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
个人的苟安,国家的悲剧。
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
家国利益一体性。。。
如是者近两年。在他们的领导下,吴淞的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发生了面目全新的变化。
吴淞的防御体系完全可以与厦门、定海相媲美,
不是没有 机会,我们也一直在进步。
奕经又为何将剩下的6000清军的一半以上,在长溪岭、东关镇扎以大营呢?后来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1200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2000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清军将领布阵居然最图的是自己保命,而且是以很多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奕经此时驻扎的苏州,当时号为人间天堂,为金粉繁华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动人豪情。奕经随员6人,本为郎中、员外郎、御史、主事、笔帖式、中书之类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时均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官员,进见必长跪,相称必曰“大人”,而奕经网罗的投效人士又纷纷仿效比附,呼为“小星使”。在这些“小钦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随行的数百名京营兵弁。这群人淫娼酗酒,索财贪贿,闹得乌烟瘴气。每日吴县(苏州府首县)供应80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便掷击杯盘,辱骂县令。正如后来的一句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苏州展示出与300里之外同为天堂之城杭州迥然有别的气象。奕经最初不加意裁抑,后谤议骤起,只得移[...]
军风太差,官僚作风严重
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不能说清王朝中无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利用民众的言论,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对民众的恐惧,使得他们同时又在极力瓦解、破坏民众的组织。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使刘韵珂对民众的看法,前后迥别。
如何使用民众的力量,正确的看待民众的方法
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官民的恶行让官民关系不好,清政府缺乏号召力。
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后,手法上有些变化。他们先后在各处发布“安民告示”,要求当地民众“仍旧安居乐业”,宣布对“盗贼”将进行惩治,甚至英国人“扰累”民众,亦可“就禀衙门,以紧查办”。在余姚、慈谿和奉化,英军还打开官府的粮仓,散发给民众,很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宣布,若民众“藏匿清官探子”,一经捉拿即将房主治罪,并要烧掉他们的屋舍。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还残忍地将捉住史蒂德船长的镇海县霩𩇐(今郭巨)村全村房屋焚毁。英军的这些手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尽管民众和清军暗下捉拿单个英兵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大体上出现了民夷“彼此相安”的局面。
民夷竟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