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口述
季羡林:乔冠华腋下夹黑格尔著作,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懂,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同系,也不交谈。后来,他之所以跟我一起,成为交换研究生,就是因为这《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了。我那时候德文也不行。那教员哪,就是都不大负责任。
蔡德贵:艾克是您学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啊?
蔡德贵:在柏林大学是口语训练。
季羡林:石坦安教过。主要那时候德语不行。
季羡林:嗯。
季羡林:英文写的。
2008年10月31日下午3:50~4:40
蔡德贵:石坦安代替艾克。
蔡德贵:上次您讲到清华园,沈有鼎先生的怪。乔冠华腋下夹黑格尔著作,现在是不是继续讲清华园?一直坚持到底。后来她自己也感到没有法子上了,就改变一点,原因是一个学生没有,她就会丢饭碗的。学生们有时候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到她家去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她使用的课本是美国人学法语的一种,精装的,一大厚册。翻来覆去,就是讲那么一点点。我学来学去,也就学了前边那么一点。
跟着她学法文,整整一年,也没有前进多少。浪费了不少时间。到德国的时候,我做毕业论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是一个法国人编撰的,就是《大事》(Mahāvastu),我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跟华兰德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能用,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给啃下来了。
不仅对学生这样,对同伴,她有更狠的。她当时住在清华园周围,清朝军机处旧址的一个大院子里,和燕京大学的一个波兰籍单身女教授,合租一套房子。他们两人轮流当家,每个人管一个月。管家的要做饭,这个管家的人要挨骂,对方每顿饭几乎都要破口大骂。轮到另外一个人当家了,反过来也是做饭和管家的人被大骂。而且是非挨骂不可。做饭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在那个环境之下,学术研究谈不到,教授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干过。
我这个时候还旁听过俄语课。教员是一个白俄,中文名字叫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但是他的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所以结果并不理想,季羡林只听到讲“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有一次,我去旁听他的课,他把32个字母念了两遍,就写出字来,让学生念。他的字写得倍儿不清楚,弄得我头昏眼花。上了几次课,只能大瞪其眼,却没有收获。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听了,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硕士,教英语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她拿了一本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当教本,结果,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原来她对古典语言是一窍不通。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第一堂课讲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大出风头,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接着上下去,她就只会胡诌八扯,学生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诵这一段。她不懂中古的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的著作。
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Jameson)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却不可靠。原来是他对原著根本就不熟悉,连译本都没有读几本,只是抄了别人书中的一些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当时清华的名教授,简直可笑之至。
温德是教大三法语的美国教授,也教过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当时觉得像吴宓这样高水平的中国教授,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个水平。他看了不少书,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学术文章发表。他作为美国人,喜欢的是伊斯兰教。他觉得伊斯兰教的天堂符合他的口味。遗憾的是,伊斯兰教戒酒,而他却总是喝得醉眼蒙眬,戴着装反了镜片的眼镜,在清华校园里,也算是一景了。后来,他在北大工作,就住在我的附近,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到外文楼是必经之地。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我与他也没有什么来往。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美国护照给撕了,不要美国国籍了。但他那时候,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美国使馆也不联系,他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死的时候已经100岁了。在中国起码待了70年。
还有一位吴可读教授,是英国人,教授大三的中世纪文学。他上课不拿课本,顺口讲,学生则顺手记录。他还讲授现代小说,选了《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还乡》以及吴尔芙和劳伦斯的各一部小说作教材,至于懂不懂,则只有天知道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云。他还经常缺课,学生等半天,也不到教室。他好歹敷衍了一学期,让学生们很失望。而一旦学生到得少了,他就拿考试来吓唬学生。有一次的考试居然考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和同学们只得拼命看,看得头晕眼痛。终于看完了,就大骂这位老外老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业,但肯定在本国大学当不了教授,有的可以做大学助教,有的可以做中学老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者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躬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本大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中国人给他们翻译中国古籍,但是书出版的时候,译者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靠这本著作在本国大学当了汉学教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清华,这些非正常途径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的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根本张不开口。
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地下,唯老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然能够在课堂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八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不能说没有,但是是少数。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有想到师生关系竟然变成这样子的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杨丙辰当时是北大德语系的系主任,据说在十几个大学兼课,每个月能够拿到1000多块现大洋。他住的地方,就在辅仁大学的旁边,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近,一个叫马圈的胡同。他租了一套房子,是原来的一个亲王府。杨丙辰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是“四大皆空”。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啬地给高分。他根本没有时间备课,胡乱讲一通。一次考试,考完了,学生赖着不走,他看学生不走,就问,嫌分数少啊,给你增加10分。有一天,他给季羡林和李长之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文艺科学”。他们觉得很新奇,玄机无穷。李长之写了文章,称杨丙辰为“我们的导师”。李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季羡林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觉得直到今天对他的理论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外文系的学生一共三个专业,英语、德语、法语三个语系。三门外语里,选一门主修。我选的是德文。后来之所以能够到德国去,就是因为我学的是德语。冯友兰当时是文学院院长,他和德国留学生交换处签订合同,选人的时候,我和乔冠华被选中。我是因为学了德文,乔冠华是因为抱着黑格尔全集,看懂看不懂,不知道。同他那时候不是同学,也不交谈,反正他的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
李长之提到“羡林兄当时正在写《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说明他们在校期间也有共同的兴趣,都从薛德林的诗中读出了力量和信念。">九九藏书九_九_藏_书_网
跟着她学法文,整整一年,也没有前进多少。浪费了不少时间。到德国的时候,我做毕业论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是一个法国人编撰的,就是《大事》(Mahāvastu),我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跟华兰德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能用,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给啃下来了。
不仅对学生这样,对同伴,她有更狠的。她当时住在清华园周围,清朝军机处旧址的一个大院子里,和燕京大学的一个波兰籍单身女教授,合租一套房子。他们两人轮流当家,每个人管一个月。管家的要做饭,这个管家的人要挨骂,对方每顿饭几乎都要破口大骂。轮到另外一个人当家了,反过来也是做饭和管家的人被大骂。而且是非挨骂不可。做饭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在那个环境之下,学术研究谈不到,教授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干过。
我这个时候还旁听过俄语课。教员是一个白俄,中文名字叫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但是他的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所以结果并不理想,季羡林只听到讲“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有一次,我去旁听他的课,他把32个字母念了两遍,就写出字来,让学生念。他的字写得倍儿不清楚,弄得我头昏眼花。上了几次课,只能大瞪其眼,却没有收获。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听了,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硕士,教英语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她拿了一本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当教本,结果,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原来她对古典语言是一窍不通。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第一堂课讲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大出风头,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接着上下去,她就只会胡诌八扯,学生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诵这一段。她不懂中古的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的著作。
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Jameson)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却不可靠。原来是他对原著根本就不熟悉,连译本都没有读几本,只是抄了别人书中的一些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当时清华的名教授,简直可笑之至。
温德是教大三法语的美国教授,也教过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当时觉得像吴宓这样高水平的中国教授,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个水平。他看了不少书,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学术文章发表。他作为美国人,喜欢的是伊斯兰教。他觉得伊斯兰教的天堂符合他的口味。遗憾的是,伊斯兰教戒酒,而他却总是喝得醉眼蒙眬,戴着装反了镜片的眼镜,在清华校园里,也算是一景了。后来,他在北大工作,就住在我的附近,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到外文楼是必经之地。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我与他也没有什么来往。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美国护照给撕了,不要美国国籍了。但他那时候,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美国使馆也不联系,他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死的时候已经100岁了。在中国起码待了70年。
还有一位吴可读教授,是英国人,教授大三的中世纪文学。他上课不拿课本,顺口讲,学生则顺手记录。他还讲授现代小说,选了《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还乡》以及吴尔芙和劳伦斯的各一部小说作教材,至于懂不懂,则只有天知道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云。他还经常缺课,学生等半天,也不到教室。他好歹敷衍了一学期,让学生们很失望。而一旦学生到得少了,他就拿考试来吓唬学生。有一次的考试居然考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和同学们只得拼命看,看得头晕眼痛。终于看完了,就大骂这位老外老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业,但肯定在本国大学当不了教授,有的可以做大学助教,有的可以做中学老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者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躬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本大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中国人给他们翻译中国古籍,但是书出版的时候,译者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靠这本著作在本国大学当了汉学教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清华,这些非正常途径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的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根本张不开口。
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地下,唯老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然能够在课堂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八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不能说没有,但是是少数。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有想到师生关系竟然变成这样子的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杨丙辰当时是北大德语系的系主任,据说在十几个大学兼课,每个月能够拿到1000多块现大洋。他住的地方,就在辅仁大学的旁边,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近,一个叫马圈的胡同。他租了一套房子,是原来的一个亲王府。杨丙辰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是“四大皆空”。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啬地给高分。他根本没有时间备课,胡乱讲一通。一次考试,考完了,学生赖着不走,他看学生不走,就问,嫌分数少啊,给你增加10分。有一天,他给季羡林和李长之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文艺科学”。他们觉得很新奇,玄机无穷。李长之写了文章,称杨丙辰为“我们的导师”。李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季羡林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觉得直到今天对他的理论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外文系的学生一共三个专业,英语、德语、法语三个语系。三门外语里,选一门主修。我选的是德文。后来之所以能够到德国去,就是因为我学的是德语。冯友兰当时是文学院院长,他和德国留学生交换处签订合同,选人的时候,我和乔冠华被选中。我是因为学了德文,乔冠华是因为抱着黑格尔全集,看懂看不懂,不知道。同他那时候不是同学,也不交谈,反正他的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
李长之提到“羡林兄当时正在写《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说明他们在校期间也有共同的兴趣,都从薛德林的诗中读出了力量和信念。">九九藏书九_九_藏_书_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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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lib.net蔡德贵:看薛德林的早期诗歌,是看德文版的,写论文是英文写。
季羡林:教过。
蔡德贵:他教过您吗?
季羡林:有个笑话,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跟那个艾克提出来,你能不能用德文讲啊。他说,好啊,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他说你们听懂了吗?我们当然听不懂啦,他说,我还是用英文讲吧。他哇啦哇啦,我们当然听不懂啦,我们没有念过啊。
蔡德贵:德文的东西看行。
季羡林:看,也是生吞活剥。不行。后来我们到柏林以后,我和乔冠华到德国以后,在柏林停了几个礼拜,德国那个柏林大学,有一给外国学生开的班,我们就在柏林参加了那个给外国学生开的班。要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并不容易,得下一些死功夫。现在讲到什么题目了?
季羡林:后来这样子,艾克5年离开岗位,带工资休假,他到英国去了。谁来代替他呢?就是石坦安。这个石坦安呢,作风跟艾克不一样。艾克喜欢那个Holderlin,薛德林,艾克喜欢,所以我那个论文就是用英文写的,《薛德林的早期诗歌》,为什么是早期呢?那时候我的德文也不行,早期啊,就是把他年轻时候的诗啊,勉勉强强看上几遍,写论文,就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是用英文写的,那时候德语用英文。
蔡德贵:现在叫强化训练。
季羡林:就是这个意思。
蔡德贵:外教还有谁?
季羡林:还有翟孟生(Jameson),有一本《欧洲文学史》,用英文写的。
蔡德贵:他用英文讲,没有法子练口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