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
——有关阅读的专业
“作为良好的法国人,康斯坦特先生是专制利益的狂热鼓吹者,”将军说,“相反的,有关那场辩论,惟一清楚的论点是普拉特讲的,他指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推行它的时间和地点。在生死攸关的战争里,我亲自下令一天里处决过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瓜伊拉医院生病的战俘。今天,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下,我的嗓音将毫不颤抖地再一次发出那样的命令,欧洲人将没什么道德权威来指责我,因为如果一部分历史浸透了鲜血、不义和卑鄙的话,那,这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一片有如笼罩着整个小镇的肃静中,随着分析的深入,他自己的怒火越烧越旺。被驳得喘不过气来的法国人想打断他的话,但他一挥手就把对方镇住了。将军回顾了欧洲历史上那些令人发指的屠杀。巴黎的巴托洛梅之夜,十个小时内死者超过两千。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一万五千名由皇家军队收买的雇佣军把罗马城焚烧、洗劫一空,并用刺刀杀死了它的八千名居民。精彩的结局是全俄罗斯的沙皇伊凡四世,叫他“可怕的人”一点也不错,他杀绝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的所有城镇的居民,而在诺夫哥罗德,仅仅因怀疑有人密谋反对他,在一次袭击下就下令屠杀了他的两万居民。
“所以,就请别再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干什么了,”将军说道,“别试图教训我们应该怎么为人处世,别想让我们成为和你们一样的人,别企求我们在二十年里做好你们花了两千年尚且做得如此糟的事。”
他把餐具交叉地放在盘子上,第一次用他闪动着焰火的目光盯住法国人:“妈的,请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搞我们的中世纪吧。”
所以说,尽管汉娜·阿伦特好心而且睿智地反对“第三世界”这个侮辱意味的称谓,以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名词,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确也是一个个独特的国族、文化传统和个人,不可以抹平了来看。然而,就是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尤其是面对着一个倨傲又指指点点你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高鼻子第一世界之人时,我们会有多么相近的愤怒感受,我们会发现我们果然和遥远的拉丁美洲人有某种共同的处境、某种近似的历史命运。
《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场突如其来的午餐桌上辩论,纯粹是被一名海难流落南美洲却仍乔张作致仿佛他是天国下凡的白目法国佬激出来的。我们熟悉玻利瓦尔当场的愤怒反应,更熟悉到几乎会笑出声来的是吵架过后玻利瓦尔的懊恼反应:“过了桑布拉诺,热带雨林不那么稠密了,沿岸的居民让气氛更为愉快,色彩更为鲜艳,有些地方的街巷里还传出‘不为了什么’的乐曲声。将军躺在吊床上试图用一个平静的午睡来消化法国人的狂妄言词,但没有做到。他在想着那个法国人,并向何塞·帕拉西奥斯表示惋惜,惋惜他没有能及时找到击中要害的句子和无可辩驳的论据,而现在,当他躺在孤独的吊床上,对手已远离射程之外时,这些话、这些论据却一一浮现在他的脑际。但是,傍晚时分,稍微好了一点,他指示卡雷尼奥让政府努力改善那个倒霉法国人的状况。”
是啊,人生就是这么不美满,或者说我们的记忆力和理解就是这么不美满,我们最会吵架的时候,总是在吵架落幕、独自个回想之时,不论此一吵架的对象是街上轧车的陌生人,是办公室同事或是邻居还是自家老婆,我们总是在事后又惋惜又锐利无匹地在脑子里把他们修理得哑口无言满面羞惭——事实上,这种事后之明的时间差不只发生在吵架而已,像我个人,终于学会了棒球的正确打击要领,是在离开小学棒球校队的三十几年之后;终于掌握到如何使用手腕准确投篮也是在离开高中挥汗斗牛岁月的整整二十五年后——所以我们会期盼时光倒流,或至少有时光隧道可回到当时。
“别企求我们在二十年里做好你们花了两千年尚且做得如此糟的事。”把玻利瓦尔这句话转入到阅读世界里来,便成为今天台湾阅读者每天都发生的真实处境,那就是,“我们得在二十年内读好你们读了几百年之书”——火气消失了,否定变成肯定,这当然是挺辛苦的事。
不按照顺序的阅读
这样的书籍出版方式、阅读方式,基本上当然是聪明的、有利的,这是后来者、追赶者的必然优势,他可以挑拣,去芜存菁,减少摸索的时间、心力和资源耗损,还能避开错误发生的代价——然而,如果说书写者有什么得时时提醒自己的必要警觉,便是最是在最有利、最聪明、最讨巧、最方便、最不耗力的顺境时刻。只因为阅读追根究底有着自讨苦吃的一部分面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只能在困境中发生并存留,我们拿它一点点办法也没有。
于是,很长时间中(至今依然),我们眼中的书籍世界遂有一堆伟大的“一书作家”,比方说梅尔维尔好像只写过一部《白鲸》,塞林格只有《麦田里的守望者》,马克·吐温只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吉卜林只有《丛林故事》,圣·奥古斯丁和卢梭好像只各自完成了一本忏悔录,而纳博科夫几十年灿烂的创作人生只交出了《洛丽塔》一书,这当然都不是真的。
有关此一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有各种描述方式,这里,我们仍尝试由“时间的压缩性”这个概念入手——我们要以一当十用二十年来读人家的两百年,要在短时间里把人家长期思索经历的东西转为己有,我们再自然不过会做的,首先,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我们会试图先掌握其基本整体图像而很少直接钻入某一部分细节之中,因此,横的展开重于纵的深入,走马看花的多样性优先于孤注一掷的专注性。其次,在横的、多样性的基本原则下,你选的、读的当然就是“每一样”中最好或说最有名的那本书(当然,最有名和最好不见得等同,但重叠度不低)。比方说,你要用仅仅十本书的规模快速掌握人类小说书写的总体成就,毛姆的做法便是找出他心目中最厉害的十个小说家,将他们各一部代表作组合,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巴尔扎克《高老头》云云这么一组的确可称之为最好的小说。比方说,当年台湾银行找出一笔钱要引入一整套经济学经典名著,其基本架构也是从亚当·斯密一路数下来,包括李嘉图、庇古、马尔萨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哈耶克、熊彼得、米塞斯等一网打尽。当然,这一网因为彼时的政治禁忌,放走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而且,台银只消化预算做书,完全不晓得怎么卖书,以至于一整套一整套大概通过赠送、而受赠者毫无意愿阅读的几近全新书籍,最终辗转流入当时还真的都是旧书摊的光华商场,我个人手中差不多齐全的这套书,便是十元、二十元从旧书堆里抢回来的,不管是全白封面的平装本,或绿色带塑胶套的精装本。九*九*藏*书*网九九藏书网
我们通常对阅读的程序有种有条不紊的理想假设,由浅入深,由一般的、基础的书再缓步进入高段的、最好的书,如同看电影由普级到辅导级到限制级再到A片一样,这基本上是对的,你是得这样子。九_九_藏_书_网
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某种诡异但再真实不过的阅读现象,那就是不管社会整体,抑或我们个人的经验,书,总是从最好的那一些读起,尤其是那些舶来自“第一世界”的翻译著作,出版社先供应的总是最好那一级的,读者买的读的也是最好那一级的书,我想,这种“不合程序”的有趣现象,不适宜把原因赖给寥寥几个出版公司选书人操纵我们的阅读走向,他们绝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耐和霸权,这是由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所共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