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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人。”
“将军,您本人去哪里?”
“库库塔或者里奥阿查,此刻对我都一样。”他说。
十三年后,他身在索莱达小镇,似乎还不明白自己成了畸形时代的牺牲品。他继续瞅着广场,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卖水老太婆牵着一头挂满椰子壳的驴子穿过广场,吓得兀鹫一哄而散。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吊床上,自言自语说出了何塞·帕拉西奥斯自从安戈斯图拉那个悲惨的夜晚以来一直想知道的答复。
“别吓唬我,将军!”
第一封信是个正式答复,一开头就显得郑重其事:“尊贵的先生。”鉴于上届政府解散以后共和国所处的混乱废弛状态,他认为政变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可侮。”信中写道。但要他接受总统职位绝对不可能。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只是回到圣菲,以普通军人的身份为新政府效力。
他轻装简从,一天路程就到了图尔巴科。第二天出发时天气很好,但还没有到中午,风云突变,他们不得不在一株大树下躲避沼泽地的凄风苦雨,露天过了一夜。将军诉说肝脾疼痛,何塞·帕拉西奥斯按照那本法国医书上的配方给他喝了一剂汤药,但是疼痛加剧,体温升高。次日早晨,他委顿不堪,失去了知觉,只得把他抬到索莱达,镇上一个老朋友堂佩德罗·胡安·比斯瓦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将军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十月份的淫雨天气令他的各种病痛都变本加厉。
将军第二天醒得比平时晚一些。隔壁果园里的鸟叫和教堂的钟声都没有把他吵醒,何塞·帕拉西奥斯几次俯身凑近吊床,听听他有没有呼吸。他睁开眼睛时已八点多钟,天气很热。
将军的吊床挪到了临街的门口,乌达内塔的使者顺着那条尘土飞扬、阳光炙热的大路来时立刻可以望见。塞瓦斯蒂安修士来时看到将军在吊床上大幅度摇晃。“唉,修士,”将军说,“你不接受输棋的教训。”他坐不安稳,每走一着,修士思索时他就站起来。
乌达内塔上台以后,她就音讯杳然。将军没有再给她写信,但是吩咐费尔南多随时将旅行进程告诉她。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八月底收到的,讲了准备军事政变的许多机密情况,为了故意迷惑敌人,文字晦涩,内容错综复杂,叫人琢磨不透其中奥妙。
一天,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看到将军在圣菲派来通报最新情况的特使面前破口大骂,再次为愤怒的振作能力感到惊奇。“那个狗屎政府,它不动员百姓和重要人物,却使他们陷于瘫痪,”他嚷着说,“它会第三次垮台,再也爬不起来,因为组成它的人和支持它的群众会被全部消灭。”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你不用怕,”将军平静地说,“去墨西哥吧,即使别人要杀你,即使会死在那里也得去。趁你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去吧。蹉跎下去就晚了,那时候你会觉得无家可归。你在任何地方都会觉得自己是外人,那比死还难受。”将军直盯着他眼睛,把手掌按在胸口说: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全心全意甚至兴高采烈地扮演了国内第一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不敢碰她,但不阻止手下的部长们同她对着干。曼努埃拉用谩骂的印刷品答复官方报纸的攻击,她骑着马,带着女奴,在皇家大街上散发。她在郊区卵石铺地的小街上咄咄逼人地追逐那些散发反将军传单的人,用更带侮辱性的招贴覆盖那些一早就刷在墙上的侮辱性的标语。
“相信我,大夫,”他对医生说,“我们只有以对手的鲜血为代价,才能保存我们自己的权威和生命。”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是来自库拉索岛的彪悍的穆拉托人,三十五岁,军功卓著。当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以便遏制莫里略的嚣张气焰时,皮亚尔却向将军的权威挑战。他纠集了全国的黑人、穆拉托人、桑博人和社会底层人民反对加拉加斯以将军为代表的白人贵族阶层。他的声望和救世主似的光彩几乎可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者保皇派的博韦斯相比,解放军里某些白种军官甚至都对他有了好感。将军好歹劝说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于是下令逮捕了皮亚尔,押解到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将军的势力在那里比较大,有一批亲信的军官,其中好几个日后陪伴他做了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最后一次旅行。由将军指定、包括了皮亚尔的军职朋友的军事法庭做了速决审判。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担任起诉。官方的辩护人声称皮亚尔是反西班牙殖民势力斗争的杰出人物之一,对他颂扬备至,并未夸张。他被认定有私逃、哗变、反叛罪,判死刑,剥夺军衔。人们认为他立有不少汗马功劳,将军不可能批准他的死刑判决,何况当时莫里略又收复了几个省,爱国军士气低落,有散伙的危险。将军受到各种压力,和蔼地听取了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在内的亲密朋友的意见,但是决心不改。他撤销了剥夺军衔的判决,批准了枪决,并且公开执行。那一夜长得难熬,什么不幸的事都可能发生。十月十六日下午五点钟,枪决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酷烈的阳光下执行,而这个城市正是皮亚尔六个月前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的。行刑队长吩咐手下人把兀鹫啄食的一条死狗扔到别处,关闭广场入口,以免有动物钻进来扰乱严肃的处决。他拒绝了皮亚尔要求自己向行刑队下令射击的荣誉,强行把皮亚尔眼睛蒙上,但不能阻止他吻十字架和国旗,向人世告别。
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当然,他们都是桑坦德那个狡诈家伙身边的好人,”他接着说,“他的朋友们盗用英国贷款,以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买下国家债券,然后国家又以百分之百的价格收回。”他声明他并不是因为贪污的危险而反对借债,而是为了及时防止债务威胁花了那么多鲜血才换来的独立。
“妈的!”将军嚷道,“我最优秀的几个将军居然对付不了一场兵营动乱。”
伊图尔比德在十二月初带着将军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离开,其中一封说他、威尔逊和费尔南多是将军最信赖的人。伊图尔比德在圣菲待到次年四月,去向未定,乌达内塔却被桑坦德分子阴谋推翻下了台。伊图尔比德的母亲坚持不渝,终于让他得到任命,在墨西哥驻华盛顿的使团当秘书。他后半辈子默默无闻地担任公职,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一家的消息。三十二年后,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法国武力支持下当了墨西哥皇帝,收养了伊图尔比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定为他那昙花一现的王位的继承人。
从在维拉克鲁斯写给他叔父的九-九-藏-书-网第一封信到死前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将军至少写过一万封信,有的是亲笔,有的是口授,由书记员代笔,另一些则是书记员根据他的指示自己缮写的。保存下来的有三千多封信和八千多份由他签署的文件。有时候他把书记员搞得晕头转向。有时候又完全相反。有一次,他觉得刚口授完的一封信写得不好,也不重写,只在书记员写的纸上亲笔加了一句:“您准能看出,马特利今天比任何时候更糊涂。”一八一七年,他离开安戈斯图拉去解放全美洲的前夕,一天之内口授了十四份文件安排政府工作。也许就是这件事成了那从未遭到反驳的传说的源起:他经常同时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几封不同的信。
“你们要记住,那家伙对谁都没有好感。”
索莱达小镇像它名字那么荒僻:距离圣尼古拉斯峡谷两里左右,全镇只有四条街,街旁多半是穷人凄凉的房屋。几年后,它却成为全国最繁荣热闹的城市。比斯瓦尔的房子是将军所能找到的最舒适、最适合他身体状况的住所,有六个阳光充足的安达卢西亚式的阳台和一个安静的院子,可以坐在那株百年木棉树下沉思冥想。从卧室窗户里可以望到空荡荡的小广场,破败的教堂和棕榈叶屋顶、墙壁刷成牵牛花色的房子。
蒙蒂利亚赶快换个话题,缓和气氛:
“十月十六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我想说的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用武力统一全国,”将军说,“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委内瑞拉。”
“天哪,”一天下午他叹息说,“不知道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等候邮件一向使他焦急,现在简直成了苦难。尤其是在那些混乱的日子,圣菲的邮局往往为了等最新消息推迟发送,让跑驿站的人等得不耐烦。相反的是,小道消息越来越多,传播迅速。将军在邮件到达之前已经听到各种消息,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做出决定。
他在利马的鼎盛时期,曾同一个少女快活了一夜,那姑娘黑黝黝的皮肤上长满一层平伏的汗毛。早晨他刮胡子时,瞅着她一丝不挂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睡得很香,几乎抵挡不住要同她正式结婚、永远占有她的诱惑。他从脚到头把她全身涂满了肥皂沫,带着情爱的快感用刮胡刀剃去她全身的汗毛,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一直剃到浓浓的眉毛,赤条条像初生婴儿一般光鲜。她以战栗的灵魂激动地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她,得到的回答是他毕生薄情地灌输在许多女人心中的那句老话:
“别的大夫手里的病人死得不比我的少,”他说,“可是我的病人死得高兴。”
当天晚上,他和军官们在屋子里开会,制订精确的战略,描述地形地貌,像挪动棋子似的布置一支支部队,预测敌人可能做出的一切打算。他的军官大多是西班牙最好的军事院校培养的,他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能同任何一个军官比学历,但他能设想出全局,连最小的细节都不遗漏。他的记忆力惊人,多年前路过的地方有什么障碍都能说出,虽然他远不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大师,但在灵感方面,谁都不及他。
军务紧迫,他们离开卡塔赫纳时非常匆忙。没有时间举行正式告别仪式,事前只通知了少数几个朋友。根据将军的指示,费尔南多和何塞·帕拉西奥斯留下一半行李,交给朋友们和商号保管,以免在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中添上不必要的累赘。留给当地商人堂胡安·帕瓦儒的是十个存放着私人文件的大箱子,委托他运往巴黎,具体地址以后再通知。收据上注明,万一箱子的主人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能索回时,帕瓦儒先生应将文件全部销毁。
行刑时,将军拒不出场。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一人陪他待在家里,看他在枪响时竭力忍住眼泪。在向士兵们发布的公告中,他说:“昨天是使我心痛的日子。”但是他以后一再重申那是政治需要,结果是挽救了国家,慑服了反叛者,避免了一场内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粗暴的权力运作,也是最及时的行动,因为立即巩固了他的权威,统一了指挥,铺平了通向光荣的道路。
将军冷冷地说:
将军托伊图尔比德带给乌达内塔的第二封信请他把以前的信和今后收到的信统统销毁,以免这段灰暗的日子留下痕迹。乌达内塔没有照办。五年之前,他向桑坦德将军也做过类似的请求:“无论在我生前死后,请您不要公布我的信件,因为写得很潦草杂乱。”桑坦德也没有照办,桑坦德写的信同将军的完全相反,形式和内容都周密严谨,一看就知道写信人想留诸后世。
“乌达内塔,”将军说,“在马拉开波输给一个海军司令,但是在文件上写得像是卖掉的。”
在索莱达小镇,他刮胡子时自己做了同样的牺牲。仿佛出于孩子气的冲动,他先割下一束所剩无几的平直的白头发。然后有意识地割下另一束,接着像割草似的乱剃一通,嘶哑的嗓子还在朗诵《阿劳加纳》一诗中他喜爱的章节。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卧室,想看看他在同谁讲话,只见他在涂满肥皂沫的脑袋上剃头发。结果剃成一个秃头。
“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将军说,“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里奥阿查方面终于来了确切消息,比预计坏得多。曼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按原定计划在十月二十日取下该城未遇抵抗,但第二星期被卡鲁霍消灭了两个侦察连。巴尔德斯向蒙蒂利亚提出辞呈,希望光荣解职,蒙蒂利亚认为他不配。“那个浑蛋吓破了胆。”他说。根据最初的计划,离攻克马拉开波的日期只剩十五天,但如今控制里奥阿查的希望已成泡影。
“光来聊聊天。”他说。
医生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毫无办法,将军骂完政府之后又逐个数落它的参谋部成员。他说华金·巴里加上校,三次大战役的英雄,要多坏有多坏:“甚至搞暗杀。”佩德罗·马格蒂奥将军有参与暗杀苏克雷的嫌疑,将军说他在指挥军队方面是无能之辈。冈萨雷斯将军是他在考卡的心腹,被他一语否定:“这个人的毛病是软弱多疑。”他喘着气倒在摇椅里,让心脏休息一下,二十年来他的心脏就一直有点衰弱。这时他看到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吃惊地待在门口,又提高嗓门说:
“我还是会那么做。”他说。
几天后,他听说堂华金·莫斯克拉去美国途中经过这里,但没有来看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焦急心情到处打听,弄清楚莫斯克拉等船时确实在海岸一带待了一个多星期,拜访过许多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和几个他的敌人,对所有九*九*藏*书*网的人表示他对将军的不满,说他忘恩负义。起航前,在登船的小舢板上,他还对送行的人说了他的成见:
这句话在犹豫的沼泽中又投下一块疑虑的石子。伊图尔比德说:
“那当然啦,”他说,“她怎么样?”
那时他已无法找到莫斯克拉本人,只得逢人便讲他的怨恨。他不厌其烦地说,莫斯克拉同意把委内瑞拉放逐他的决定用公函通知他,还有什么资格讲情义。“我为了不让他遭到历史的谴责,没有给他反击,他应当感激才是。”将军嚷道。他重提自己替莫斯克拉做了多少事,帮他达到现在的地位,怎样忍受了他那乡巴佬的自我陶醉和狂妄。最后,他给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不管莫斯克拉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让他知道将军的气恼。
圣马利亚上校不明白他的意思。
“堂娜曼努埃拉。”
他转身准备退席时,瞥见卡雷尼奥将军紧皱眉头,想起自己的许诺屡次没有兑现。事实是将军千方百计想把卡雷尼奥留在身边,现在不能再让他失望了。将军像往常一样拍拍他肩膀,对他说:
他似乎深信,不停地运动和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惯常像喂小孩似的,在他胸前围块布,用汤匙喂他吃东西,他不声不响地张嘴咀嚼,吃完后又张开嘴。然而这些日子,他夺过盘子和汤匙,不用围嘴自己吃东西,让大家知道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试图做那些一向由仆人、勤务兵和副官代劳的家务事时,不禁感到心酸,有一次见他把大瓶墨水往小瓶里灌,洒了一桌子,觉得难受极了。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即使痛得很凶,他的手从不颤抖,照样每天刮胡子,每星期修指甲。
将军笑了:
蒙蒂利亚一接到这个消息就去通知将军,但是将军已经知道,情绪高涨。因为里奥阿查的倒戈为他提供了借口,可以从另一条战线调动更强大的新的军队攻打马拉开波。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奥利里不时在桌前站停,查看棋局,替他出出点子。他总是不高兴地拒绝。然而他每次赢了棋就跑到军官们在玩牌的院子里吹嘘自己的胜利。塞瓦斯蒂安修士有一次在下棋时问他,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
费尔南多在布希钱庄存放了二百两黄金,那是他最后一刻在叔父的文具中发现的,谁都想不起是哪里来的。寄存在胡安·德弗朗西斯科·马丁那里的是装有三十五枚金勋章的首饰箱,还有两个天鹅绒口袋:一个装着二百九十四枚银制大勋章、六十七枚小勋章和九十六枚中等大小的勋章;另一个装着四十枚金银纪念章,其中几枚铸有将军的头像。还委托马丁保存一个旧葡萄酒木箱,里面是他们从蒙博克斯带来的那套黄金餐具、一些旧床单、两箱书籍、一把钻石镶柄的佩剑和一支坏了的猎枪。在许多旧时留下的小物件中还存有几副不用的眼镜,度数深浅不一,从将军三十九岁发觉刮胡子不方便开始用的轻度老花镜,直到伸直手臂仍看不清时用的远视镜。
“卡雷尼奥,我说的话是算数的,你也去。”
“总而言之,一个赌博输掉两幢住宅的人,你对他又能有什么指望?”
在那些日子里,他一再说那句老话:“我老弱有病,对什么都很淡漠,但人们总是找我麻烦,污蔑我,以怨报德。”然而见到他的人谁都不信。表面上他好像只是谨慎小心地为加强政府做些布置,事实上却是以总司令的权威和权力耐心细致地筹备军事机器,计划用它收复委内瑞拉,然后以委内瑞拉为根据地,重建世界上最大的联邦。
两封信在同一邮班发出,另外还有他要求全国忘掉他的激情、支持新政府的公告原件。但他避免做出任何许诺。“看起来我说了许多,其实都是空的。”他后来说。他还承认有些话是投他人所好。
乌达内塔将军上台这件事才能使她平息下来。乌达内塔是她的真朋友,她则是乌达内塔最积极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同秘鲁侵略者作战时,她独自在圣菲,乌达内塔关心她的安全,照顾她的生活,成了她的可靠朋友。当将军在制宪议会上发表那倒霉的宣言时,曼努埃拉劝说他写信给乌达内塔:“我不忘过去的友情,衷心希望同你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个磊落的提议,军事政变之后,曼努埃拉感恩图报,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谁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十月初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人们也不怀疑。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得对:曼努埃拉过得很好,因为谁都没有她的消息。
“我对墨西哥只有一个坏印象,”他说,“在维拉克鲁斯,港口司令的两条大猎犬撕碎了我带往西班牙的两只小狗。”
伊图尔比德插不上嘴,他记得的事情不多。他对墨西哥的回忆只有不幸,不幸加重了他与生俱来的忧郁,将军很能理解。
“我比憎恨西班牙人更憎恨债务,”他说,“因此我警告过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了外债,我们为国家做的全部好事都会付诸东流,因为我们要付利息,几个世纪都付不清。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债务最终会打垮我们。”
在另一方面,迟迟不来的消息使将军坠入一片无形的迷雾。乌达内塔仍旧没有回信。他派到委内瑞拉的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曾给他寄过一封信,还捎上一些他特别喜欢的牙买加水果,但是信使在海里溺毙。他派到东部边境的胡斯托·布里塞尼奥来信之慢让人沉不住气。乌达内塔的沉默给全国蒙上一层阴影。他在伦敦的通讯员费尔南德斯·马德里之死给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
由两千人组成的远征队从卡塔赫纳起航,挑选的日子仿佛有象征意义:九月二十五日。带队的是马里亚诺·蒙蒂利亚、何塞·费立克斯·布兰科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都身负在圣玛尔塔物色一幢乡间别墅的使命,日后可让将军一面休养,一面密切注视战争的进程。将军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两天之后我将去圣玛尔塔,活动活动身子,摆脱现在的腻烦,让情绪好转。”十月一日,他果然动身。十月二日,他在路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的信中说得比较坦率:“我去圣玛尔塔的目的是以我的影响鼓励那支向马拉开波进军的远征队。”当天,他还给乌达内塔写了一封信:“我去圣玛尔塔是想看看那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同时也想看看能否打破某些左右舆论的敌人的幻想。”直到那时他才披露此行的真实目的:“我要就近观察攻打里奥阿查的作战行动,我要接近马拉开波,接近军队,在某些重要的战役或许能发挥一点影响。”现在他已经不是失败引退、出国流亡的模样,而是
藏书网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
“同时进行两场赛跑是不会赢的。”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中一震。他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也听到过这句话,将军同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他光着脚站在砖地上,穿着长衬衫,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那是现实生活中一场旧梦的重现。
“别留下跟随乌达内塔,”将军劝告他,“也不要全家去美国,美国强大可怕,它自由的神话最终会使我们陷入苦难。”
“中午大吃大喝,晚上只能粗茶淡饭。”
“这对他有好处。”伊巴拉说。
另一封是私函,从第一行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我亲爱的将军。”信中详尽清楚地说明了他犹豫的理由。由于堂华金·莫斯克拉并没有提出辞职,明天还是可以被承认为合法总统,他便成了篡位的人。他重申了公函里说过的意见:在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光明磊落地任命前,他绝不可能执政。
“别的事情都去他娘的!”
“有了生存才有变革,”他说,“政治局势澄清之后我们才知道祖国是不是存在。”
“新格拉纳达没有一个像样的将军,”他说,“那些人不是不称职便是骗子。”
“别害我分心,阁下,”修士说,“我下棋可不能像狼吞虎咽似的。”
不管怎么样,他说,那是他涉足世界的第一次经历,一直铭刻在他记忆中。一七九九年二月,他初次去欧洲,本来只准备在维拉克鲁斯短暂停留,但由于下一站哈瓦那遭到英国封锁,几乎待了两个月。船期延误使他有时间乘马车到了墨西哥城,在积雪覆盖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中间登上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高原,同他赴欧前一直居住的阿拉瓜平原的田园风光毫无共同之处。“我想月球上的景色大概也是这样的。”他说。墨西哥城新鲜的空气使他吃惊,集市的整洁和绚丽多彩又使他眼花缭乱,集市上出卖食用龙舌兰上的红色蠕虫、犰狳、蚂蟥、蝗虫卵、蚱蜢、黑蚂蚁蛹、山猫、蜜渍水蟑螂、玉米蜂、人工饲养的鬣蜥、响尾蛇、各式各样的禽鸟、小得出奇的狗,还有一种自己会不停跳动的豆子。“凡是会动的东西那边都能吃。”他说。使他感到惊讶的还有贯穿全城的许多条清澈见底的运河,色彩明快的平底船和姹紫嫣红、林林总总的花木。但使他感到压抑的是二月份的短日照、沉默忧郁的印第安人、没完没了的牛毛细雨,他这些感受日后在圣菲、利马、拉巴斯和安第斯山区都重新出现,使他感到沮丧。经人推荐,主教接待了他,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在他眼里,总督比主教更像主教,而总督却没有十分注意这个皮肤黝黑、衣着讲究、身材瘦小、自称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少年。“我说崇拜法国大革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将军觉得有趣地说,“不过当时我想,对总督应该谈些政治性的问题,我十六岁时知道的政治只有法国大革命。”继续旅行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叔父堂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那是他第一封被收藏的书信。“我写的字糟透了,连自己都看不清,”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可是我跟叔父解释是由于路途劳累。”那封一页半的信上有四十个错别字,其中有两处都把“hijo”写成了“yjo”。
在那些淫雨霏霏的日子里,将军抚今追昔,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等谁,为什么要等,悲切之极,竟然在睡眠中哭泣。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细微的抽噎,以为是那条从马格达莱纳河救起的野狗发出的声音,但仔细辨认却是将军。多年来他同将军朝夕相处,只见将军哭过一次,那一次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愤怒。他不知如何是好,把在走廊里值班的伊巴拉上尉叫来,伊巴拉也听到了哭泣声。
以后的四十二天中,他再也没有收到乌达内塔的直接来信。在这一个多月里,他继续给乌达内塔写信,大肆张扬地发布军事命令。轮船来来往往,但他再也不谈去欧洲的事,即使偶尔一提也是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波帕山麓的住所成了全国的司令部,那几个月里的军事决定大多是他在吊床上建议或做出的。最后,他不知不觉逐渐参与了军事以外的决定,甚至过问一些小事,例如替他的好朋友塔蒂斯先生在邮局谋职,让那个在家里闲不住的何塞·乌克罗斯将军重新服役。
“我们只知道她很好,因为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他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下去:“我知道有人取笑我,说我在同一天给同一个人的信里对一件事会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说我一会儿同意君主制的设想,一会儿又不同意;说我在别的场合对两件事同时表示赞成。”人们指责他对人对事的判断变化无常;他反对费尔南多七世,却同莫里略握手言欢;同西班牙进行殊死斗争,但积极提倡西班牙精神;他依托海地取得胜利,后来却把它当作非美洲国家,不请它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他加入过共济会,在弥撒上宣读伏尔泰的作品,但又维护教会;一面讨好英国人,一面又打算同法国公主联姻。人们指责他轻浮、伪善,甚至两面三刀,对朋友当面捧场,背后谩骂。“好吧,这一切都确有其事,但都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他说,“我这么做时唯一的目的是希望美洲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对这一点我从没有矛盾也没有怀疑。”结尾时他说了一句加勒比土话:
军人们的阴谋和政客们的钻营大大地激怒了他,有一天下午他猛拍桌子,说是再也不接见他们了。“对他们说,我害的是痨病,叫他们以后别来。”他嚷道。这一决定十分严格,甚至禁止在他住处穿军服、行军礼。然而没有这一套他又活不下去,他自己下的命令也没有执行,问候谒见和毫无结果的秘密集会像以前一样持续不断。那时他觉得病情严重,终于同意让医生来看看,条件是不让医生检查,不准问他有关病情的问题,也休想让他吃药。
这场官方的战争演变成指名道姓对她个人的攻击。她并不示弱。她在政府中的心腹有一次通报她说,广场上的官方庆祝活动准备搭一个焰火城堡,有将军身穿国王冠袍的模拟像。曼努埃拉带了女奴闯过警卫,纵马冲垮了焰火台。于是市长亲自率领一队士兵想在夜间逮捕她,她手握两支上了膛的短枪在门口等候,经过双方朋友的调解才避免一场更大的事件。
医生煞费苦心改善的情绪,却被坏消息泼了冷水。有人告诉他,卡塔赫纳的房东因为怕传染,把他逗留时睡过的小床、褥子和床单,以及他碰过的一切物品统统烧掉了。他便通知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从他留下的钱里面除了交付房租之外还按新东西的价格99lib.net偿付所有烧毁的物品。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愤懑。
“咱们不会听到的,”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并且故意强调,“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被枪决的,不是今天下午五点钟,而是十三年前的今天。”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对这类指摘是多么敏感。使他最痛心、最气愤的是有人怀疑他的情义;他会拼命使出他可怕的魅力让怀疑的人认识错误。在他煊赫一时之际,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德尔菲娜·瓜迪奥拉被他的见异思迁激怒,给他吃了闭门羹。“将军,您是位杰出的人物,比谁都伟大,”她说,“不过在爱情问题上,您不怎么样。”他从厨房窗户爬进屋,同她待了整整三天,直到德尔菲娜相信他的真情实意,为此他几乎打败仗,甚至差点丢掉性命。
一阵暴怒过去了,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开始时那么突然,将军着手为他刚才侮辱过的军官们作历史性的赦免。“说到底,错的人是我,”他说,“他们只想争取独立,那是眼前具体的东西,并且他们干得很出色!”他向医生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让医生拉他起来,最后叹一口气说:
那些日子,他决定了伊图尔比德的去向。十月底,伊图尔比德接到他侨居乔治敦的母亲的来信,告诉他自由派力量在墨西哥的进展使他们家回归祖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从小就有一种彷徨感,现在越来越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天下午,他搀扶着将军在回廊里散步,将军突然回忆起往事来。
天亮时,计划制订完毕,细枝末节都经过考虑,详尽、凶狠,并且十分具体,对马拉开波的总攻安排在十一月底,最坏的打算也在十二月初。那天是星期二,下着雨,早晨八点钟最后的检查业已完成,蒙蒂利亚提醒将军说,计划里似乎还缺少一个新格拉纳达的将军。
时机是再好没有的。新格拉纳达牢牢掌握在乌达内塔手里,自由党已被击败,桑坦德困在巴黎,厄瓜多尔由弗洛雷斯控制。弗洛雷斯是那个野心勃勃、性格矛盾的委内瑞拉首领,他曾把基多和瓜亚基尔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将军相信,制伏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之后,就能把他争取过来,共襄大业。玻利维亚在圣克鲁斯元帅的牢固统治之下,圣克鲁斯是将军的朋友,前不久还提出让他担任驻梵蒂冈的大使。因此,当前的目标是一举剥夺派斯将军对委内瑞拉的控制。
“永远没有,”他说,“那是死人的无聊玩意儿。”
九月十七日,当他得知使者快到了,便派卡雷尼奥和奥利里去图尔巴科路上等候。来人是文森特·皮涅雷斯和胡里安·圣马利亚上校。圣菲传说纷纭,说将军病势危笃,两人见将军精神极好,大大出乎意外。将军住处临时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有地方和军队要人出席,即席讲话,为祖国祝酒。最后,将军留下两个使者,单独谈了真实情况。圣马利亚上校性格悲观,讲得有点危言耸听:如果将军不接受总统职位,全国将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莫名其妙。
他明显地换了话题,医生哈哈一笑,掩饰他不礼貌的提问。将军当然知道自己的风流韵事没有一件能逃过侍从们的议论。他从不炫耀猎艳的成绩,但是成绩辉煌,引人注目,因此他的卧室秘密几乎无人不知。从利马到加拉加斯一封平信路上要走三个月,有关他艳事的流言蜚语却一日千里。闲话像另一个影子似的紧随着他,他的情妇们永远打上了苦难的印记,不过他仍守口如瓶,保守爱情的秘密。谁都不能从他嘴里打听到同他相好的女人的事,只有和他同谋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例外。他甚至不愿满足加斯特尔邦多大夫不含恶意的好奇心,即使他和曼努埃拉·萨恩斯的亲密关系已众所周知,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他也避而不谈。
从那一刻开始,他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想法:既然敌人不来自外部而是在自己家里,那就从头再来。各地的寡头政府,在新格拉纳达以桑坦德分子和桑坦德本人为代表,已经对一体化的主张发动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一体化会损害当地豪门家族的特权。
“很好。”
“谁怎么样?”
加斯特尔邦多立即抓住机会问他迫切想知道的事。
宁静的户内生活对他并没有帮助。第一晚他昏厥了一次,但不承认这是虚弱的迹象。根据法国医书,他诊断自己的毛病是感冒加剧了黑胆汁病,风寒引起关节炎复发。他一贯反对同时服用治几种疾病的药品,说是有利于某些病的药品却对另一些病有害,合并症状的诊断加深了他这种怪癖的想法。可是他承认,再好的药不吃也治不好病;他老是抱怨没有好大夫,另一方面又不让别人推荐的许多大夫来给自己看病。
除了那个小插曲外,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同他谈得十分投机。大夫睿智的奇谈怪论使他兴致勃勃,还请他吃带在口袋里的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形状的糖块、牛奶糖和木薯粉做的小点心,他出于礼貌接受了,并且不知不觉地吃了下去。一天,他抱怨说这些客厅里的小吃只能垫垫饥,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滋养身体。“别担心,阁下,”医生回答说,“从嘴里进去的东西都能长肉,从口里出来的东西都能伤人。”将军觉得这个论点十分有趣,同意和医生一起喝了一大杯葡萄酒、一杯西米露。
现政府初创时期,他不但同意乌达内塔尊重战败者生命的决定,并且赞扬说这是战争的新伦理观点:“我们不希望我们目前的敌人以后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那就是指,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在索莱达小镇凄凉的晚上,他在一封激烈的信中提醒乌达内塔说,在所有的内战中,赢得胜利的总是最凶狠的人。
十月份阴雨连绵。将军待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来,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将军见他,吃他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午睡时间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不动,望着窗外空广场上的雨景,认为他在回顾一生中最隐秘的时刻。
“而我却在迷梦中摸索,寻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将军从吊床里抬起身来,透过窗户注视着那孤寂的、满是灰尘的广场,墙面剥离的教堂,还有几只兀鹫在争抢一条死狗的残骨碎肉。早晨阳光的干烈预示着这将是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天。
将军第二次去欧洲时学会了下棋,在秘鲁作战旷日持久,晚上没事就同奥利里将军下,几乎到了高手的水平。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再提高了。“象棋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迷恋,”他常说,“我更喜欢激动人心的消遣。”尽管如此,他制订的公共教育纲领仍把象棋规定为学校应该传授的高尚有益的游戏之一。事实上他自己从未坚持钻研,因为这种慢条斯理的活动不适于他的神经,他的心思要集中于更重要的问题。
最九_九_藏_书_网让他伤心的消息是政府军所到之处,当地居民纷纷逃亡,因为里奥阿查人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同乡帕迪亚海军上将是死在将军手里的,把将军和政府军等同了起来。祸不单行,国内别的地方也告急,无政府状态到处蔓延,一片混乱,乌达内塔政府无法控制。
“您在说谁呀?”他问道。
“听我的话吧。”
他是搭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先生的四轮马车来的。莫里纳雷斯一天要来回几次,带着形形色色的自发的来访者,最后将军不准他们不请自来。他穿一身没有熨过的白麻布衣服,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零食,在雨中迈着大步,手里撑的一把雨伞有好几处脱线,说是挡雨还不如说是招雨。寒暄之后,他首先为那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的臭气道歉。将军一向讨厌烟草的烟雾,不过在医生来前就同意他抽。
将军并不知道他虽然没有接到乌达内塔的消息,乌达内塔却同他的侍从军官们经常通信,要他们从将军口里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乌达内塔给奥利里的信中写道:“我要确切知道将军是否接受总统职位,还是我们水底捞月,白忙了一辈子。”奥利里和其他侍从军官都想通过平时随意的谈话探探将军的口气,好给乌达内塔答复,但是将军一直回避,滴水不漏。
“此外,”他说,“卡鲁霍落到了我们手里。”
威尔逊上校那时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将军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对医生的排斥并非出乎蔑视而是由于头脑清醒。威尔逊说,事实上疾病是将军害怕的唯一敌人,他为了不偏离生活中的最高目标而不愿正视疾病。“关心疾病就像是在船上干活,需要拿出全部精神。”将军曾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利里劝将军一面制订玻利维亚宪法,一面接受彻底的医疗,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
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九月五日上台。制宪议会决定由他执政,当时没有其他有效当局可以使政变合法化,但经起义者要求,圣菲市政府承认在将军就任总统之前由乌达内塔代理。驻扎在新格拉纳达的委内瑞拉官兵依靠平原小业主和乡镇教士的支持打败了政府军队,起义获得成功。这是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政变,也是哥伦比亚人十九世纪里经历的四十九次内战的第一次。华金·莫斯克拉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成了孤家寡人,离职出走。乌达内塔取得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派出私人代表去卡塔赫纳请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
两天之后,他给布里塞尼奥·门德斯的信中说:“我不想接受制宪议会授予我的职权,因为我不想充当造反派的首领,由胜利者通过军事方式任命。”然而当天晚上他向费尔南多口授给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两封信里,语气就没有这么生硬。
“我已经习惯了!”他说,“曼努埃拉抽的烟比你的还臭,躺在床上也抽,当然她喷的烟比你近。”
何塞·帕拉西奥斯请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保管一个箱子,多年来,他们带着这个箱子辗转各地,却并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将军有个特点,他一时冲动会贪多务得,收集一些用处不大的东西,收罗一些庸庸碌碌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处理,只能带着。一八二六年,他从利马到圣菲时带着那个箱子,九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他回南方进行最后一战时仍旧随身带着。“还没有弄清楚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把它扔下。”将军说。这次来圣菲准备向制宪议会提出辞职时,那只箱子依然在他大大减少的行李之中。他们在卡塔赫纳替将军造财产总清单时,终于决定把箱子打开,发现里面杂乱无章,全是多年前就以为遗失了的个人物品。其中有四百一十五枚哥伦比亚铸造的金币、一帧乔治·华盛顿将军的肖像和他的一束头发、一个英国国王赠送的金鼻烟壶、一个金匣子(钥匙镶有钻石,匣子里面还有一个小金盒),以及一枚玻利维亚的大金星勋章,镶着许多钻石。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寄存在德弗朗西斯科·马丁家,列了清单并做了备注,还要了一张收据。这样一来,行李减少到合理的数量,但是还有三箱可以不带的替换衣服,一箱棉麻桌布,共十条,一箱式样不同的金银餐具,将军不愿留下或卖掉,说是以后招待重要客人时或许用得上。人们多次劝他卖掉这些东西,改善经济状况,但他说这是国家财产,一口拒绝。
中选的医生再符合他的愿望也没有了。此人名叫埃库勒斯·加斯特尔邦多,是个乐呵呵的老头,身躯肥大,性情温和,脑袋秃得发亮,耐心极好,见到他,病人都会觉得轻松一点。他的难以置信的主张和大胆的治疗方法在沿海一带是出了名的。他让害胆病的人吃巧克力酱拌融化的奶酪,劝别人在饭后困倦的时候做爱,说是可以延年益寿;他不停地抽着用破纸卷的劣等烟,让病人也抽,说是能治百病。病人说他从没有治好过病,但他的能说会道让人高兴。他听了哈哈大笑。
在何塞·帕拉西奥斯的记忆中,将军的健康状况很久以来没有像那几天那样稳定,接到军事政变的消息之后,头痛和下午的潮热霍然而愈。但他也从未见过将军那么焦急。蒙蒂利亚感到担心,同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商量暗中帮将军一把。修士欣然同意,干得很出色,在等候乌达内塔的使者时陪将军下棋,打发漫长的下午,故意输了让将军高兴。
第二封信最值得注意的是命令的口吻,一个丧失全部权力的人说出这类话实属罕见。他要求提升弗洛伦西奥·希门尼斯上校,让他可以率领足够的士兵和装备去西部对付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和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将军,终止那反对中央政府的打打停停的战争。“那两个就是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他坚持说。他还推荐另一些军官担任不同的高级职务。“这方面的事由您料理,”他对乌达内塔说,“从马格达莱纳到委内瑞拉,包括博亚卡,别的事情由我来做。”他准备亲自率领两千名士兵去圣菲,协助重建秩序,巩固新政府。
将军的军事计划似乎是趁派斯集中力量防守马拉开波时,从库库塔发起大规模进攻。但是里奥阿查省九月一日解除了最高司令官的职务,不承认卡塔赫纳当局,宣布归属委内瑞拉。马拉开波立即表示支持,派了佩德罗·卡鲁霍将军前去协助,卡鲁霍是九月二十五日事件的头目,畏罪潜逃后一直在委内瑞拉庇护之下。
这个驱邪的措施并没有解除他的苦难。他白天戴一顶丝软帽,晚上戴一顶红色的尖顶帽,还挡不住令人沮丧的阵阵寒风。他夜里仍旧起来在月光如水的大屋子里走动,只是不再光着身子,而是裹着一条毯子,因为夜里即使比较热他也会冻得发抖。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条毛毯也不够了,丝软帽外面还得套上那顶红色的尖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