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足够多的傻瓜。当一个官居高位的人对他们不摆架子,还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他会为他们力尽所能,他们想当然以为此人智慧非凡。当然了,这里面也不能少了他夫人的份儿。她是个不同凡响的女人,颇有脑子,她的点子永远值得一用。有了她在后面拿主意,查理·唐生不用担心会做出蠢事来,而这正是在官场上顺风顺水的要务所在。政府不需要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有主见,而主见就是麻烦。他们要的是亲和、圆滑、永不犯愚蠢错误的人。嗯,不错,查理终将爬到这个金字塔的塔顶。”
给人予做起事来精明强干、手到擒来的印象,事实上他就是个什么事儿都得按部就班拼命应付的小职员角色。
这个我知道。那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事业。他深谙笼络人心之道。他有种天赋,让每个遇到他的人都觉得跟他情投意合。对他来说不在话下的事,他总是乐得为你效劳;要是你之所愿稍微难为了他,他也会让你觉得换了谁也是做不来的。
唐生是个带着面具的人
与人交往 总是藏在面纱之后
这是个自私钻营的人
她把她跟查理的对话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悲哀地认为他们进行了一场沉闷乏味而又无情无义的谈话。她准备一吐而快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原本惹人爱怜的话腔儿也不见了。要是她能够让他相信她有多爱他,有多渴望他,有多需要他,他一定怜香惜玉,不至于弃之不管。她当时是被吓懵了,当他的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根本不想管她时,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也可以解释她当时为什么没有大哭大号,她俨然已经吓坏了。从那时起她悲苦地暗自流泪,从来也没停过。
这个女人肤浅、愚蠢、一厢情愿
这个时候还死心不改
“他明白你爱慕虚荣,胆小怕事,自我钻营。他是叫我自己用眼睛来看清你。他知道你一定会狗急跳墙。他知道我一直以为你爱着我,其实是我犯的愚蠢的错误。他知道你除了自己根本不会爱别人。他知道你为了保全自己,会毫无怜惜地牺牲掉我。”
他知道你爱慕虚荣、胆小怕事、自我钻营。
我知道你冷漠无情、没心没肝。你自私自利到言语无法描述的地步,你胆小如鼠、谎话连篇,卑鄙无耻,最可悲的是。。。。可悲的是我还在全心全意地爱你。
“我对你根本没抱幻想。”他说道,“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为了欣赏你所热衷的那些玩意我竭尽全力,为了向你展示我并非不是无知、庸俗、闲言碎语、愚蠢至极,我煞费苦心。我知道智慧将会令你大惊失色,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务必表现得和你交往的任何男人一样像个傻瓜。我知道你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跟我结婚。我爱你如此之深,这我毫不在意。据我所知,人们在爱上一个人却得不到回报时,往往感到伤心失望,继而变成愤怒和尖刻。我不是那样。我从未奢望你来爱我,我从未设想你会有理由爱我,我也从未认为我自己惹人爱慕。对我来说能被赐予[...]
我对你根本不抱幻想。我知道你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跟我结婚,我爱你如此之深,这我毫不在乎。
我从未奢望你来爱我,我从未设想你会有理由爱我,我也从未认为我自己惹人爱慕。
对我来说能被赐予机会爱你就应心怀感激了。
结婚之前她是个玫瑰花的花骨朵,花瓣边缘已经萎黄,而后一夜之间这朵玫瑰花盛开了。她清亮透彻的眼睛似乎更加柔情似水。她的肌肤(它最令她引以为傲,并百般呵护)令人叹为观止:你不能把它比喻为桃子或者鲜花,而是恰恰应该反过来。她又像个十八岁的姑娘了,她的魅力前所未有。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她的女友们不无醋意地怂恿她赶快要个孩子吧。曾信誓旦旦称她不过是鼻子有点长的可爱女子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看走了眼。用查理第一次看见她时说的那个词来形容她最恰当不过了:她是位绝顶美人。
偷情成功之后的凯蒂,平常到爱情的甜蜜,重新焕发了第二春。
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因此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啊。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历史如同一个人一样,老年的时候确实不如少年时可爱,青年时迷人。
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老刘家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有江河日下的味道。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我们文化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
群体是伟大的,个人是渺小的,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何来?更不要遑论民主和法制了。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公德”。
中国伦理道德,确定的就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内外长幼亲疏贵贱
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
以道德代替法制,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
人治,说到底个人政治,一人政治,依靠个人意志、魅力和权威来实现治理,是与中国文化的群体意识相违背的。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举也好,息也好,跟个人品质能力无关,只与这个人官位相关。
。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特权是产生腐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