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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很怪,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海风刮来了孤儿的哭声和腐败花木的气味。伊图尔比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能呆呆地瞪着凉透的篝火灰烬直到天明,眼睛都不眨一下,同样也能不停地唱歌,彻夜不眠。将军用棍子拨着篝火,打破了他的沉思:
苏克雷遭到暗杀之后,再怎么化妆也掩饰不了他的苍老。悲痛笼罩着波帕山麓的房子。军官们不再玩牌,围坐在院里驱散蚊虫的篝火旁,或者躺在集体卧室高低错开的吊床上,聊得很晚,甚至彻夜不眠。
“他可以要求出于健康原因转到这里服刑,”蒙蒂利亚说,“到了这里后我们再安排特赦。”
马查多上尉一下去,将军便转向卡雷尼奥问道:“你打听到苏克雷下落没有?”打听到了:五月中旬离开了圣菲,以便及时赶回去同妻女一起过他的命名日。
“还不是一样,”他反驳道,“总得乘上一艘。”
“如果我是你,会趁现在还不丢脸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
“他的角是什么颜色?”
他再一次对桑坦德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采取的难以置信的残忍手段表示惊骇。“像臭鱼一样让人恶心。”他说。他第一千次抨击桑坦德向伦敦借款,纵容他朋友的贪污腐败。无论私下交谈或在公开场合,他每提起这些事就在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政治气氛中加一点油。但他无法控制自己。
“可以这么做吗?”将军问道。
将军搬到波帕山麓以后,只到城里去过三次,让一个路过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契替他画肖像。他感到十分虚弱,只能坐在侯爵邸宅野花环绕、禽鸟欢闹的院内平台上,并且最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一小时。完成的肖像他很喜欢,尽管画家倾注了过多的怜悯。
蒙蒂利亚深感抱歉,保证说再不弄死野狗了。这个保证使将军平静一些,并非因为他相信能兑现,而是因为他手下军官的好意给了他安慰。美好的夜晚使他心旷神怡。灯火辉煌的院子里茉莉芳香袭人,空气晶莹像是钻石,天上的星星比哪一晚都多。“像是四月的安达卢西亚。”他以前回忆起哥伦布城时,也说过这样的话。风向一转,吹走了声音和香气,只听到城墙外面的涛声。
“我们这里的人都一样,”将军说,“自从运动开始以来,我在委内瑞拉只待了六年,其余的时间在半个世界东奔西颠。你想象不出我现在多么希望在圣马特奥吃一锅嫩肉。”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十六岁时在马德里画的袖珍肖像,画家的姓名已无从查考。三十二岁时又在海地画了一幅,两者都如实反映了他的年龄和加勒比气质。他有一点非洲血统,因为他的高祖父同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这一点在他的相貌上相当明显,以至利马的贵族们把他称为桑博人。随着他的飞黄腾达,画家们开始净化他的血统,把他表现得理想化、神话化,甚至给他的塑像加上罗马人的轮廓,传诸后世。埃斯皮诺萨的画像活脱脱像他本人,年龄四十五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他竭力掩饰着,甚至在死亡前夕还向自己掩饰。
“我同意,”他说,“但是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蒙蒂利亚带了一大群人在公路上恭候,将军不得不换乘那辆由两头健骡拉的西班牙总督用过的旧四轮车。太阳快下山了,砍下的红树树枝在城市周围的沼泽里给烤得像是煮开了似的,发出的恶臭不亚于海湾的污水,一个世纪以来,屠宰场排放的血水和废料严重污染了海湾。他们从半月门进城时,一群兀鹫受惊从集市腾空飞散。城里还有惊慌的迹象,因为上午有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咬伤了几个年龄不等的人,其中有一个不该在那一带晃悠的卡斯蒂利亚白种女人。疯狗还咬了奴隶区几个小孩,终于被人们用石块砸死。死狗给吊在学校门口的树上。蒙蒂利亚吩咐把它火化,不仅为了卫生,还为了防止人们拿它来施行非洲巫术。
“您来迟了,”将军对他说,“这里一无所有。”
“不可以,”蒙蒂利亚说,“但就这么做。”
将军不敢正视他。“那您走错了地方,”他说,“这里除了自相残杀外不会有别的战争,这简直像是在杀自己的母亲。”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暗处提醒他天快亮了。将军用棍子拨散了篝火的余烬,扶着伊图尔比德的手臂站起身说:
不管怎样,邮轮没有客舱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船长的一个副手已经准备把自己的舱房让出来,直到牙买加。唯有何塞·帕拉西奥斯用他那句一贯正确的话说明了确切的情况:“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再说,即使那次想走也走不成,因为邮轮开到圣多明戈要塞接他时搁了浅,损坏严重。
将军以往旅行时常常半路上停下来了解民间疾苦。他遇到人什么都问:子女多大了,害的是什么病,买卖怎么样,对各种问题有什么看法。这次他只顾赶路,一言不发,没有咳嗽,没有疲劳的迹象,整整一天,除了一杯葡萄酒外,没有进饮食。下午四点钟,波帕山上那座老修道院的轮廓已遥遥在望。那正是祈祷的时候,从公路上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信徒像蚂蚁似的登上陡峭的山脊。稍过不久,又见到那些终古常新的兀鹫群在集市和屠宰场污水沟上空盘旋。看到城墙时,将军向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做个手势。卡雷尼奥策马赶到他身边,伸出壮实的胳臂,让他搭扶着。“我派你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将军低声对他说,“一进城,你帮我打听苏克雷在什么地方。”他像往常那样在卡雷尼奥背上轻轻一拍,分手时说:
“还有别的船。”蒙蒂利亚说。
摔破餐具的轰响还在屋子里回荡,将军已经恢复了自制。他倒在安乐椅里嚷道:“是奥万多干的。”一连说了几遍:“是奥万多干的,西班牙人收买的凶手。”他指的是帕斯托司令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将军,驻在新格拉纳达南部边境。这一来,奥万多除掉了将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确保自己可以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总统宝座,以便日后让给桑坦德。阴谋分子之一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他从圣菲广场商定暗http://www.99lib.net杀计划的一幢房子里出来时,看到苏克雷元帅披着黑呢大氅,戴着一顶旧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独自一人冒着傍晚寒雾在教堂庭院散步,这时他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城里的居民听到紧急公告,纷纷聚集在街上。六月交夏至,下午开始变长,阳光很充足,沿街的阳台上有花环和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妇女,教堂的钟声、军乐队的乐声和礼炮声一直传到海边,但是掩饰不了城里悲惨的气氛。将军坐在那辆破旧的四轮车上,挥舞帽子向人群致意,但是同一八一三年八月胜利开进加拉加斯时相比,这次寒碜的欢迎不由他不感到凄凉。那次他头戴桂冠,坐着一辆由城里最漂亮的六个姑娘拉的敞篷彩车,在热泪盈眶的人群中间缓缓通过,正是在那天人们给了他一个光荣不朽的称号:解放者。加拉加斯当时还是殖民省份的偏远城镇,丑陋、灰暗、建筑低矮,但是抚今追昔,阿维拉的下午简直使人心碎。
“我在那边没有亲友,”伊图尔比德说,“我是被流放的。”
“那仿佛是世界毁灭的开始。”他说。
他的妹妹玛丽亚·安东尼亚从加拉加斯给他来信。“大家都责怪你不想来收拾混乱局面。”信中说。城镇的教士们坚决拥护他,军队里开小差的现象无法遏制,山上都是武装群众,声称除了他以外谁都不服。“那是一群疯子的喧闹,干革命的人自己都不一致。”他的妹妹说。正当有些人拥戴他之际,全国半数的墙上一夜之间刷上了辱骂他的标语传单。那些无头告示说对他家应该斩草除根,一直消灭到第五代。
“医生比一百个女人更坏事。”将军说。
于是他留了下来,唯一的条件是不继续住在蒙蒂利亚的邸宅。将军虽然认为它是全城最漂亮的建筑,但由于靠近海边,太潮湿,冬季更受不了,因为他夜间盗汗,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有利于他健康的不是高墙四筑、深宅大院的环境。蒙蒂利亚把这理解为他将长期逗留的迹象,急忙设法满足他的要求。
他毫不让步。蒙蒂利亚多次恳求都碰了壁,别无他法,只能透露他发誓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秘密:以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首的一批玻利瓦尔派军官准备于九月初在圣菲搞政变。出乎蒙蒂利亚意外的是将军并不感到惊奇。
“当然啦,由于他同乌达内塔不和。”将军说。
那晚姑娘离去后,他立即起来,同伊图尔比德和别的在院子里围着篝火的军官们待在一起聊天。他让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弹吉他,为伊图尔比德伴奏,一直唱到天明,从他点唱的歌曲上大家都觉察到将军情绪低落。
他在处理公款方面十分严格,每提起这种事就暴跳如雷。他担任总统时,曾颁布一条法令,公务员凡有贪污盗用十比索以上公款者一律处以死刑。反之,在个人财产方面,他非常慷慨大方,独立战争短短几年里就散去他继承的大部分遗产。他的薪俸都散给了伤残的战士和死亡战士的遗孀。他把继承来的榨糖厂送给侄子们,把加拉加斯的住宅送给几个妹妹,他的土地极大部分早在取缔奴隶制之前就分给了他先解放的奴隶们。他拒绝了利马议会欢庆解放时决定赠送给他的一百万比索。政府拨给他一个在蒙塞拉特的庄园,让他有个体面的住所,而他在辞职前不久送给了一个经济困难的朋友。在阿普雷,他从自己的吊床上起来,把它送给一个发烧的向导,让向导躺着发汗,自己裹了一件军用大氅往地上一躺,继续睡觉。他原想从自己的钱里付给贵格会教育家约瑟夫·兰开斯特的两万银比索并不是他私人的债务,而是应由政府支付的。他爱之若命的马匹经常留给路途中相遇的朋友,即使那匹闻名遐迩的“白鸽”也留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元帅的马厩里。然而一谈到被盗用的贷款,他就激动得失态,什么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
那几天糟透了。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访者是波兰上校契斯拉夫·纳比埃斯基,弗里德兰战役的英雄和莱比锡惨败的幸存者,他带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介绍信,前几天来到,准备参加哥伦比亚军队。
“墨西哥有什么消息?”
伯爵马上翻译,卡米尔无拘无束地笑了,房间里顿时洋溢着她口嚼的豆蔻芳香。“咱们今天不再斗嘴了,堂西蒙。”她说。两人都有点变化,因为谁都不敢像第一次那样抬杠,以免刺痛对方。卡米尔把将军冷在一边,自己像蝴蝶似的在一群有教养的、学了法语专门准备应付这类场合的人中间翩翩周旋。将军去找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聊天。修士是个圣洁的人,当洪堡一八〇〇年路过卡塔赫纳染上天花时,修士救了他的命,因此享有很高威望。唯有修士本人不把它当作了不起的事。“上帝安排有些人得天花死去,有些人不死,男爵只不过属于后者而已。”他总是这么说。将军听说修士能以芦荟为主药治三百多种不同的疾病,上次来这里时就希望见见他。
出发前两小时,将军决定让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走,因为他觉得长年累月的文牍工作加重了席尔瓦对自己视力的担忧。席尔瓦不太愿意。
曼努埃拉·萨恩斯听说后十分恼火,因为她认识拉梅萨的那个老头。
雷治库特伯爵那晚去通知将军,英国邮轮已到博卡奇卡要塞的海面上,但是他不准备走了。公开的理由是他不想同一大群妇女挤在邮轮唯一的客舱里共渡远洋。事实是尽管将军在图尔巴科的宴会和斗鸡场上做了非凡的努力来克服他身体的虚弱,伯爵知道他不宜远行。他认为将军的精神状态也许能忍受远洋航行,身体却支持不住。伯爵不想帮死神的忙。不过这些和其他许多理由都不能使将军在那晚改变决定。
他们就说了这些。他再领着她穿过大厅到原来的地方,像对舞结束时那样弯身告别,把那盘没有碰过的食物放在窗户的托架上,回到自己的座位。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了不走的决心,也不知原因何在。政客们正缠着他大谈地区分歧时,他突然转向雷治库特,没头没脑地说:
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首先报名。卡塔赫纳驻军中还有两位将军、四位上校和八位九-九-藏-书-网上尉也参加了远征队。然而,当卡雷尼奥提醒将军以前做过许诺时,将军对他说:
蒙蒂利亚还没有说出俏皮话,自己先笑了。
将军从没有取缔那种不幸风俗的打算,但是把狗药死的做法在他看来太不人道。他像爱马爱花一样爱狗。第一次赴欧时,他把两只小狗一直带到维拉克鲁斯。他率领四百名赤脚的委内瑞拉人,翻越安第斯山脉去解放新格拉纳达、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时带了十多条狗,战争期间一直有狗在他身边。最著名的一条狗内华多,从最早的战役开始就跟着他,单打独斗击溃了西班牙军队二十条猛犬的围攻,最后在卡拉博博第一次战役中被长矛刺死。在利马时,曼努埃拉·萨恩斯在马格达莱纳庄园除了养各种各样的许多动物外,还饲养了狗,数量多到简直照顾不过来。有人对将军说,一条狗死后,应该立刻用另一条同样品种、同样名字的狗代替,以为还是死去的那条。将军不同意。他不希望相同,以便回忆起它们不同的特点、它们渴望的眼神和急切的呼吸,并为它们的死去而悲伤。九月二十五日那个倒霉的夜晚,他把被阴谋分子杀掉的两条猎犬也列入袭击牺牲者的名单。这次旅行,他带着剩下的两条狗和那条从河里救出的无关紧要的猎犬。蒙蒂利亚告诉他第一天就药死了五十多条狗,把他刚才听了竖琴演奏后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
“而您喜欢真刀真枪的战争。”
“先前我不知情,”他说,“不过不难料到。”
“跟阁下您睡过一夜的,谁都不可能原封不动。”
他九月份遭暗算前不久,新格拉纳达的画家何塞·马利亚·埃斯皮诺萨在圣菲市政厅里也替他画过像,作品同他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差别太大,他忍不住在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头上出气。
“婊子养的!”他吼道。
“独自一人吗?”
他笑着说:
“对,将军。”伯爵舒了一口气,赶紧又找补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要来,那是一条英国三桅船,不但有好舱房,还有一位好医生。”
“那我通过希斯洛普找你。”
“将军,”蒙蒂利亚恳求道,“您别走啦。”
他第二次访欧归来后,对当时的流行歌曲着了迷,在加拉加斯贵族后裔们的婚礼上,他常常大声歌唱,风度翩翩地跳舞。战争改变了他的爱好。从民间汲取灵感的浪漫歌曲伴随他度过了初恋的惶惑,但如今已被华彩的华尔兹和雄壮的进行曲取而代之。在卡塔赫纳的那个晚上,他再次要听青年时代的歌曲,有几支太老了,伊图尔比德当时还是小孩,记不起来,还得由将军教他。将军越来越忧伤,听众们陆续散去,最后篝火余烬旁只剩下他和伊图尔比德两人。
“不管同谁一起去,我总是独自一人。”她说。然后又调皮地加了一句:“阁下。”
于是蒙蒂利亚向他披露了军事阴谋的细节,按照委内瑞拉军官们的说法,全国忠于玻利瓦尔的驻军都在酝酿。“不合情理,”他说,“如果乌达内塔真想整顿全局,该和派斯协调,重复过去十五年的历史,从加拉加斯进军直至利马。从利马再到巴塔戈尼亚就如入无人之境了。”但他在上床睡觉之前,没有把门完全关死。
“闲散也是战争,一场艰苦的战争,”他说,“因此如果将军没有别的安排,我会留下。”
他脱掉睡衣,叫姑娘借着烛光仔细看看。一具难以想象的形销骨立的躯体在她眼前呈现无遗:下陷的腹部,嶙峋的肋骨,腿和手臂只是一副骨架,全身毛发不多,颜色死白,头部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像是另一个人的。
苏克雷死后,情况比一无所有更糟。将军向纳比埃斯基表明了这一点,纳比埃斯基的旅行日记里也表明了这一点。一百八十年后,一位格拉纳达大诗人发现了日记,核实了历史资料。纳比埃斯基是搭乘香农号来的。船长陪他到将军住所,将军说他想去欧洲,但是两人都看不出将军真有动身的打算。三桅船返航金斯敦之前要去拉瓜伊拉,然后回卡塔赫纳,将军请船长带一封信给替他经管阿罗阿矿业的委内瑞拉律师,希望回来时能捎些钱来。三桅船返回时没有答复,将军显得十分泄气。谁都不敢问他是否动身。
“我死的那天,加拉加斯会以丧钟欢庆。”
“不,”蒙蒂利亚说,“凡是妨碍他去基多的事,他都反对。”
一个雨夜,将军在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看到卧室角落坐着一个天使般的少女,身上是平民百姓的粗麻布长袍,头上用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殖民时期,欧洲的旅行者惊奇地发现土著走夜路时用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照明。日后,隐隐发光的萤火虫成了共和国妇女的时髦装饰,有的把它们当作花环,有的用作发箍或胸针。那晚进入卧室的姑娘把萤火虫缀在头巾上,脸蛋有一抹幽灵似的萤光。她神情忧郁而神秘,不满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当即发现了他最欣赏的女性美德:璞玉未琢的智慧。她来到投弹手驻扎的棚子,随便给些什么就愿意委身,值班的军官觉得奇怪,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领去,看看将军是否有兴趣。将军叫她躺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没有气力把她抱上吊床。她解下头巾,把萤火虫藏进一截随身带的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边躺下。将军同她天南地北聊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她卡塔赫纳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这场狗屁独立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您另有重用。”
蒙蒂利亚不认输。他早早打发了客人。说是让病人早点休息,但自己留住将军在室内阳台上聊到很晚。一个披着几乎透明的薄纱长袍、娇柔无力的少女用竖琴为他们演奏了七支爱情的浪漫曲。乐曲如此美妙,弹得又如此富于感情,因此在海洋的微风吹走空中的余音之前,两个军人都没有谈话的心思。随着竖琴声浪的起伏,将军坐在摇椅上睡着了,突然他心里一震,声音极低但清晰有韵地唱出最后一支乐曲的全部歌词。最后,他转向演奏竖琴的少女,喃喃向她由衷地表示感谢,但少女已经离去,只有那架挂着凋谢月桂叶环的竖琴。这时他想起一件事。
将军合上眼睛,对群狗夜间突如其来的乱吠起哄不闻不问,蒙蒂利亚以为他又睡着了。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再次睁眼,了结了这件事。
将军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搞的!”将军吃惊地说,“他走陆路?”
那是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的信。她听说将军已经下台并准备去国外,兴冲冲地同丈夫和儿子一起出发去蒙博克斯,星期一路过这里。将军没有透露信的内容,但整夜显得极为不安,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信给何塞法·萨格拉里奥,提出和解。她拒绝了将军的要求,按原定日程上路,毫不动摇。她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唯一的理由是同她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和解毫无意义。
“你原封不动地走了。”他说。
“那就好比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这仅仅因为美国扬言要指责我们把美洲变为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国家的联盟。我们不胜荣幸!”
姑娘仍旧不信。
“您说得对,伯爵先生。我身体这么糟糕,在那么多妇女中间能干什么?”说话声音很高,让大家都能听到。
“我觉得你也不免太糟蹋自己了,”她对将军说,“我们上次见到奥拉亚时,他快八十了,站都站不稳。”
接到的消息没有一条令人欣慰。何塞·帕拉西奥斯尽可能推迟向将军汇报,以免接二连三给他打击。使侍从军官们感到忧虑、为了不折磨将军而隐瞒的一件事是卫队的轻骑兵和投弹手中间淋病蔓延,久治不愈。起因是在翁达期间有两个女人每天晚上来驻地鬼混,以后士兵们路过每个地方都寻欢作乐,继续传播。最后没有一个士兵没被染上,正规医师和江湖郎中都束手无策。
何塞·帕拉西奥斯直到死前都经常说波帕山麓的房子不吉利。他们还没有安顿好,海军上尉何塞·托马斯·马查多就从委内瑞拉带来消息,说好几个兵营已经不承认分裂主义的政府,一个支持将军的新政党力量逐渐壮大。将军单独接见使者,仔细听他汇报,但并不显得十分热情。“好消息,不过晚了,”他说,“至于我,一个可怜的病人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吩咐好好款待使者,但不做任何答复。
“我喜欢您指挥的战争,将军。但是我入伍快两年了,还不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的。”
后来发生的还不止于此。马拉开波省长听到将军的死讯后写道:“我赶紧奉告这件大事,它对自由事业和国家的幸福无疑会有无数好处。邪恶的天才、无政府主义的煽动人和祖国的压迫者已不在人世。”这本来是通知给加拉加斯政府的消息,结果成了全国公告。
蒙蒂利亚当晚就为获准出发的人提供了配备,并参加了简单的送别仪式,将军同每一个人拥抱,讲一句话。他们分散走不同路线,有的取道牙买加,有的走库拉索,有的走拉瓜伊拉,大家都穿便衣,不带武装或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早在反抗西班牙人的地下斗争中他们已经有了经验。第二天早晨,波帕山麓的房子成了撤空的军营,将军满怀希望地期待一场新的战争使昔日的荣誉重放光彩。
六月十六日,星期三,将军获悉政府已经确认议会授予他终身年金的决定。他向费尔南多口授一封给莫斯克拉总统的正式信件,说明已接到通知,语气不无讽刺,结尾时模仿帝王以第一人称复数代替单数,并化用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的口头禅:“我们有钱了。”二十二日,星期二,他收到出国护照,高举着挥舞说:“我们自由了。”两天后,迷迷糊糊睡了一小时醒过来时,他在吊床上睁开眼睛说:“我们真伤心。”他决定趁天阴凉快,立即前往卡塔赫纳。他唯一的特殊命令是侍从军官一律穿便服,不带武器。他不做任何解释,没有流露任何可供揣测的迹象,也没给大家辞行的时间。他的私人卫队准备就绪后,大家立刻动身,行李由其余的人随后带去。
“去的正是时候,”卡雷尼奥结尾说,“莫斯克拉总统同他在波帕扬的路上相遇。”
他却不甘罢休,继续拿出他确实有病的证据,她被睡意侵袭,不时打盹,但继续回答,说话没有中断。整整一宿,他碰都没碰她,仅仅感到她青春肉体散发的活力就满足了。伊图尔比德上尉突然在窗外唱起来:“如果狂风暴雨再不停息,惊涛骇浪继续加剧,那就搂着我的脖子,让大海把我们一起吞没。”那是过去的一支老歌,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熟透的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怀着几近虔敬的心情一起倾听,但她没等第二支歌唱完就睡着了,过后不久,他陷入虚脱般的疲惫。乐声停息后,万籁俱寂,当她为了不吵醒将军,蹑手蹑脚起来时,狗警觉地吠叫起来,一呼百应。他听到姑娘暗中摸索,在找门闩。
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了防止将军产生不必要的烦恼而事事留意,结果还是出了纰漏。一晚,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经过好几个人传递,不知怎么到了躺在吊床上的将军手里。他没戴眼镜,拿得老远看完后,在蜡烛火上烧着,烧剩一角才扔掉。
他整宿整宿地向所有人披露心底的混乱思想。第四天拂晓,当危象似乎不可逆转时,他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口,身上仍穿着接到噩耗时的那套衣服,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叫进屋,同他一直谈到雄鸡啼鸣。将军躺在有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躺在旁边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挂起的另一张吊床上。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把和平时期宁静生活的习惯远远抛在身后,几天之内又回到了戎马倥偬、凶吉未卜的战地夜晚。经过那次谈话,将军明确地知道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在图尔巴科表达的烦躁和愿望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大多数委内瑞拉军官的共同问题。自从新格拉纳达人和他们反目以来,委内瑞拉军官们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但是为了美洲的一体化,也不惜同室操戈。如果将军下令叫他们到委内瑞拉去打仗,他们肯定争先恐后,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比谁都跑得快。
这时他才注意到以城里为中心向远处沼泽地扩散的狗吠声,沼泽地那边有的狗被训练得不出声,以免暴露它们的主人。蒙蒂利亚将军告诉他,为了防止狂犬病蔓延,他们在药杀街上的野狗。奴隶区被咬的小孩只找到两个。其余的像以往一样,被父母隐藏起来,让他们在自己信奉的神道下死去,或者把他们带到政府鞭长莫及的马里亚巴哈沼泽地逃亡奴隶的窝棚里,试图用巫术救他们的命。
“船已经在港口。”他说。
这仿佛是他的最后决定。如此坚决,第二天一早就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趁邮轮在海湾时把行李装船,还请船长把船停泊在圣多明戈要
九九藏书
塞前面,他从住所的阳台上能够看到。安排得十分具体,由于他没有说谁随同,军官们以为他一个人都不带。威尔逊从一月份开始就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不同任何人商量把行李装了船。委内瑞拉议会在巴伦西亚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彻底分裂的决定,正式宣布只要将军在哥伦比亚土地上就不可能同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达成谅解,事情本身和圣菲正式通知他的方式都使他痛心,因为转达通知的是九月二十五日事件的一个老阴谋分子,他不共戴天的敌人,原先流放国外,被莫斯克拉总统召回并任命为内政部长。“这件事恐怕是我平生的奇耻大辱。”将军说。他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了不同的答复,熬到深夜,但气愤之至,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清早,他从噩梦中惊慌地醒来,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我认为对祖国没有好处。”他说。
将军不理睬,只是详细介绍了案情,删去了他自己同米兰达·林赛的一段韵事。蒙蒂利亚有了容易的解决办法。
六辆大车装着行李朝海湾码头驶去,即使最不信他会离开的人见到这情景也去向他告别。雷治库特伯爵,这次由卡米尔陪同,是午餐会上的贵宾。卡米尔的头发梳成一个髻,显得更年轻,眼神也不那么冷酷,身穿一件绿色长袍,脚下是同样颜色的便鞋。将军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掩饰见到她的不快。
他一向不过生日,只庆祝命名日。天主教的圣徒祭日表上一共有十一个圣西蒙日,他倒希望以那个帮助基督背十字架的西里奈人命名,但是命运为他安排了另一个西蒙,也就是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讲道的使徒,日子是十月二十八日。有一年,圣菲庆祝他的命名日,有人在聚会上给他戴上一顶桂冠,他笑了笑摘下来,别有用心地戴在桑坦德将军头上,后者不动声色,仿佛当之无愧。但是他的生命不是以名字而是以年岁计数的。对他说来,四十七这个数字有特殊意义,因为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瓜亚基尔时,各方面的坏消息纷至沓来,他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当时他突然有个征兆,感到震颤。一向不相信征兆的他居然感到震颤。预示十分清晰:如果他能活到次年的生日,那就再也死不了。这一神秘的天意启示,支持着他带病延年直到现在。
他的心思确实也飞到调皮捣蛋的童年时代,瞅着行将熄灭的篝火,缄默无声。他再开口时,已经回到了现实。“让人恼火的是,我们不再是西班牙人以后,仍然辗转各地,而那些国家一夜之间就能改换国名,改组政府,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了。”他说罢又盯着余烬,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用另一种口气问道:
伊图尔比德的回答绕了一个大圈。“我们在军事学院学的是纸上谈兵,”他说,“我们把铅铸小兵摆在沙盘上打仗,星期天教官把我们带到附近有牛群放牧、妇女们做完弥撒回来的草场,上校发射一枚炮弹,让我们熟悉一下爆炸声和硝烟气味。你要知道,教官中最负盛名的只是一个残废的英国人,他教我们怎么从马背上摔下来装死。”
“有个男人因为正当杀人,现在监禁在翁达。”他说。
“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您怎么会来这儿?”
他在吊床上坐起来,深信再也没有什么灾难可以加害自己,顿时精神一振,特别高兴。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找来,也就是那些想去委内瑞拉为争取哥伦比亚一体化而打仗的军官们的头头,请门德斯在他生日之际向军官们表示感谢。
那次和今天不像是同一个人经历的两件往事。因为那个濒临加勒比海的高傲而英勇的卡塔赫纳城数度充当总督领地的首府,千百次被歌颂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今天面目全非。它经历了九次陆海围困,多次遭到海盗和将军们的洗劫。然而给城市带来最严重破坏的还是独立战争和以后的派系之争。黄金时代的富户都已逃亡。旧时的奴隶获得无用的自由后茫然失措,被穷苦人占住的王公贵族的邸宅里现在常有比猫还大的耗子窜到街上的垃圾堆。西班牙国王堂腓力二世当初想在埃斯科里亚尔大修道院的瞭望塔上用望远镜看到的要塞圈,如今荆棘丛生,当年龙盘虎踞的气势荡然无存。十七世纪由于贩卖奴隶而蓬勃发展的商业现在只剩下少数破败的店铺。当年的繁荣景象变成了露天垃圾堆的恶臭,说什么都难以使人相信。将军在蒙蒂利亚耳边叹息说:
“糟啦!”他说。
他又提起那件说过千百次的事: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是对一体化的致命打击,正当要宣布美洲团结的时候,桑坦德自作主张请来了美国。
“他是反对的。”蒙蒂利亚说。
她咯咯笑着回答:
“他生性吝啬,”将军说,“头脑更为简单,目光短浅,囿于殖民时代的边界。”
“那再好不过了,”她说,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特别喜欢兰岭。”
相反,伊图尔比德、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伊巴拉没有获准。“您要走的话,将是另一个地方。”将军对伊图尔比德说。他对安德烈斯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说是迪戈·伊巴拉将军已经参加了战争,两兄弟都投进去就太多了。费尔南多自己根本没提出要求,因为他知道回答他的还是那句老话:“战争要求一个人全部投入,像你这样双眼和右手有用的人可不能冒险。”那个答复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军事荣誉,费尔南多也聊以自慰。
在瓜亚基尔时,将军有一晚意识到自己的未老先衰。以前他头发长及双肩,用丝带在后脑扎成一束,打仗和做爱时比较利索。那晚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面容憔悴忧伤。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见到我可能不认识了。我四十一岁,但像是六十岁的老人。”当晚他剪去了头发。不久后,他去波托西,为了延缓急速流逝的青春年华,他剃掉了鬓角和胡髭。
很难相信将军的健康状况还经得起这些坏消息的打击。下午的潮热越来越准时,咳嗽凶得撕心裂肺。一天清晨,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将军大嚷:“操他妈!”将军常用这句话责骂军官们,何塞·帕拉西奥斯不知是怎么回事,冲进卧室,只见他血流满面。他刮胡子刮破了皮肤,大动肝火倒不是为了这个小事故,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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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己的笨拙。威尔逊上校赶紧把药剂师找来替他止血,发现他气急败坏,想给他吃几滴颠茄汁镇定一下。他断然拒绝。将军预感情况不妙。当天晚上,他接到消息:六月四日苏克雷元帅经过昏暗的贝鲁埃科斯地区时遭到伏击,被人打冷枪从背后暗杀。蒙蒂利亚来报告这个坏消息时,将军刚洗完澡,不等说完,将军拍了自己额头一掌,肝火大发,把桌上还没有收掉的晚饭餐具全扫到地上。
“我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他说。
“四十七岁了,”他喃喃说,“妈的,我还活着!”
“当然,卡桑德罗九月二十五日离任时很干净,他是装点门面的老手,”将军逢人便说,“可是他的朋友们把英国人以大笔息金借给国家的钱又带回英国,替他放高利贷,利上滚利。”
“就让我这么待着,”他对药剂师说,“恼怒对绝望的人有好处。”
在那些多灾多难的日子里,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某个清晨的五点钟向将军宣布了他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殉道的童贞女圣克里斯蒂娜日。”他睁开眼睛,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摆脱不掉的厄运。
“不错,将军。”
“他们说将军身体很好,不过装出有病让人同情。”她说。
将军得悉苏克雷惨死的当晚大口大口地吐血。像在翁达的时候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隐瞒了这件事。上次他趴在浴室地上用海绵擦去了血迹。他两次都保守了秘密,尽管将军没有要他这么做,因为他认为不能雪上加霜,给大家添上坏消息。
“对自己的美貌极有把握的夫人才穿绿颜色。”他用西班牙语说。
“苏克雷知道吗?”他问道。
“中尉军阶以上的人,”他说,“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都可以报名。”
“人们说您一向这样,不过现在有意让人知道。”
“要是我们在金斯敦会面就太高兴了。”
她像所有别的女人那样走了。许多女人卷进他的生活,不少只是短短几小时,但他从没有对任何一个表示过要她们留下来的意思。他迫切需要情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把她们弄到手。一旦满足之后,他只限于在幻想中继续怀念她们,在远方给她们写热情冲动的信,捎去贵重的礼物表明没有遗忘她们,但从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丝毫牵连,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虚荣。
何塞·帕拉西奥斯从港口带了正式通知回来说,邮轮午饭后驶到邸宅对面,蒙蒂利亚便命令准备检阅欢送。六月午后太阳毒辣,他还下令在将军从圣多明戈要塞乘坐的小艇上搭好布篷。十一点钟,邸宅里摆好了一溜长饭桌,美味佳肴,水陆俱陈,大厅里挤满了应邀和自发前来的客人,闷热得透不过气。突然一阵骚动,卡米尔正莫名其妙时,听到耳旁有一个衰弱无力的声音:“请,夫人。”将军帮她从每盘菜肴里取一点,同时解释名称、烹调方法和起源,然后自己也取了一份,分量之多令他的厨娘大吃一惊。一小时前,她为将军做了远比现在可口的食物,将军却没有下咽。然后,他带着卡米尔挤出寻找座位的人群,来到有热带奇花异葩布置的室内阳台,开门见山地说:
“当然,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你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对桑塔纳说,“像拉梅萨的奥拉亚老头。”
蒙蒂利亚邀请了城里的头面人物,当晚在他位于制造厂街的私邸聚会,那原是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住宅,侯爵在世时经济拮据,侯爵夫人却靠走私面粉和贩卖黑奴发了大财。城里的大户人家那晚像过复活节似的灯光通明,但是将军不存幻想,因为他知道加勒比地区的风俗,无论什么事情,甚至死了一个知名人士,都可以成为庆祝欢闹的理由。事实上那也是一次虚假的庆祝活动。几天前,城里就出现攻讦的传单,反对党唆使他们的团伙扔石块砸玻璃窗,棍棒交加地同警察干架。“幸好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可砸的玻璃窗了。”蒙蒂利亚一向爱说笑话,其实他也清楚,民众的愤怒主要是针对他而不是针对将军。他调动了地方军队加强卫队,在周围戒严,不准向客人透露街上处于战争状态。
那一个星期中还听说曼努埃拉·萨恩斯在圣菲为了争取将军复出,单枪匹马闹得越来越凶。内政部长找她麻烦,要她交出她保存的文件档案。她一口回绝,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激怒了政府。她带着两名健壮女奴闹得天翻地覆,散发颂扬将军的传单,擦去公墙上的炭涂标语。她穿着上校制服进出军营,既参加士兵们的聚会,也参加军官们的密谋,毫无顾忌。人们纷纷传说她在乌达内塔的庇护下正策动一次武装叛乱,以重建将军的绝对权力。
波帕山麓原有一个可供娱乐的郊区,卡塔赫纳人在一八一五年自己将其付之一炬,不让卷土重来的保皇派军队有驻扎的地方。这次牺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一百一十六天的围困之后攻陷城市,城内军民最后连皮鞋底都吃,六万多人死于饥饿。时隔十五年,平原依然一片荒凉,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下烤得发烫。重建的少数房屋中有一所是英国商人朱达·金塞勒的产业,当时他在国外。将军从图尔巴科来到时就注意到这座房屋修葺整洁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明快的墙壁,周围全是枝叶扶疏的果树。蒙蒂利亚将军认为,如此等级的客人住这种房子未免委屈,但将军提醒说,他既在伯爵夫人豪华的床上睡过,也裹着大氅在猪圈的地上躺过。于是蒙蒂利亚把房子租了下来,期限不定,还付了床和洗脸架,六把客厅用的皮靠椅和金塞勒先生自制酒用的蒸馏器的费用。他还从市政厅搬来一把丝绒安乐椅,又吩咐盖了一个泥巴苇子墙的棚子,让卫队的投弹手安身。即使太阳最猛的时候,屋子里也很凉爽,任何时候都不如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邸宅潮湿,还有四间敞开的卧室,鬣蜥可以自由进出。凌晨可以听到熟透的山番荔枝果实从树上落地的爆裂声,即使干醒着也不寂寞。下午,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日子,可以看到穷人的送葬队伍,抬着淹死的亲人到修道院去守灵。
将军点点滴滴表达他的悲愤。他随意找两三个军官,向他们诉说心底的隐痛,谈到深夜。他再次对他们唠叨,由于桑坦德的卑鄙,他的军队几乎瓦解,桑坦德当时代理行使哥伦比亚总统职权,不肯发兵发饷,让他完成秘鲁的解放。
“不管怎么样,该同他商量,”将军说,“同我谈是白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