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一般为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外一半人在批评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要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那么多只是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力,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和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海浪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浪,哪个是风。一架飞机闷着的嗡嗡声从云里传来,不知飞往哪里。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权威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使理性温和的,它们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使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共产党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和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自有,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自有。
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关照。累积,沉淀,宁静关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为名嘴,使名嘴变为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却是使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知道”不是“意识”,知道,就只是知道。有“问题意识”指的是,在你自己的行为里,因为知道非洲每天有小孩饿死,而使得你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这叫做有“问题意识”
这个世界变 的那么快,讯息那么多,那么满,我们脑子里根本就塞不下那么多事情了。当然是有很少数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偏远地区去工作或者捐款,这很高贵,但是我在想,恐怕还是“问题意识更重要吧?
我是说,如果买耐克球鞋的人会想到耐克企业怎么对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爱斯匹灵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它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是否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使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一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使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仅仅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应该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还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倒,被渗透,被“现代化”,被“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姨、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苦的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钉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却是没有给我知识,但是却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缺陷。十八岁所不知道的告诉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是补不来的。音乐,以数,在我身上仍旧属于知识范围,不属于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心爱植物,但是生活艺术,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去强烈地感受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使我有美的贫乏,而有知识没有美,犹如大海里没有热带鱼。
你在描绘一个暗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吗?不,不那么简单。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的个人,譬如雷震、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它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再抑郁中逐渐成熟,再浪费中逐渐积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历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