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因此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啊。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历史如同一个人一样,老年的时候确实不如少年时可爱,青年时迷人。
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老刘家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有江河日下的味道。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我们文化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
群体是伟大的,个人是渺小的,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何来?更不要遑论民主和法制了。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公德”。
中国伦理道德,确定的就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内外长幼亲疏贵贱
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
以道德代替法制,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
人治,说到底个人政治,一人政治,依靠个人意志、魅力和权威来实现治理,是与中国文化的群体意识相违背的。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举也好,息也好,跟个人品质能力无关,只与这个人官位相关。
。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特权是产生腐败的根源。
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
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
父亲要他做孤臣孽子,不敢朋党结私,当皇帝后成了真正意义的寡人。
当然也有性格的原因。
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张居正,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
可是帝国不需要有人做事,他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状态下维持所为长治久安。
任何变革,任何做事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就能官运亨通。
另外道德水准不高,这是身死族灭的直接原因。
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大明朝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什么人做抗争,也无非是四处漏洞的穿上修修补补,暂时延缓下沉船的命运吧。
海瑞并不把自己的升迁和朝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这是道德上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自己被重用,是正气得到伸张;自己遭贬黜,则是邪恶占了上风。因此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去判断是非决定行止:是善的就支持,是恶的就反对,而无论对方属何派系,也无论他们与自己是有恩还是有仇。
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来判断是非决定行止,善的就支持,恶的就反对,不论是敌是友,与自己有恩还是有仇。
海瑞认为,既然太祖洪武皇帝是本朝的开国君王,既然君无戏言而太祖又制定了这些法令,既然这些法令又是完全符合圣人理想的,那么,就应该坚决执行,不打折扣,而不能考虑执行起来有无困难。因此,他不但身体力行,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而且决心像—个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的行为开火。
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道工作不通人情世故
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和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敌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他家庭关系的紧张,并以此作为他不好合作的一个证据。
一个孝子,必定忠于郭俊;
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一定和同僚难于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