院行省,是指那些成为罗马行省的历史已相当悠久且与边防线相隔甚远,没有驻军必要的行省。这些行省的总督任命权属于元老院。元老院元老要想担任这一职务,必须具有执政官任职的经历,顶着“前执政官”的头衔才能赴任。此外,以军事才能作为第一考虑要件的皇帝行省总督,也需要具备元老院元老的资格才能担任,这一点和元老院行省总督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一政治制度也体现出罗马帝国一直培育精英人员文武双向经历的传统方针。因此,担任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总督并非两种不同路线的政治生涯。很多精英都是在壮年期被任命为皇帝行省总督承担边防重任,而到了老年以后则转任没有外族入侵隐忧、生活环境舒适优越的元老院行省总督,为自己漂亮的公职生涯画上句号。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担任皇帝行省总督期间没有战死沙场。
罗马人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良好习惯,对他们来说,“清晨请安”(salutatio matutina)是一种生活习惯。在稍有身份的家庭里都有一个叫作“Tabularium”的会客区,相当于现在的客厅。对罗马人来说,每天清晨就从被保护者“clientes”(“client”的词源)与保护者“patronus”(“patron”的词源)的会谈开始。罗马人向来注重人际交往。在元首制时期,有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后来登上了皇位。但当他们还是元老院元老时接待的访客,往往在即位之后依旧会保持天天来请安的习惯。
罗马的地位沦落到与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同等的级别。帝国的根据地意大利本土也开始与其他行省平起平坐。这也是戴克里先实行帝国大改造,即“最后一搏”的一部分。
这样,罗马帝国踏上了从元首制到“绝对君主制”的第一步。皇帝的形象也从“第一公民”转变为“远离公民的统治者”。当然,这并非因为戴克里先为了防止自己被杀而采取的对策,而是因为戴克里先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后半期,他深知,要维持帝国存续,稳定的政局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罗马帝国政局稳定的前提在于皇帝地位的稳固。戴克里先试图换掉深居公民中的皇帝形象,改以远离公民的皇帝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让士兵认识到,皇帝不是和自己同样的公民,而是与自己迥异的高不可攀的存在。这条路线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方针,理由也正出于此。
刻有皇帝两种头冠的硬币(左:太阳冠;右:公民冠)
这里希望读者注意,在罗马皇帝的登基仪式中,没有中世纪以后皇帝或者国王即位时必有的加冕仪式。这一点是最能体现罗马皇帝特质的地方。
确实,共和时期的执政官和帝国时期的皇帝,名义上都是受主权者委托治国,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执政官是经由选举产生,而皇帝却是经由前一任指定。最大的差异还在于,执政官任期为一年,而皇帝却是终身制。但是我认为,这是因为领土日益扩大,罗马公民也逐渐分散发展之后,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对策。在共和制末期,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即有投票权的人,数量已经逼近500万。如何让这500万人每年聚集在首都投一次票?如果按照旧制,在首都举行公民大会投票,根本无法反映真正的民意,顶多只能反映出首都地区3万多公民的意愿而已。代议制从英国发展起来,已经是1900年以后的事情了。直接民主制能够发挥作用,势必要受到拥有选举权的人员数量以及他们居住的土地大小的影响。
没有加冕仪式,是因为罗马没有皇冠,也没有给皇帝加冕的对象存在。雕像或者硬币上刻着的罗马皇帝头上一般会戴着东西,这一般是授予在战场上拯救同伴的军团兵的“公民冠”,多用橡树枝编织而成。纪念战争胜利的场合,也跟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给冠军赠送头冠一样,都是用月桂树的树枝编成的。即使制作头冠的材料由树枝换成金银,但代表的意思还是一样的。由于“公民冠”的制作和花冠是一样的,有时还会在脑门后面看见连接树枝用的缎带打的结。偶尔我们会看到仿阳光照射的黄金头冠,脑后也有金质的连接线,但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当皇帝名义上还是“第一公民”,即罗马帝国还在“元首政治”时代时,并没有我们现代人印象中的那种镶嵌着大量珠宝的奢华皇冠。
既然皇冠变得越来越豪华,服装自然也要搭配起来,不能寒酸。除了参加祭典以外,皇帝再也不会穿一般公民常穿的白色托加长袍了。在古代,染色成本最低的蓝色、茶色布料已经是高价商品,如果染成皇帝常穿的紫色或者红色,且布料用量相当大的话,价格更是天文数字。更别提整面的金银丝刺绣,以及点缀用的珍珠、宝石了。最后甚至连皇帝用的靴子都要刺绣,镶珠宝。这一路下来,使得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的罗马皇帝形象变为现实。在元首制时期,只有卡拉卡拉、尼禄这种将奇装异服当成自我个性展示的年轻皇帝才会定做的服装,如今却成为四位壮年皇帝的日常打扮。与其说他们爱好奢华,不如说是戴克里先想要拉藏书网开君臣之间的距离。而其他三位皇帝也认同并仿效了他的做法。
这个人在罗马军队度过青年时期时,正是军人出身的皇帝辈出的时代。其中奥勒良、普罗布斯两位皇帝更是采用积极作战的方法,将帝国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这两位皇帝不仅得到军人的支持,更受到一般公民的爱戴。但是,奥勒良仅仅在位5年,普罗布斯也只在位6年,两人都因为不起眼的小事遭到部下的刺杀。凭这两位皇帝的声望,他们完全无须担忧部下的阴谋,但事实是他们都丧命于亲信之手,而下手的人在事后都感到后悔不已。戴克里先在30岁到37岁这段时间里,两次经历这样的惨事,也难怪他在39岁登基之后,一直无法忘记这段历史。
戴克里先即位后的19年时间里,身为皇帝,却从未造访过帝国的首都罗马。因为他要转战各地,忙于公务,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他在到访米兰时,只要经过埃米利亚大道,再转道弗拉米尼亚大道就可以到达罗马,可是他并没有去。我想他并不是讨厌罗马或者罗马公民,而是因为在首都罗马存在着罗马帝国两大传统的主权者——罗马元老院和公民,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名不符实。
在这位哈德良皇帝离世150多年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形象在戴克里先的主导下发生了新的改变。罗马依旧没有加冕仪式,但是一直被罗马人鄙视、认为是东方专制君主特色的镶着宝石的皇冠,开始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头上。据说,第一个戴上这种皇冠的就是戴克里先皇帝。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抛弃了历代皇帝戴的在后脑勺打结的那种头冠。无论是用于雕像还是货币图案,大多数皇冠依旧保持着旧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时期以后的皇冠发生变化,在于以往的皇冠都是用金银打造成橡树、月桂树的树枝外形制作完成,之后的皇冠又镶嵌了很多珠宝作为装饰,显得更加金碧辉煌。
戴里克先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下面的两张地图可以清楚地说明情势的变化。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虽然实行寡头政治,但依然由“第一公民”进行统治。而实行“四帝共治制”以后,罗马帝国就变成了“绝对君主制”国家。
某天哈德良皇帝正前往神殿准备举行祭祀活动,途中被一名女子拦住。这名女子为了向皇帝请愿,特意等在通往神殿的路上。但是,哈德良皇帝表示他正在赶路没有时间,便打算离去。女子朝着他的背影喊道:“你没有资格统治国家!”这句话逼着哈德良只好回过头来倾听这名女子的陈述。
要成为皇帝,最重要的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以及罗马公民的同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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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必须在罗马广场上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登上元老院会议场附近通称“Rostrum”的演讲台,向公民做就职演说。这两个程序顺利结束以后,还要从罗马广场爬上坡道前往卡匹托尔山上的神殿,向诸神参拜祈求庇佑。这样才算完成整个就职过程。这期间,新皇帝和其他元老院元老一样,穿着镶红边的白色托加长袍,目的是为了强调自己身为“第一公民”的身份。图拉真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不过,这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元3世纪初,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斯敕令》将罗马公民权赐予全体行省居民之后,就废除了罗马公民和行省居民之间的差别。原本意大利本土并未禁止行省公民居住,行省里也并不是只有行省公民。实际上,这两种公民一直处于混居状态,只是本土居民中罗马公民的比例较高,而行省里行省公民比较多而已。随着这种差异的消失,两者也就同化为一体了。戴克里先只是通过立法将这一既成事实转化成官方见解而已。
但是,无论称呼是“第一公民”,还是“凯旋将军”,或者是“奥古斯都”,在公元1、2世纪时,都可以统一译为“皇帝”。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的性质依旧是受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委托治理国家的人物。
二、在公元2世纪初的图拉真皇帝时代,即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有本土和行省之分。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初的戴克里先时代,这种划分被取消了。
没有人能给皇帝戴上皇冠,为他加冕的原因在于罗马是由“人”来决定和承认谁做皇帝,而不是“神”。罗马诸神也是帮助、鼓励人类奋斗的神,而不是高高在上命令人类做事的神。也就是说,神灵不会插手人间的人事问题。皇帝人选由人类自己选出,只要这个人自己愿意奉献力量,履行责任,那么诸神也会全力支持。
但是,戴克里先并没有像厌恶群众的提比略皇帝、晚年的哈德良皇帝那样,与人民形成两条平行线,而是在一条线上,与群众垂直拉开距离,使皇帝成为一般人仰视的对象。对于元首制时期的提比略皇帝而言,只有自己家里的仆人才会称呼他“主人”(dominus)。但到了戴克里先时代,这个名词成为公民称呼皇帝的用语。“第一公民”(princeps)变身为“统治者”(dominus)之后,“公民”(civis)也就成了“臣民”(serv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