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次口述
季羡林:(陈寅恪)治眼睛,这个于道泉怕他寂寞,到医院去看他。他给讲马列主义,这个陈寅恪先生又不能说,你别来啦,天天讲马列主义,所以陈寅恪先生说腻歪透了。于道泉一会儿研究鬼,一会儿无土栽培,于道泉实际上是个歪才,你抓不住他,他就一事无成。后来我就把他抓了一下,你看过一本书吗?就是《仓央嘉措情歌》,西藏的一个《仓央嘉措情歌》。
季羡林:嗯。克恩不搞那个。
蔡德贵:但是他和胡适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在清华不可能组建东语系的。
季羡林:嗯。山东人。
季羡林:回来以前那怎么认识啊?我在国外待了十年,从国外回来才认识的。关德栋是满族人。他到美国去过,和我岁数差不多。
蔡德贵:没有看过这本书。
季羡林:刘建主要是英文的。孟加拉文是石素真,她是吴晓铃的夫人。
蔡德贵:吴雪就演这个角色,婆罗门。
蔡德贵:在马学良的传记里提到的。
季羡林:这个大舅是有的。
季羡林:他跟吴雪很好。
蔡德贵: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后来的。
2008年11月24日下午3:50~5:00
季羡林:后来就没有在。当时我认为学生恐怕招不到,所以在东语系里面没有把孟加拉文纳入教学过程的。就是于道泉教蒙古文、藏文。
蔡德贵:但是还要招学生啊!
季羡林:马家的是。
季羡林:哦。那个不简单。
季羡林:没有。不是小说,没有写过这篇小说。
季羡林:没有人教了,根本也没有开。
蔡德贵:吴晓铃是罗常培的学生吧?
蔡德贵:那您和山大的关德栋是不是回来以后才认识的?
蔡德贵:是不是马婶母家的大舅啊?
季羡林:演的时候,是印度总统来了,周恩来陪他。在这个东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那里演,演我翻译的《沙恭达罗》,在剧里面,吴雪演婆罗门。那个婆罗门在剧开始以前出现过一次,你看过那个《小泥车》没有?
蔡德贵:您高中以后写过《医学士》、《观剧》、《文明人的公理》。您还写过《大舅的故事》,也可以肯定是您的了。
季羡林:《大舅的故事》好像没有写成。
蔡德贵:我回去查。
蔡德贵:那是他的代表作了,我们读中国哲学史是必须读他这本书的。
蔡德贵:孙玉蓉肯定“窘羊”是您的。
蔡德贵:第一批学生,在东语系的是哪些人?
蔡德贵:《仓央嘉措情歌》。
蔡德贵:您在德国学过印地语吗?
季羡林:老爷就是官本身,我说的是跟官的,我们亲戚中间,一个地方出一个县长,这几爷就都去了。这个县长还真需要这几爷的。要没有这几爷,这县长就玩不转了。
季羡林:李铮就是给北大打杂,晒蓝图啊。晒图,我看他中午也不休息,他是满族人。当时我就想,我看这个小孩有出息,有个想法,想让他爸爸教满文。没有开成,有这个想法。他爸爸大概也不是一个学者。反正没有开成,咱们现在有一个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
蔡德贵:您开设梵文、巴利文,金先生也是梵文、巴利文,您没有开印地语?
季羡林:他没有跟我说过。他的传记,我没有看到过。
季羡林:没有(他们不在)。我把他们请来的。就是成立东语系么,还有于道泉,于道泉是于若木的哥哥,于若木是陈云的夫人。这个于道泉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天才,就是他主意拿不定。那时候,陈寅恪先生在伦敦治眼睛。
蔡德贵:李广田也是山东人吧?
季羡林: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就是靠他这个门楣吃饭,霸占了一处房子。当时这个济南的大家,对子女的教育,都不愿意投资。初中毕业就完了,就是看你命运怎么样了,这时候如果出来一个县长,亲戚里边的,就都去了。
蔡德贵:罗常培在北大是什么角色?
蔡德贵:马学良也是受您影响才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季羡林:你不抓他,他瞎搞。研究鬼和无土栽培,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他就这么搞。他不是在英国念书吗,他回来以后,陈云一看这个大舅子,本来想让他在政界发展,所以让他先住在陈云的家里边,后来一看大舅子不是做官的料,后来就不让在家里住,他就出来了。出来开始先在北大东语系,后来到这个北大东语系中间改革了一次,国内的语言到中央民族学院去了。都弄到中央民族学院去了。
蔡德贵:您那时候一点都不知道啊!
季羡林:我也不知道。忘记了。
蔡德贵:马坚先生是阿拉伯文,金克木先生是梵文、巴利文,跟您一块儿。这些人都是您当系主任以后请来的啊?猪肉?》。有一天,季羡林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去看季羡林。告诉季羡林说:“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认为他那两篇文章:《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和《穆罕默德的宝剑》写得很好,增强回汉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在示谢意!”1959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伊拉克,马坚、白寿彝系团员,季羡林为团长。
1960年,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各国青年代表时,马坚任翻译,毛泽东向众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举例说:“马坚先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共产党员,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工作和合作呀!如果没有他,你们讲阿拉伯语我听不懂,我讲的汉语你们也就不懂,现在我们彼此都沟通了,这就是说我与马先生合作得很好么!”
1978年8月16日凌晨,马坚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顺命归真。有译作《阿拉伯通史》、《阿拉伯半岛》、《古兰经》、《阿拉伯通史》,组织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教师集体编写《阿汉词典》。1984年,经中国伊协认可和世界伊盟同意,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出版机构——沙特阿拉伯王国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出版社出版了马坚《古兰经》译文中阿对照本,这是对马坚毕生致力于译经工作的最好肯定,也是给予一个穆斯林无比崇高的荣誉。
于道泉(1901~1992),山东临淄(今淄博)人。据他的妹妹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说,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叶永烈《陈云夫人于若木》)这样看来于道泉也是生于济南。他早年就读齐鲁大学、北京大学,攻数学。齐鲁大学肄业。1934年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留学,师从巴考(J.Bacot)研修藏文。1938年至1947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高级讲师。后来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历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事藏学研究,研究运用拉丁字母拼写拉萨话全部声韵调的符号系统。与赵元任合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他著有《藏语口语字典》、《北京图书馆馆藏满文目录》、《四角号码索引》,并指导汉译《四部医典》等,为中国藏学研究的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道泉是我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藏学奠基人。有语言天才,精通藏语、蒙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文等。当然,于道泉精通多种语言,主要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为了学习藏语,曾到雍和宫自愿服杂役。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语系以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国内外都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北大东语系主外,中央民族学院主内。这样,于道泉与马学良先生等一起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一批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自己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泰斗。
于道泉和赵元任合作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季羡林早就读过。在于道泉回国在北大工作以后,季羡林经常从他那里听到赵元任的一些情况,他们都很佩服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学说方言的本领令人称奇。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也是行动有点“怪”的人。他自己对此似乎有所感。有一次,于道泉亲口对季羡林说:“我的脑筋大概是有点问题。”他的“怪”表现特多,如为了学习藏文和蒙古文,他干脆搬到雍和宫去,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有了个“于喇嘛”的绰号。他在巴黎留学时,听说西红柿极有营养,于是天天只吃西红柿,结果一天竟然能吃五六斤之多,把肚子给吃坏了。在伦敦时,恰巧陈寅恪先生在那里治眼疾,他天天去给陈先生解闷,给陈先生读书读报。读的书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奇怪的是,他相信有鬼,却又喜欢马克思的著作。到中央民族大学以后,他还研究无土栽培,后来又研究号码代字音的问题,而且都取得了成就。这些行动无不显示其怪。
季羡林说:
为什么这样的“怪”会同天才联系在一起呢?一个有天才的人,认准了一个问题,于是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在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焉能不发古人未发之覆,焉能不向绝对真理走近一步呢?
但是在平凡的人眼中,这就叫“怪”,于道泉就是这样一个怪人。
对于于道泉,还必须进一步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一下。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泊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他的这种超越,同尘世间庸俗之辈的蝇营狗苟的争名夺利的行径比较起来,有如天渊。于道泉是我们的楷模。(《千禧文存》,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泉先生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
1949年4月来到北京。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最初分设为三个组。第一组包括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包括梵文,巴利文,龟兹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吐火罗文B);第三组是阿拉伯文。三个组的具体负责人,第一组应该是稍后从英国回来的于道泉,第二组是季羡林本人,第三组是马坚。五十年代以后,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改称东方语言系,再改名东方语言文学系,一度称为东语系,后来改为东方学系,现在则分为东方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文化三个系。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听说了于道泉的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李春先(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了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当前工作的紧迫需要。说来令人惊叹:这个藏语学习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开班上课。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青年学子,云集北京,在于道泉教授门下,开始了藏语的学习。
“文革”中于道泉在劫难逃,他成为第一批住进“牛棚”的“座上客”,白天于道泉在一座楼前浇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训。在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上,全系教师及部分学生共有200多人,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先作了简短发言,要全系师生批判相信有灵魂的迷信思想,帮助于道泉。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踊跃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陈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3个小时。而于道泉老先生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全神贯注,神情肃穆,已进入了沉思状态。主持人叫道:“于先生!于先生!”他完全没听见。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于道泉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这是真话,他的确没听别人在说什么。于道泉老先生早已置身事外,进入自己的冥想王国。原来他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说怪也不怪,于道泉于对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在中央民族学院是周报上发表过议论,但当时没有人理会,还有人认为是“幻想”,说他不务正业。这下子可好了,一切烦琐事务都摆脱得干干净净,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发明了一套“数码代音字”,卓有远见地认为,这一套数码代音字可以供翻译机械化使用,就是说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电脑(当时人称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汉文和藏文的软件系统了。可惜他的这种超前思维在学院、在社会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接受。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上,于道泉提交的一篇论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数码字简表:数码字与罗马字对照表),文中列举了他所设计的数码代音字用来拼读汉字和拼读藏文的规则。热心学习应用这种数码代音字的张默生教授,于1977年3月1日用这一体例的数码代音字给于道泉写来一封信。信除了用数码代音体系写出,还用汉字逐字对照一并写就,请于道泉验看。张默生就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校长,当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于道泉既是世交,又有戚谊,同为山东临淄的著名奇人,这一文件堪称双绝。
李铮是季羡林的助手。他1933年9月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之家,1998年12月不幸去世。李铮从刚满17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的办公室工作,后来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季羡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李铮初到系里,就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工作。当时陈玉龙担任系秘书,陈玉龙是1949年从南京东方语言专门学校合并北大以后被安排到这里来的,他们几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系办公室里,陈玉龙和季羡林对面办公。季羡林的书架就放在办公室里,上面摆放着一卷卷的名人字画,旧书店不断有人送一些旧书供季羡林选购。李铮的工作环境是很不错的,如在芝兰之室。但是李铮作为当时“一个极端无知的孩子,跻身于知识分子圈子里,有时并不自在”。到系办公室拜访季羡林的人很多,郑振铎、向达、曹葆华、肖离、金凤女士、德国籍专家傅吾康……
季羡林很佩服傅吾康身上所具有的德国学者的那种彻底性。傅吾康的父亲是清代末年的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担任过德国驻清朝的外交官,经常“上山”。季羡林从他儿子傅吾康嘴里经常听到“上山”这个词儿。上哪个山呢?他从来没有问过,反正他每次来北京,总有一半时间“上山”。最近他才知道,他们父子俩上的山就是大觉寺,德国人毕竟是热爱自然的民族。傅吾康是研究过东南亚华侨史的,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现状,他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活资料,死资料,全都收集起来。即使冒险,也无所顾忌。
接触这些学者,对于提高李铮的境界大有益处。李铮那时在办公室的事情不多,做完了他就看书,学习,打字,或者去听课。季羡林和陈玉龙都对他进行鼓励,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尽管这样,他仍然感到不自在。系里的毕业生离校前,照毕业合影像,他犯了难。合影的地点在沙滩的孑民堂前,放了一排椅子,是让教师坐的,后边是一排比一排高的凳子,是让学生站的。李铮本来就不想参加这类活动,一见这一场面,更是不想参加了。站在哪里呢?这成了他犹豫难定的难题。当学生吗?自己觉得不够格。万一有人让自己到教师队伍里,那就更没有办法处理了。这样他就决定不参加照相。季羡林找到他,劝说了半天未果,最后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个人!”只得和陈玉龙走开了。1951年,陈玉龙被调到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的身边工作,李铮的工作基本不变。
有一次系里进行政治学习,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那里傻听。几位老师见他一言不发,就一再鼓励他发言,哪怕提提问题。他当时根本看不懂这种深奥的哲学著作,能提什么问题呢?碍于老师们的一再催促,他大着胆,问了一句:“什么是‘道听途说’?”他当时不知道老师们的表情如何,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季羡林笑眯眯地给他讲了这个成语的含义。听罢,他若有所悟,知道自己跑题了。
搬到西郊以后,李铮在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种地、养猪、修公路,什么活都干。他给季羡林写了一封信,汇报在农村的情况。季羡林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表达了前辈对后辈的殷殷之情。
1978年开始,李铮做了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北大的有些教授,配备有助手,但是都是本系的助教、讲师或研究生兼任。而季羡林是学校给配备专职的助手的教授。没有人给李铮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了一个原则:凡是先生需要做而自己也能做好的,只要做了不给先生添乱,只要能节省先生的时间,就是自己该做的工作。80年代初,学校考虑到先生的书太多,怕把楼压坏,让先生从二楼搬到一楼,给了两套单元,大小7间。季羡林的子女不在北大,家中只有三位老人,先生、老伴和婶母,这样就难以照顾另一个单元。这时候,李铮主动提出他可以晚上过来住。从那一年起,他一住就是七八年,直到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可以回家住宿了,他才回家住了。
谁都知道,季羡林爱猫。他把对猫的态度分为三类:不爱猫,假爱猫,真爱猫。而李铮偏偏不喜欢猫。在季羡林家里,他从来没有抱过猫。有时,他不注意,坐到季羡林常坐的藤椅上,猫们也跳到他的身上,他赶忙把它们推开。猫喜欢在人的裤腿上蹭痒,他从来不让它们靠近。有时候,他请示工作的时候,需要把书刊、文稿或信件摊到桌面上。常常有猫女士会跳上桌来,端坐中央,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知道,它经常在桌子上的文稿上静卧,有时候也小解一下,先生从来也不动怒。而李铮则要把猫推开,他的理由是,这样才能工作。遇到这种情况,他轻手轻脚把它们抱到屋外去。李铮为自己被划在不爱猫的一类感到遗憾,但又感到自得自慰,因为他的不爱猫是坦荡荡的,没有一点假,比那种假爱猫的,要好多了。
季羡林全家和睦在北大是有名的。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水龙头,结果夜里水来了,水漫金山。早晨,李铮接到电话赶过来,看到先生站在水中间,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就是这样季羡林也从来不发火,没有一句怨言。李铮赶快帮忙把水处理干净。
李铮多年来一直和季羡林的一家和睦相处,彼此如同家人。季羡林的家人给李铮写信赞扬他们夫妇说:“我对你们二位兢兢业业为老人工作一生,由衷敬佩。应该说,你们是最了解老人、也最了解我们家的朋友了。尤其可贵的是没有其他‘图谋’。”
李铮老师一家三口,多少年来一直挤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一套一室半(美其名曰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退休前不久,或者竟是在退休以后,方才分配到一套西三旗的三居室,高兴是不必说的。他的祖上本是满洲贵族,老夫人或老太夫人是康熙后裔,老太爷是不多见的满文专家。李铮从中学毕业后,就一直追随季羡林,担任季羡林的助手。“文化大革命”期间,季羡林既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饱受非人折磨,以后又被指派到学生宿舍看门、打铃、扫厕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什么助手了。李铮于是就沾光下放,到北大附小当教员,颇当了几年孩儿王。“文革”一结束,季羡林刚从“牛”变回人,就马上又将李铮调回身边。
李铮是家中长子,满人家中长子地位很高,长子也自律很严,自小就一般不参与弟妹之间的嬉戏。李铮因此也就给人以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甚至略显拘谨的感觉。虽然李铮家住蔚秀园,和季先生朗润园的住处相距甚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为了便于协助先生研究工作,李铮却在季先生东面那套书房里搭了一个铺,平时不常回家。搭铺的那间房子里存放着先生解放前后用一两黄金从上虞罗氏买下的日文原版《大正新修大藏经》,个子高高的李铮总是佝偻着身子,戴着发白的套袖和老花镜,静静地伏案工作,白天的阳光、夜间的灯光映照着他的丝丝白发。季先生的事,无论巨细,李铮都要管。他和夫人就一如先生的儿、媳,视先生如父,确实有不少前来拜见先生的人搞不清楚。季先生的经济也基本上由李铮管理,虽然说起来不过是工资和稿费,但是,季先生的稿费奇多,数额大小不一,来处四面八方,跑邮局、取款、核对、登记、联系,总之,是一件非常琐碎麻烦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李铮能够应付裕如、锱铢不差。季先生不止一次赞叹:“交给李铮,肯定错不了!”先生当然也视李铮一家如家人,且不说例开两桌的每年团圆饭必有李铮一家同吃胡萝卜羊肉馅饺子;李铮和夫人平时要上班,他们的公子晓军小时候也和先生的孙辈一同玩耍,病了也由季师母(弟子们都称季奶奶)和季先生的婶婶(弟子们都称老祖)照料。
当然,作为季先生的助手,需要承担的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工作。季先生的文稿的中文字迹非常清楚,外文则习惯写手写体,虽然很是规范而且美观,但是季先生掌握并用于研究的外语实在太多且怪,不要说是一般编辑,就是连弟子,有时也未必能够分辨。李铮却仿佛有特异功能,能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在文稿上,把印刷体的外文在上面打印出来,再用笔标上长短音和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省去编辑很多麻烦。季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倘若不是全部的话,都由李铮阅读校样。先生对李铮找错字的本事实在表示惊叹。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40余万字,居然连标点符号在内只有四处错误,差错率十万分之一!李铮一向有书出版之后再核对一遍的习惯,一对之下,连这四个错误还是他早就校出来的!这样的工作成绩是要有不同一般的敬业精神为前提的,李铮用一把尺子一行一行地比着审读校样。
季先生的日常学术事务,李铮差不多都一人担当了。先生著作繁多,而且每每被一些非常冷僻的杂志转载,其中的情况只有李铮搞得清楚;季先生书一出,就会寄赠国内外同行友好,李铮就有一份用铅笔蝇头小字多年来写就的名单,谁在什么时候收到了第几册,一清二楚;先生有时送书会将手头最后一本自存本也送掉,不用急,李铮早就预留一本;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的文章连自己也早就忘了,不要紧,李铮会到图书馆找出来,复印甚至手抄一份,以备编集。这类的事情数不胜数。李铮连编辑都不是,他的名字只有出现在季先生几乎每一本书的感谢名单中。先生一再说,李铮的工作节省了他的生命。这是一种至高的赞誉。
李铮连大学教育都没有受过,但是,他的汉语水平恐怕要高于很多所谓的大学教授。这是季先生的话。而且这也不是季先生一人之私言,是相当多的一流学者的公论。季先生曾经主持《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后来又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李铮也负责其中一部分的今译。稍有学术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李铮的译文精确流畅,如今铺天盖地的所谓“今译”恐怕今人看不明白,古人也不知所云,实在不足与李铮的译文同日而语。李铮对汉语是下过功夫的,而且从很早起就有兴趣,据他的夫人徐老师讲,他在“文革”下放干校时,曾经写过一个相声段子“老李识字”,讽刺不仅当时而且现在也举目皆是的白字先生。可惜,连这份唯一的作品也没能留存下来。
不过,留存下来又怎样呢?如今著作等身者比比皆是,有教授头衔者如过河之鲫,用季先生的话来讲,正是“讲师不如狗,教授满街走”。和他熟悉的钱文忠经常看到李铮的身影:高高的个子,白的短发直立着,低着头,微驼着背,左肩略倾,手拎老掉牙的塑料包,脚蹬布鞋,在从西门外文楼通向朗润园的路上踽踽独行……他的著作就是他的背影,投射在地上的只有四个字:认真的人。
李铮陪季羡林西去泰国,在曼谷停留十余天,东渡日本。李铮对季羡林付出的实在很多,而且如果他健在的话,还可以付出得更多……然而,他过早地走了!李铮的早逝是季羡林的一大损失。">九_九_藏_书_网99lib•net九九藏书九_九_藏_书_网
1960年,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各国青年代表时,马坚任翻译,毛泽东向众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举例说:“马坚先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共产党员,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工作和合作呀!如果没有他,你们讲阿拉伯语我听不懂,我讲的汉语你们也就不懂,现在我们彼此都沟通了,这就是说我与马先生合作得很好么!”
1978年8月16日凌晨,马坚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顺命归真。有译作《阿拉伯通史》、《阿拉伯半岛》、《古兰经》、《阿拉伯通史》,组织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教师集体编写《阿汉词典》。1984年,经中国伊协认可和世界伊盟同意,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出版机构——沙特阿拉伯王国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出版社出版了马坚《古兰经》译文中阿对照本,这是对马坚毕生致力于译经工作的最好肯定,也是给予一个穆斯林无比崇高的荣誉。
于道泉(1901~1992),山东临淄(今淄博)人。据他的妹妹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说,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叶永烈《陈云夫人于若木》)这样看来于道泉也是生于济南。他早年就读齐鲁大学、北京大学,攻数学。齐鲁大学肄业。1934年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留学,师从巴考(J.Bacot)研修藏文。1938年至1947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高级讲师。后来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历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事藏学研究,研究运用拉丁字母拼写拉萨话全部声韵调的符号系统。与赵元任合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他著有《藏语口语字典》、《北京图书馆馆藏满文目录》、《四角号码索引》,并指导汉译《四部医典》等,为中国藏学研究的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道泉是我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藏学奠基人。有语言天才,精通藏语、蒙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文等。当然,于道泉精通多种语言,主要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为了学习藏语,曾到雍和宫自愿服杂役。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语系以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国内外都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北大东语系主外,中央民族学院主内。这样,于道泉与马学良先生等一起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一批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自己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泰斗。
于道泉和赵元任合作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季羡林早就读过。在于道泉回国在北大工作以后,季羡林经常从他那里听到赵元任的一些情况,他们都很佩服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学说方言的本领令人称奇。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也是行动有点“怪”的人。他自己对此似乎有所感。有一次,于道泉亲口对季羡林说:“我的脑筋大概是有点问题。”他的“怪”表现特多,如为了学习藏文和蒙古文,他干脆搬到雍和宫去,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有了个“于喇嘛”的绰号。他在巴黎留学时,听说西红柿极有营养,于是天天只吃西红柿,结果一天竟然能吃五六斤之多,把肚子给吃坏了。在伦敦时,恰巧陈寅恪先生在那里治眼疾,他天天去给陈先生解闷,给陈先生读书读报。读的书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奇怪的是,他相信有鬼,却又喜欢马克思的著作。到中央民族大学以后,他还研究无土栽培,后来又研究号码代字音的问题,而且都取得了成就。这些行动无不显示其怪。
季羡林说:
为什么这样的“怪”会同天才联系在一起呢?一个有天才的人,认准了一个问题,于是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在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焉能不发古人未发之覆,焉能不向绝对真理走近一步呢?
但是在平凡的人眼中,这就叫“怪”,于道泉就是这样一个怪人。
对于于道泉,还必须进一步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一下。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泊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他的这种超越,同尘世间庸俗之辈的蝇营狗苟的争名夺利的行径比较起来,有如天渊。于道泉是我们的楷模。(《千禧文存》,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泉先生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
1949年4月来到北京。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最初分设为三个组。第一组包括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包括梵文,巴利文,龟兹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吐火罗文B);第三组是阿拉伯文。三个组的具体负责人,第一组应该是稍后从英国回来的于道泉,第二组是季羡林本人,第三组是马坚。五十年代以后,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改称东方语言系,再改名东方语言文学系,一度称为东语系,后来改为东方学系,现在则分为东方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文化三个系。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听说了于道泉的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李春先(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了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当前工作的紧迫需要。说来令人惊叹:这个藏语学习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开班上课。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青年学子,云集北京,在于道泉教授门下,开始了藏语的学习。
“文革”中于道泉在劫难逃,他成为第一批住进“牛棚”的“座上客”,白天于道泉在一座楼前浇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训。在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上,全系教师及部分学生共有200多人,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先作了简短发言,要全系师生批判相信有灵魂的迷信思想,帮助于道泉。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踊跃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陈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3个小时。而于道泉老先生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全神贯注,神情肃穆,已进入了沉思状态。主持人叫道:“于先生!于先生!”他完全没听见。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于道泉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这是真话,他的确没听别人在说什么。于道泉老先生早已置身事外,进入自己的冥想王国。原来他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说怪也不怪,于道泉于对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在中央民族学院是周报上发表过议论,但当时没有人理会,还有人认为是“幻想”,说他不务正业。这下子可好了,一切烦琐事务都摆脱得干干净净,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发明了一套“数码代音字”,卓有远见地认为,这一套数码代音字可以供翻译机械化使用,就是说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电脑(当时人称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汉文和藏文的软件系统了。可惜他的这种超前思维在学院、在社会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接受。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上,于道泉提交的一篇论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数码字简表:数码字与罗马字对照表),文中列举了他所设计的数码代音字用来拼读汉字和拼读藏文的规则。热心学习应用这种数码代音字的张默生教授,于1977年3月1日用这一体例的数码代音字给于道泉写来一封信。信除了用数码代音体系写出,还用汉字逐字对照一并写就,请于道泉验看。张默生就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校长,当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于道泉既是世交,又有戚谊,同为山东临淄的著名奇人,这一文件堪称双绝。
李铮是季羡林的助手。他1933年9月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之家,1998年12月不幸去世。李铮从刚满17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的办公室工作,后来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季羡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李铮初到系里,就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工作。当时陈玉龙担任系秘书,陈玉龙是1949年从南京东方语言专门学校合并北大以后被安排到这里来的,他们几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系办公室里,陈玉龙和季羡林对面办公。季羡林的书架就放在办公室里,上面摆放着一卷卷的名人字画,旧书店不断有人送一些旧书供季羡林选购。李铮的工作环境是很不错的,如在芝兰之室。但是李铮作为当时“一个极端无知的孩子,跻身于知识分子圈子里,有时并不自在”。到系办公室拜访季羡林的人很多,郑振铎、向达、曹葆华、肖离、金凤女士、德国籍专家傅吾康……
季羡林很佩服傅吾康身上所具有的德国学者的那种彻底性。傅吾康的父亲是清代末年的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担任过德国驻清朝的外交官,经常“上山”。季羡林从他儿子傅吾康嘴里经常听到“上山”这个词儿。上哪个山呢?他从来没有问过,反正他每次来北京,总有一半时间“上山”。最近他才知道,他们父子俩上的山就是大觉寺,德国人毕竟是热爱自然的民族。傅吾康是研究过东南亚华侨史的,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现状,他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活资料,死资料,全都收集起来。即使冒险,也无所顾忌。
接触这些学者,对于提高李铮的境界大有益处。李铮那时在办公室的事情不多,做完了他就看书,学习,打字,或者去听课。季羡林和陈玉龙都对他进行鼓励,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尽管这样,他仍然感到不自在。系里的毕业生离校前,照毕业合影像,他犯了难。合影的地点在沙滩的孑民堂前,放了一排椅子,是让教师坐的,后边是一排比一排高的凳子,是让学生站的。李铮本来就不想参加这类活动,一见这一场面,更是不想参加了。站在哪里呢?这成了他犹豫难定的难题。当学生吗?自己觉得不够格。万一有人让自己到教师队伍里,那就更没有办法处理了。这样他就决定不参加照相。季羡林找到他,劝说了半天未果,最后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个人!”只得和陈玉龙走开了。1951年,陈玉龙被调到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的身边工作,李铮的工作基本不变。
有一次系里进行政治学习,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那里傻听。几位老师见他一言不发,就一再鼓励他发言,哪怕提提问题。他当时根本看不懂这种深奥的哲学著作,能提什么问题呢?碍于老师们的一再催促,他大着胆,问了一句:“什么是‘道听途说’?”他当时不知道老师们的表情如何,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季羡林笑眯眯地给他讲了这个成语的含义。听罢,他若有所悟,知道自己跑题了。
搬到西郊以后,李铮在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种地、养猪、修公路,什么活都干。他给季羡林写了一封信,汇报在农村的情况。季羡林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表达了前辈对后辈的殷殷之情。
1978年开始,李铮做了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北大的有些教授,配备有助手,但是都是本系的助教、讲师或研究生兼任。而季羡林是学校给配备专职的助手的教授。没有人给李铮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了一个原则:凡是先生需要做而自己也能做好的,只要做了不给先生添乱,只要能节省先生的时间,就是自己该做的工作。80年代初,学校考虑到先生的书太多,怕把楼压坏,让先生从二楼搬到一楼,给了两套单元,大小7间。季羡林的子女不在北大,家中只有三位老人,先生、老伴和婶母,这样就难以照顾另一个单元。这时候,李铮主动提出他可以晚上过来住。从那一年起,他一住就是七八年,直到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可以回家住宿了,他才回家住了。
谁都知道,季羡林爱猫。他把对猫的态度分为三类:不爱猫,假爱猫,真爱猫。而李铮偏偏不喜欢猫。在季羡林家里,他从来没有抱过猫。有时,他不注意,坐到季羡林常坐的藤椅上,猫们也跳到他的身上,他赶忙把它们推开。猫喜欢在人的裤腿上蹭痒,他从来不让它们靠近。有时候,他请示工作的时候,需要把书刊、文稿或信件摊到桌面上。常常有猫女士会跳上桌来,端坐中央,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知道,它经常在桌子上的文稿上静卧,有时候也小解一下,先生从来也不动怒。而李铮则要把猫推开,他的理由是,这样才能工作。遇到这种情况,他轻手轻脚把它们抱到屋外去。李铮为自己被划在不爱猫的一类感到遗憾,但又感到自得自慰,因为他的不爱猫是坦荡荡的,没有一点假,比那种假爱猫的,要好多了。
季羡林全家和睦在北大是有名的。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水龙头,结果夜里水来了,水漫金山。早晨,李铮接到电话赶过来,看到先生站在水中间,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就是这样季羡林也从来不发火,没有一句怨言。李铮赶快帮忙把水处理干净。
李铮多年来一直和季羡林的一家和睦相处,彼此如同家人。季羡林的家人给李铮写信赞扬他们夫妇说:“我对你们二位兢兢业业为老人工作一生,由衷敬佩。应该说,你们是最了解老人、也最了解我们家的朋友了。尤其可贵的是没有其他‘图谋’。”
李铮老师一家三口,多少年来一直挤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一套一室半(美其名曰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退休前不久,或者竟是在退休以后,方才分配到一套西三旗的三居室,高兴是不必说的。他的祖上本是满洲贵族,老夫人或老太夫人是康熙后裔,老太爷是不多见的满文专家。李铮从中学毕业后,就一直追随季羡林,担任季羡林的助手。“文化大革命”期间,季羡林既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饱受非人折磨,以后又被指派到学生宿舍看门、打铃、扫厕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什么助手了。李铮于是就沾光下放,到北大附小当教员,颇当了几年孩儿王。“文革”一结束,季羡林刚从“牛”变回人,就马上又将李铮调回身边。
李铮是家中长子,满人家中长子地位很高,长子也自律很严,自小就一般不参与弟妹之间的嬉戏。李铮因此也就给人以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甚至略显拘谨的感觉。虽然李铮家住蔚秀园,和季先生朗润园的住处相距甚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为了便于协助先生研究工作,李铮却在季先生东面那套书房里搭了一个铺,平时不常回家。搭铺的那间房子里存放着先生解放前后用一两黄金从上虞罗氏买下的日文原版《大正新修大藏经》,个子高高的李铮总是佝偻着身子,戴着发白的套袖和老花镜,静静地伏案工作,白天的阳光、夜间的灯光映照着他的丝丝白发。季先生的事,无论巨细,李铮都要管。他和夫人就一如先生的儿、媳,视先生如父,确实有不少前来拜见先生的人搞不清楚。季先生的经济也基本上由李铮管理,虽然说起来不过是工资和稿费,但是,季先生的稿费奇多,数额大小不一,来处四面八方,跑邮局、取款、核对、登记、联系,总之,是一件非常琐碎麻烦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李铮能够应付裕如、锱铢不差。季先生不止一次赞叹:“交给李铮,肯定错不了!”先生当然也视李铮一家如家人,且不说例开两桌的每年团圆饭必有李铮一家同吃胡萝卜羊肉馅饺子;李铮和夫人平时要上班,他们的公子晓军小时候也和先生的孙辈一同玩耍,病了也由季师母(弟子们都称季奶奶)和季先生的婶婶(弟子们都称老祖)照料。
当然,作为季先生的助手,需要承担的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工作。季先生的文稿的中文字迹非常清楚,外文则习惯写手写体,虽然很是规范而且美观,但是季先生掌握并用于研究的外语实在太多且怪,不要说是一般编辑,就是连弟子,有时也未必能够分辨。李铮却仿佛有特异功能,能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在文稿上,把印刷体的外文在上面打印出来,再用笔标上长短音和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省去编辑很多麻烦。季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倘若不是全部的话,都由李铮阅读校样。先生对李铮找错字的本事实在表示惊叹。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40余万字,居然连标点符号在内只有四处错误,差错率十万分之一!李铮一向有书出版之后再核对一遍的习惯,一对之下,连这四个错误还是他早就校出来的!这样的工作成绩是要有不同一般的敬业精神为前提的,李铮用一把尺子一行一行地比着审读校样。
季先生的日常学术事务,李铮差不多都一人担当了。先生著作繁多,而且每每被一些非常冷僻的杂志转载,其中的情况只有李铮搞得清楚;季先生书一出,就会寄赠国内外同行友好,李铮就有一份用铅笔蝇头小字多年来写就的名单,谁在什么时候收到了第几册,一清二楚;先生有时送书会将手头最后一本自存本也送掉,不用急,李铮早就预留一本;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的文章连自己也早就忘了,不要紧,李铮会到图书馆找出来,复印甚至手抄一份,以备编集。这类的事情数不胜数。李铮连编辑都不是,他的名字只有出现在季先生几乎每一本书的感谢名单中。先生一再说,李铮的工作节省了他的生命。这是一种至高的赞誉。
李铮连大学教育都没有受过,但是,他的汉语水平恐怕要高于很多所谓的大学教授。这是季先生的话。而且这也不是季先生一人之私言,是相当多的一流学者的公论。季先生曾经主持《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后来又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李铮也负责其中一部分的今译。稍有学术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李铮的译文精确流畅,如今铺天盖地的所谓“今译”恐怕今人看不明白,古人也不知所云,实在不足与李铮的译文同日而语。李铮对汉语是下过功夫的,而且从很早起就有兴趣,据他的夫人徐老师讲,他在“文革”下放干校时,曾经写过一个相声段子“老李识字”,讽刺不仅当时而且现在也举目皆是的白字先生。可惜,连这份唯一的作品也没能留存下来。
不过,留存下来又怎样呢?如今著作等身者比比皆是,有教授头衔者如过河之鲫,用季先生的话来讲,正是“讲师不如狗,教授满街走”。和他熟悉的钱文忠经常看到李铮的身影:高高的个子,白的短发直立着,低着头,微驼着背,左肩略倾,手拎老掉牙的塑料包,脚蹬布鞋,在从西门外文楼通向朗润园的路上踽踽独行……他的著作就是他的背影,投射在地上的只有四个字:认真的人。
李铮陪季羡林西去泰国,在曼谷停留十余天,东渡日本。李铮对季羡林付出的实在很多,而且如果他健在的话,还可以付出得更多……然而,他过早地走了!李铮的早逝是季羡林的一大损失。">九_九_藏_书_网99lib•net九九藏书九_九_藏_书_网
季羡林:对。可是,在清华组建也一样的,什么地方组建都一样的。创办一个系,并不难,挂一个牌子就完了么,请几个教授就可以了。
季羡林:这个我不知道。
蔡德贵:三个人,这您在清华读书时,和他们都熟悉。
季羡林:嗯。结果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吴晓铃,就有了仇敌。他的夫人是学孟加拉文的。后来,我在创办东语系的时候,我就把孟加拉文给去掉了,结果是火上加油了。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吴晓玲、罗常培他们要创办东语系,这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回国以后,陈寅恪先生那时候本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为什么没有介绍我到清华,介绍我到北大,到现在也不明白。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是我夺了他东语系系主任的位置,我根本不知道。后来又把他夫人的孟加拉文去掉了,火上加油了。
季羡林: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这个人是这个外国的东西,包括梵文在内,都不行。就是搞这个,中国演剧,你知道吴雪吗?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
季羡林:对。我都不知道的。当时大概罗常培和他谈过。
季羡林:吴晓铃、罗常培,他们当时酝酿着要成立一个北大东语系,而且内定这个吴晓玲为系主任。
季羡林:没有。印地语是后来添的。
蔡德贵:关德栋和王绍曾先生经常提到您。李铮的爸爸后来也没有到北大?
蔡德贵:马婶母家的大舅,最后还做过什么官吗?
蔡德贵:后来她也没有在北大?
季羡林:就那个《沙恭达罗》,真正宣传什么东西?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之前,让我讲一讲,必须突出其中的政治意义,后来我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它就是歌颂爱情,就是歌颂纯真的爱情,那个故事,好像是《元曲》里也有。
蔡德贵:《全集》那里,一些您的文章没有日期,有些我查出来了,有一篇《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特点》我没有查出来。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是讲话呢?还是文章?
蔡德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和研究印度佛教必须学习梵文、巴利文一个道理的。当时有没有人反对?
季羡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广田是云南大学校长,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前边是一个水塘,他把自己的衣服放在水塘边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他自己就跳水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春城忆广田》。“春城”就是昆明了,“冠盖满京华,此人独憔悴”。
季羡林:嗯。当时校长是胡适,文学院院长是汤用彤。胡适老是不在北京,实际上管事的,是汤用彤。汤用彤这个人还是很有学问的。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很有功夫的。
蔡德贵:《元曲》里有?
季羡林:后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云南西双版纳。就是那次去的。
蔡德
藏书网贵:季承大哥说见过您的稿子。
季羡林:那是我们抓住的,他这个外号叫于喇嘛,他住在雍和宫,学这个藏文、学蒙古文,很有点才能的。《仓央嘉措情歌》就是他翻译出来的,那是我把他抓住的。
蔡德贵:李铮的爸爸没有来,满文就没有人教了。
蔡德贵:马学良在济南高中上学的时候,校长说,几年前,季羡林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怎么怎么样。马学良就立志要学习季羡林先生。他后来是这么考上来的。
蔡德贵:没有什么角色,是不是和胡适议论过这件事?
季羡林:认识,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们到清华参观,我招待。
季羡林:嗯。也不一定没有。不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蔡德贵:但也不一定没有啊!
蔡德贵:大概是章丘一带的。
蔡德贵:是不是戴逸先生那里的?
季羡林:也很难说。
季羡林:不知道啊!后来知道他这个,在印度待过,梵文学得很不怎么样,因为他只会英文。从英文学梵文哪,反正水平是很不怎么样。他翻译了一本《小泥车》,你知道这本书吗?
蔡德贵:于道泉和马学良后来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去了。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藏文、蒙古文,就这几个人。办公室里是不是有李铮啦?
季羡林:嗯。当时他们这样子,这个在我之前哪,你知道有个吴晓铃吧?
季羡林:没有什么角色。
蔡德贵:这批学生,是马松亭大阿訇送来的,那不是正式招生的。那胡适也真给面子了。那时候北大是几年制,四年还是五年?
季羡林:他翻译的。我也没有对过。
季羡林:四年。那时候只有一件好事,就是我要求学东方语言的学生必须学英文,这一条我坚持了。你不学英文,不行。光靠东方语言不行。
季羡林:上次谈到这个笔名。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您还不知道他。
季羡林:没有学过。印地语我没学过。
季羡林:我们这种语言哪,也招不了多少学生,梵文、巴利文,哪有什么人学啊!费力不讨好。
季羡林:吴晓铃是罗常培的学生。所以,我在世界上,还不知道吴晓铃这个人的时候,结果就有了一个仇敌了。
季羡林:吴雪演完了,所以就下来陪了。这主要是讲这么一个故事,要报复,让这个剧里边的主人公忘掉一件事,最主要的一件事,要他忘掉,婆罗门说话都是算数的。就是那个故事的细节,我记不得了。
蔡德贵:这个和《小泥车》有没有关系?
蔡德贵:见到李广田先生的那一次。
蔡德贵:除了于道泉还有马学良。
蔡德贵:他给读《资本论》。
蔡德贵:那时候就出力不讨好。除了吴晓铃,在您以前马坚先生去了吗?马坚先生、金克木先生已经在北大了吗?
季羡林:那是“天眼通”。没有这么回事。
蔡德贵:您一来就把他得罪了。
季羡林:李广田在云南。李广田是北大的,在沙滩。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在北大。
蔡德贵:我没有看过。
季羡林:类似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它两个没有传承的关系。意思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婆罗门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他就气愤愤地说,我一定要报复。(吴雪)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后来就没有啦。
季羡林:嗯。我那时候这个系主任,是光杆司令上任啊!要成立一个系,当时我一个人,加一个秘书。先是于道泉,后来是金克木。金克木当时在武汉大学,调到北大来的。金克木这个人是有才气,他没有上过大学,在印度待过几年。我调他来以后,有一年我神经衰弱。我那时候神经衰弱,报纸都不能看,神经衰弱到极点。那时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可以出去视察一个月,政府出钱,地方由自己选。有的人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每年专门去视察一个月。因为又不是自己出钱,又可以游山玩水,人家见了还都很尊敬。
蔡德贵:孟加拉文,刘建学过吗?
季羡林:嗯。戴逸那里。我就说在清史研究所,起码得念满文吧,我这个话说出去,人家认为是奇谈怪论。研究清史不研究满文?日本人有很多满文专家。
季羡林:第一批学生,当时啊,就是梵文、巴利文招了几个学生,后来都到香港去了,也没有用上。阿拉伯文的,是没有招学生,是送的。胡适校长,那个牛街,那个教长,大阿訇马松亭校长(成达师范),他派了一些学生,送给胡适的。这些学生当时如果考,那是考不上的。而且还差得很远,当时清华、北大是很难考的。他送来一批,后来这批人,有些在国外阿拉伯国家使馆里边当参赞的,当武官的都有。那是马松亭送给胡适的。他们考是考不上的。北大、清华那时候难考极了。
蔡德贵:先生,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胡适和陈寅恪先生商量过,已经想让您组建东语系了。
蔡德贵:我知道。搞印度文学史的吧?
蔡德贵:他有什么故事吗?
季羡林:我认识他,解放前就认识了。
季羡林:《小泥车》就是吴晓铃翻译的。《小泥车》与《沙恭达罗》没有关系。吴晓铃就是,本来要当东语系系主任的,结果半路杀出一个季羡林,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的时候,结果就结仇了。那个人,你知道,类似于中国的清客,那种作风。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我们那个济南婶母的马家,是个大家,对子女的教育,不愿意投入,小学到初中就完了。到社会上鬼混,不是有几爷吗?少爷、舅爷、师爷,师爷就是给当官的人当秘书的。还有一个什么爷。
蔡德贵:上次说到您在东语系被汤用彤聘为教授的事情了。现在该说东语系创建时候的事情了。
蔡德贵:少爷?有没有一个老爷?老爷在不在里边?
蔡德贵:他比您小。王绍曾先生和您同岁。王绍曾先生非常了不起,版本学、目录学非常好。90岁以后当了博士生导师。
蔡德贵:演过您翻译的《沙恭达罗》。
季羡林:嗯。马学良也是。
季羡林:没有写小说。
季羡林:结果,我占了他的位置了。我怎么知道呢?所以我说,没有见面,就成为仇人。
蔡德贵:先生,我查了一下,您上次说到的克恩教授,1884年出生,1950年去世。那个《四书》是否出版,还没有查到。他在世界历史方面,比较文化出来一些书,很有造诣的。
蔡德贵:没有。
蔡德贵:发表了。在《清华周刊》,使用的笔名是窘羊。天津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孙玉蓉,考查了除了您使用过“窘羊”的笔名,别人没有使用过这个笔名。您记得没有写完?
季羡林:这个没有听说有反对的。这个是真理啊!既然成立清史研究所,满文不学,怎么行呢?人家日本人啊,研究满文的人才比我们多,水平也比我们的高,今西龙、今西春秋父子,都是日本研究满文的啊。这个研究清史,而且是他们有个责任的。中国这个国家很奇怪的,一个朝代老变化,别的国家是少有的。变化了以后呢,这个新的朝代第一件工作就给旧的朝代修史,这个很有意思,他的用意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旧朝代是怎么垮台的,利用修史来总结经验。怎么能够统治长久了。
蔡德贵:您睡不着,怎么着呢?到哪里了?
蔡德贵:回来以前您不认识他吗?
蔡德贵:有一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季承大哥说,您在佛山街的时候,见过您写的小说。
蔡德贵:逼他,他就干了。
季羡林:后来一定要我讲什么政治意义。我说人家不讲这个东西,它就是只是讲爱情至上,爱情的纯真。要套我们当时的论调,套不上的。所以让我讲,我讲不出来,我就知道,这个故事本身很美丽、很曲折。就是那个故事,我现在不大清楚了。你刚才讲到哪个?
季羡林:李铮的爸爸没有来,他也不是一个学者,满文能懂。后来这个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我建议当然首先是研究满文,他们认为是奇谈怪论,满文的老档,研究清史要研究满文的老档。鲁迅不是当时是教育部的佥事,受命到东华门去看满文老档。后来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我说首先当然要学满文的。
蔡德贵:您1946年前后,您写过《大嫂》的小说没有?
季羡林:这个不知道啊!
蔡德贵:他没有当成系主任,就嫉恨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