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
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
父亲要他做孤臣孽子,不敢朋党结私,当皇帝后成了真正意义的寡人。
当然也有性格的原因。
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张居正,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
可是帝国不需要有人做事,他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状态下维持所为长治久安。
任何变革,任何做事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就能官运亨通。
另外道德水准不高,这是身死族灭的直接原因。
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大明朝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什么人做抗争,也无非是四处漏洞的穿上修修补补,暂时延缓下沉船的命运吧。
海瑞并不把自己的升迁和朝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这是道德上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自己被重用,是正气得到伸张;自己遭贬黜,则是邪恶占了上风。因此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去判断是非决定行止:是善的就支持,是恶的就反对,而无论对方属何派系,也无论他们与自己是有恩还是有仇。
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来判断是非决定行止,善的就支持,恶的就反对,不论是敌是友,与自己有恩还是有仇。
海瑞认为,既然太祖洪武皇帝是本朝的开国君王,既然君无戏言而太祖又制定了这些法令,既然这些法令又是完全符合圣人理想的,那么,就应该坚决执行,不打折扣,而不能考虑执行起来有无困难。因此,他不但身体力行,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而且决心像—个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的行为开火。
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道工作不通人情世故
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和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敌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他家庭关系的紧张,并以此作为他不好合作的一个证据。
一个孝子,必定忠于郭俊;
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一定和同僚难于相处。
上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胡宗宪、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这一回他反对的是整个官场。这个强劲的对手不论由谁出面来和海瑞对抗,都有两个坚强的后盾:一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场传统,二是盘根错节、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海瑞却只有一个人。他的武器,只不过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条,早就被人束之高阁,或视为粉饰。他的资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挣来的名声,一旦得罪了全体官僚,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个官场发起的进攻,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与整个文管系统做对,之能是以卵击石,不碰的头破血流才怪。
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
一个闲不住,想做事,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君主认真负责,只知进不知退的人。
没小事做,就只好考虑大事的。
海瑞确实是不讲什么官场规矩的。他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人。相反,他的原则性很强。他的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四书五经阐述的道德准则,一条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这两个东西里面,可都没说过一个官员应该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都没说过要当官就得学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迎来送往、请客吃饭。圣人和太祖没说过可以做的,就不能做。圣人和太祖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
儒家四书五经;洪武皇帝的政策法令,是安身立命的原则。
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侦探、正直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他这样集中了这么多优点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第1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狄仁杰,被称为中过额福尔摩斯。
其实与其说是个侦探法官,不如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
告密和举报不同。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迅速污染,人类美好的情感如亲情友情爱情,都荡然无存
有次说,告密制度是反人性的。
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武则天想当皇帝,相顺天应命,就要陶展礼法传统。
道理说不通,就找好宫廷政变、搞冤假错案,大清洗,营造恐怖氛围。
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裴炎的死是个悲剧,都是为了自己认为的正义和正道,认为自己都没错,结果两败俱伤。
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丢失了左膀右臂。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趁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
专制政体下,小人是独裁者阴谋家野心的最趁手的工具。
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
小男人还是内心渴望女汉子的
女汉子有他自身不具备的有点来帮他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