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鸣,同时也招致激烈攻击。于是,就人生道路问题,全中国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讨论,潘晓的名字轰动一时。大讨论一直持续到来年三月,致使《中国青年》达到它的最高发行量——369万册,仅是读者给杂志社和潘晓的来信,就超过6万封。大约一年后,人们才知道潘晓是纺织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和名。黄晓菊只有初中文凭,在写出那封轰动一时的“潘晓来信”后,她从纺织厂调进了出版社,随后又凭借自学考进一家科研所。但是,当科研所发现黄晓菊竟是潘晓后,便解聘了她。此时,曾是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了离婚。黄晓菊无奈之下,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服装摊主。80年代后期,她又南下独闯深圳淘金,后来成了拥有五家[...]
激起一点小水花的代价是一个人的人生
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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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真才何惧考试?况且每个制度都不是全死的,必有可以通融之处。
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哪朝哪代不是迫于时代的需求而发生政治的变动?
现在到唐代,才有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换言之,亦即是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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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没有明确的制度,皇家与政府之间的微妙的不成文的平衡是很容易被打破的。所以制度很重要,在好的制度下各司其职,才可基业长青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说到这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要是在后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政府不会来管。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