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不能说清王朝中无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利用民众的言论,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对民众的恐惧,使得他们同时又在极力瓦解、破坏民众的组织。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使刘韵珂对民众的看法,前后迥别。
如何使用民众的力量,正确的看待民众的方法
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官民的恶行让官民关系不好,清政府缺乏号召力。
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后,手法上有些变化。他们先后在各处发布“安民告示”,要求当地民众“仍旧安居乐业”,宣布对“盗贼”将进行惩治,甚至英国人“扰累”民众,亦可“就禀衙门,以紧查办”。在余姚、慈谿和奉化,英军还打开官府的粮仓,散发给民众,很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宣布,若民众“藏匿清官探子”,一经捉拿即将房主治罪,并要烧掉他们的屋舍。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还残忍地将捉住史蒂德船长的镇海县霩𩇐(今郭巨)村全村房屋焚毁。英军的这些手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尽管民众和清军暗下捉拿单个英兵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大体上出现了民夷“彼此相安”的局面。
民夷竟相安!!!!!
由于战争是由南向北逐次展开的,而各省统兵大员缺乏英军装备的知识(稍具认识者,如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伊里布又先后被革职),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设施上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就使得没有英军火炮知识且初历如此迅猛炮火的清军官兵,缺乏心理准备而在战场上陷于恐惧,大量逃亡。恐惧心理是近代战争中常见的问题,对士气的影响不能低估。在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真正被英军火炮毙伤的清军官兵数量并不多,大多在敌炮火下迅速瓦解。
地域的距离导致的沟通时间差给官兵的认识带来了 巨大阻碍。
刘韵珂身为浙抚,自觉有责,并不因为其上有钦差大臣专防而放弃责任,便数度前往劝说,并操劳其事。事竣之后,他并不张扬,而是将劳绩归于伊、裕,上奏时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其应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报”、“嗣经钦差大臣裕谦饬令”
踏实,不贪功,勤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