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文革时代的小说让人看了只想沉下去。即使“生”是个无需讨论的命题,也依然无法从这个“无需讨论”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玫瑰门》几次让我干呕,庄坦死在那锅花生面前甚至也让我作呕。大凡人总是渺小平庸并且麻木的,但总不至于一次次用死来让我们感到刺激,苏格拉底当初只说自己像牛虻一样刺激着雅典这个行将就木的城市,却也没有说要屠城,把这群碌碌无为的雅典人杀得一干二净。也有人想用屠城的办法拯救世界,这些人最终成了希特勒之流。
可在那个年代总有人嫌中国人太过于平庸麻木,觉悟不高,思想不好。盖中国人太多,想赶尽杀绝不可能,而且真正赶尽杀绝之后,思想觉悟极高之人又会觉得无人可治,无聊得很。于是他们发明了比赶尽杀绝更可怕的方法:改造。
我喜欢“改造”这个词,于“打造”只一字之差,“打造”让人想起魏晋树下的打铁狂士,袒胸露背,挥汗如雨。“改造”就是先秦鸡犬人家处的“唧唧复唧唧”,织丝成匹,裁布成衣;也可以是把浆洗干净的旧衣改小放宽,以作他用。
反正无论如何,“打造”和“改造”都是一种平静的生的喜悦,好比清晨听见鸟鸣,叫人不敢堕落。
可是“改造”这个词却被赋予了有史以来最可怕最肮脏最不可承受的意义。
在那个工业极其落后的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流水线上诞生了一个个完全一致的个体。
他们都是被“改造”的。
司猗纹把老太爷的古董家具统统献给政府,以加了红糖的窝头或不加红糖的窝头表示自己“进步”;姑爸惨死在院子里;竹西隐藏着她美丽的身体,只在晚上穿一下连衣裙;苏眉画出了千篇一律的领袖头像,苏玮在她的小杂货铺后面打盹。
很多小说便这样写了,告诉我们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而死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奢侈的守望。从传统带来的卑劣和在不顾一切打破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无情和不信任,只会让人沉沦堕落不知所以死不瞑目。
但《玫瑰门》里还有其他东西。
司猗纹还是藏住了她的法国香水日本唇膏,还可以和达先生配唱京剧;竹西在一个月夜抱住了大旗的腰;叶龙北看着红脸的鸡和白脸的鸡即使他觉得粪便比人还要高尚但他最终还是踉踉跄跄走了过来;苏眉苏玮竟靠了一种运气逃出了北京。
司猗纹瘫痪后尽管全身腐烂但面容依然红润年轻,在她临死时苏眉甚至给她制造了一个笑容,苏眉生了一个和司猗纹一样额头有个小伤痕的女婴。故事结尾,甚至堪称光明了。
有些东西,不管怎样被“改造”,还是不愿意走的。吃不饱人的点心,显得多余的眉笔,谋不了生计的胡琴京剧评弹,那一点点玉体横陈的欲望,一条用仿御膳的方法做出来的清蒸鱼。它们无用,但我们放不开,我们凭了这些证明我们真的是人,不仅是和牲畜不一样的人,还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能不能得到吧,我们还是凭了对这些东西的向往与信念,忍辱负重卑躬屈膝唾面待干地活了下来。人的坚韧与伟大,便体现在内心那一点对美好的信念上。
《玫瑰门》是我读来感觉和描述最完整的描写那个年代的小说,有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坚韧和希望,也许我用词不恰,毕竟没那么激烈。
铁凝的描写完全是“第三性”的,是对伤口的审视与清洁。你看到伤口里的烂肉和腐败,你看到生生白骨,然而也看到生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