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曹云祥任校长;四大导师分别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章太炎遗憾未来),四大之后另一位导师:海归李济 北大国学门;蔡元培任校长
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
闻一多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就是在此
陈演恪的书箱打开的时候,是砖头,当场昏厥,推断是铁路业内不法分子误以为里面是金银财宝,因多书是用布包着的,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或其他物品,遂想法窃走。
工资每月400元的陈演恪能花2000元买《大藏经》却后来因日本抢占清华园,此书没能装进汽车,之子差点被日本坦克兵和飞机吓坏,不敢再回去强运,导致全部下落不明。
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1934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启程,由北平静心斋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北极阁兴建的办公地点陆续竣工,大部分研究所陆续迁入,史语所随之由上海前往南京。
曾国潢的曾孙辈中,曾昭燏、曾昭懿、曾昭楣等几位女性更是非同寻常,堪称一代女杰。曾昭燏的妹妹曾昭楣晚年在台北家中回忆湘乡生活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熵姐长我十一岁。幼时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给我讲故事,剪纸人,喂药。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的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家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人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
曾昭燏与妹妹的感情,在生活和学习中建立起来的
為什麽日軍可在北京郊外練兵?看來國民政府沒有北方的控制權。
《南渡北归》虽只看到此,师生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8个字:爱国情怀、敬业精神。
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王国维对文学造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