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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晴梅
2017-11-09 加入
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了中央社题为《西郊匪警 黑夜枪声》的消息：
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据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沈沉回忆，经他事后调查了解，先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宣传人员炮制了这则消息，经总司令关麟征过目并同意后，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亲自送到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饬令立即转发各报社刊登。这则消息一经刊出，再度激怒了昆明各校师生，认为这是地方当局为掩盖昨晚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以莫须有的“匪人匪事”影射中伤当夜在联大操场集会的师生。盛怒中的学生决心以罢课表示对当局制造这一系列行径的抗议。于是，在整个昆明处于老大[...]
最后一次演讲的前奏，这次的学生集体罢课，是因为政府的不作为。
珍珠港事变后，西南联大学生因陈寅恪下落不明，以及闻听孔家老少运洋狗等恶行，爆发了“打倒飞狗院长孔祥熙”的学潮。一开始，梅贻琦面对愤怒的游行队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电话给龙云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对方谅解，不要派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龙云一听是倒孔反孔运动，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灾乐祸，颇有些鼓动意味地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就行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派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跟在你们队伍后面，以防万一。”这样才有了联大学生大着胆子在街头游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拦的奇事。让龙云想不到的是，他与梅贻琦电话中说的这些密语，后来被蒋梦麟带到了重庆并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大为光火，在骂[...]
云南学生的示威游行原来如此，要不怎么敢如此呢！
到了元朝，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的儒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后，
臭老九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蒋梦麟幼年在家乡余姚蒋村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参加家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John Dewey）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比同门的胡适进入该校早了三年。1917年蒋毕业时，胡适也完成了哥大的学业即将离校。两人不同的是，胡适于这年5月在答辩场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点昏倒在地，终未闯过最后一道鬼门关。而端坐殿中专管在鬼录上签名的阎王爷兼教授老头子杜威，只是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假装糊涂，压根不把眼前这位黄皮肤的“支那蛮”放在眼里。年轻的胡[...]
蒋梦麟的选择要弃北大奔行政院秘书长这个官，还要见北大校长，不耻令同仁们
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
对祖国的热爱，对战争的厌恶，对胜利的感恩，一时间使这个病床上的人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病情。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从联大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邓稼先等稍年轻的学术苗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大批学人为日后为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世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远见之人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的决策
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挥部一手拿煎饼，一手用筷子夹食大头菜，忽有敌弹飞来，将眼前一个盛大葱和虾酱的咸菜罐子击得粉碎，李不为所动。转眼又一弹飞来，将筷子击为两截。李有点气愤地骂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李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飞来的乃是流弹，无碍大局，终未搬迁指挥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则的感染下，第十军将士豪气凛然，于岳麓山和长沙城头与敌人展开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
一场战争的胜负，不要忘却每一个细节。玉堂将军的稳重，稳定了军心。
俞大维物理学家兵工署署长
在抗战时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谨以本书献给已故的傅斯年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俞大维物理学家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
俞大维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记载。地雷战所用的炸药和地雷都与他和曾昭伦的设计分不开。
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遭“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
傅斯年的爱惜人才，珍惜人才可见一斑。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汶，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转转的经过，爱国的情怀，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
闻一多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就是在此
陈演恪的书箱打开的时候，是砖头，当场昏厥，推断是铁路业内不法分子误以为里面是金银财宝，因多书是用布包着的，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或其他物品，遂想法窃走。
工资每月400元的陈演恪能花2000元买《大藏经》却后来因日本抢占清华园，此书没能装进汽车，之子差点被日本坦克兵和飞机吓坏，不敢再回去强运，导致全部下落不明。
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1934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启程，由北平静心斋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北极阁兴建的办公地点陆续竣工，大部分研究所陆续迁入，史语所随之由上海前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