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他是个痩削匀称的小个子，肤色微黑，有闪着赭色斑点的灰绿色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以及系住他领带结的蛋白石和黄金蛇形环上方显眼地上下移动的喉结。他的戒指和袖扣也是蛋白石的。一条小金链围在他痩弱的汗毛很重的手腕上，在他的鸽灰色、鼠灰色或银灰色的夏装的扣眼里通常插着一朵康乃馨。只有在夏天我才见到他。在罗日杰斯特维诺短暂地逗留后，他会回到法国或意大利，回到他在波城的城堡去（叫佩皮纳），回到他罗马附近的别墅去（叫塔玛林多），或者去他热爱的埃及，他从那里给我寄来美术明信片（棕榈树及其倒影、日落、手放在膝头的法老们），他潦草粗重的笔迹横跨在上面。然后，又在六月，当芬芳的cheryomuha（旧时代的稠李总状花，或就叫“总状花”，正如我在有关《奥涅金》的作品中给它取的名字）像泡沬一样盛开的时候，他的私人旗帜就会升起在他美丽的罗日杰斯特维诺宅子上空。他旅行时随身携带六只巨大的箱子，买通了北欧快车在我们这个乡村小站特别停靠，在他承诺送我一件绝妙的礼物之后，两只穿着高跟的白色鞋子的脚就会迈着小碎步，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最近的一棵树旁，轻巧地摘下——片叶子给我，——面说：“Pour mon neveu， la chose la plus belle au monde——une feuille verte.”
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年轻的时候有着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个晚上，他必须演唱布伦瑞克的附属教堂唱诗班指挥舒尔曼所写的歌剧，但他对其中一些曲调极为厌恶，于是就用自己创作的曲调来代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令人高兴的血缘关系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欢另外两个先辈，一个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年轻的探险家，还有就是那位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奥诺维奇·科兹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诸如下列论文的作者：《论疾病观念的发展》、《论精神病患者颈孔的封闭》等。在这儿，我不如也顺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学论文，特别是我最中意的三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A New species of Cyclargus Nabokov“（《昆虫学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The Nearctic Members of the Genus Lycaeides Hübner（《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学报》，哈佛学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后，我感到体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学研究和讲课、纯文学写作及《洛丽塔》（因为她即将诞生——一场痛苦的分娩，一个难对付的婴儿）结合起来了。ｗww•99liｂ•ｎｅt
母亲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务，然而他没有康斯坦丁叔叔那么看重这一点。对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来说，这不是一个事业，而是一个多少还能够接受的环境。他的法国和意大利朋友无法读出他长长的俄国姓氏，将它简化成“卢卡”（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这比他的教名对他更适合。在我童年时代，卢卡舅舅似乎属于一个由玩具、色彩鲜艳的图画书和结满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构成的世界：他的庄园和我们的庄园仅隔着一条弯曲的河流，他在自己庄园一角的整片果园上盖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几乎每天午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他的马车在桥上驶过，然后沿着小冷杉树构成的树篱快速向我们的宅子驶来。我八九岁的时候，吃完午饭后他总是把我抱在膝头（两个年轻的男仆在空空的餐厅里收拾桌子的时候）爱抚我，一面发出低低的哼唱声和动听的表示亲热的话语。仆人在场，使我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当父亲从阳台上对他说“Basile， on vous attend”时，才松下一口气来。有一次我去火车站接他（那时我想必是十一二岁了），我看着他从长长的国际列车的卧铺车厢下来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变得又黄又平常了〔jaune et laid〕，我可怜的孩子。”在我第十五个命名日的那天，他把我拉到一边，用他那简慢、精确而又有点老式的法语通知我，他将我定为他的继承人。“现在你可以走了，”他补充道，“l'audience est finie.Je n’ai plus rien à vous dire.”99lib•net九九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