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一手拿着个冰着香槟的银质冰筒,一手托着放着三个精致水晶酒杯的托盘的,走进了房间。他把冰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伸着脖子朝另一个房间看了看,那里传出一个人的急促的喘息声,这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年轻人把下巴埋进衣领里,不想去听那越来越刺耳的呼吸声。他正对着着窗外漆黑的城市发愣時,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留着大胡子的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硬币——捏在手上就知道,这是笔很丰厚的小费。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没走几步,年轻人已站在房间的外面,他张开手,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但是这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只有那个躺在他脚拇趾旁的软木塞,他必须弯下腰才能把它捡起来。花瓶还在手里拿着,他决定这样去做,侧身屈膝,眼睛不往下看,伸手去够那个木塞,并最终把它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她和契诃夫一直呆到天亮。花园里的画眉鸟开始啼鸣,接着从楼下传来了桌椅搬动的声音。没多久,说话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当然,她想,肯定是某个政府的办事员,或者是警察局的,来找她问些问题和填表格。也许,仅仅是也许,是席威尔医生带着个殡仪馆的人回来了,来帮着处理契诃夫的遗体,好把它运回俄罗斯。
殡仪师接过花瓶,在年轻人说话的过程中,仅有一次,他背叛了他那漠不关心的表情,也可以说他对年轻人的话流露出了点兴趣。当年轻人提到死者的姓名时,殡仪师微微抬了抬他的眉毛,你是说契诃夫?等一下,我马上就和你走。
小二 译
你给我认真听着,她说。她让他下楼,去前台打听一下,哪儿可以找到本城最受尊重的殡仪师。他必须可靠,举止得体和有敬业精神。这么说吧,一个配得上伟大艺术家的殡仪师。这儿,她一边说,一边把钱塞给他。告诉楼下的,是我特意让你来做这件事的。你在听吗?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请帮我做件事,女人说,我会记住你的。告诉楼下的人是我要这样的,就这样说。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件事的注意。就说这是必须的,是我要求的,就这些!你在听我说吗?听懂了的话就点点头。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惊慌,其它的事,其它所有的事,包括混乱,很快都会来临。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我俩彼此都清楚了吗?
契诃夫在柏林咨询过肺病专家卡尔·爱华德医生。据一位目击者说,医生替契诃夫检查完后,摊了摊双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对契诃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医生为契诃夫不早点就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
1897年3月22号晚上,莫斯科,契诃夫和他的挚交阿拉克斯·苏沃林外出吃饭。苏沃林是个有钱的报纸书籍出版商,保守派,一个全靠自己拼打出来的人。他的父亲当过兵,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和契诃夫一样,他也是农奴的子孙,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除此之外,他俩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却相差甚远。尽管这样,苏沃林一直是契诃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契诃夫很喜欢他的陪伴。
香槟被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的年轻人送了上来,他金黄的头发乱糟糟地立在头上,制服裤皱皱巴巴的,裤缝早没了,由于匆忙,上装的一个扣子都还没扣上。他看上去就象个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正歪在把椅子上打盹)的伙计,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电话玲声——老天爷!——不等他明白过来,就被一个领班的摇醒,让他给211房间送一瓶酩悦香槟(Moet),“快点儿,听见没有?”
《差事》最初发表在1987年6月的《纽约人》上,这是雷蒙德·卡佛平生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它被收录在卡佛的短篇小说集
《我打电话的地方》里。这本小说集出版没有几个月,卡佛就去世了。
《差事》还被选入《1988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并获得1988年短篇小说第一名的欧·亨利奖。在
《差事》这部小说里,卡佛一改自己的写作方法,他采用虚构的手法讲述了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死亡经过。契诃夫是卡佛文学上的偶像之一,卡佛自称写这篇小说的灵感,是在读特罗亚(Henri Troyat)写的契诃夫传记时产生的。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是一位历史学家,这对一部历史小说来说是很恰当的。但这种写作手法对卡佛来说却是不太寻常的,卡佛几乎不写名人的事。并且,他很少会这么明显地把事实和虚构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卡佛详细地描述了契诃夫病情怎样加重,并最终于1904年死于德国黑森林边一个叫做巴登威勒的的小镇上。契诃夫临死前,他的妻子奥尔加给旅馆的一个侍者派了件差事,让他去联络一个殡仪馆的人。这篇小说由此而得名。
女人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在他说话的时候,她低着头,目光游移不定,像在地毯上找什么东西。她抱着自己的双臂。在等待客人指示的当口,手里还拿着花瓶的年轻人,趁机观察了一下房间。明亮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房间很整洁,东西几乎没被人动过。椅子上没有扔着的衣服,看不见鞋子,袜子和腰带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打开着的箱子,总之,一切都有条不紊。除了旅馆的家具外,看不见其他的东西。女人还在低头看着什么,他也低下头来看了看,就发现了躺在他脚边的软木塞。女人并没有看这个木塞——她在看着其它的地方。年轻人极想弯腰捡起地上的木塞,可他手上还拿着那个花瓶,而且,他害怕这样做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显得很鲁莽。他有点不情愿地抬起目光,不再去想那个木塞。除了小桌子上那瓶没塞塞子,只剩下了半瓶的香槟和两只水晶酒杯外,其它的一切都显得很有条理。他又把房间扫视了一遍,通过开着的一扇门,他看见了卧室床头柜上放着的第三只酒杯。而且,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但他无法看见那人的脸。他的目光在那个一动不动地躺着的人的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又转到了别处。突然,他感到一种无来由的紧张,他清了清嗓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女人仍然低着头,不说话。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脸庞开始发热,他有点心血来潮地想到,也许应该建议另一个进早餐的地点。他咳了声,希望能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她并不抬起头来看他。尊敬的外国客人如果愿意的话,他说,可以在房间里用早餐。年轻人(他的名字没能流传下来,他极有可能丧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他很乐意送一盘早餐上来。两盘,他向卧室瞟了一眼后,加了一句。
很久以来,他就对文学创作失去了兴趣。一年前,他差一点就没能完成《樱桃园》。写这部话剧是他一生里最艰难的一件事。写到后来,他每天仅能写六,七行。“我失去了热情,”他写信告诉奥尔加,“我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完蛋了,写的东西一钱不值,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他并没有停止,于1903年10月写完了该剧本。这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几折日记外,他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
席威尔医生从床单上拿起契诃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他打开表盖,看着秒针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他在检测契诃夫的脉搏时,让秒针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这时是凌晨三点,房间里还是很闷热,巴登威勒正遭受着多年来最恶劣的热流的袭击。两个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一只硕大的长着黑翅膀的飞蛾从窗口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席威尔医生松开契诃夫的手腕,说道:“结束了。”他合上表盖,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里。
巴登威勒是个温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边,离巴塞尔不远,几乎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浮士日山脉。那时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对健康有好处。多年来,俄国人常来这里度假,他们不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热矿泉浴里。1904年6月,契诃夫却来此结束他的生命。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席威尔医生有条有理地开着香槟酒的软木塞,他尽量减小瓶塞发出的带欢庆色彩的爆破声。倒了三杯香槟酒后,出于习惯,他顺手用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着杯子来到床前,奥尔加松开了她一直握着的契诃夫的手——这只手烧得她手指发烫,她后来说道。她在他头的后面垫了个枕头,然后把冰凉的盛着香槟的酒杯放在他的手里,并合拢他的手指。契诃夫,奥尔加,还有席威尔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契诃夫调集了他剩下的全部精力,说道,“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他把酒杯靠着嘴唇,喝干了杯中的香槟。过了一两分钟,奥尔加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契诃夫侧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并叹了口气。一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面对难以忍受的寂静,他用手指划着他衣领的内侧。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听。他不知道他还该干什么;他还捧着这个花瓶。在他等候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女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当他在那儿站着、说话、倒脚和捧着个花瓶时,她就像在另一个地方,一个远离巴登威勒的地方。现在,她总算回过神来了,脸上的表情有了些变化。她抬起头来,看看他,又摇了摇头。好像是在想弄明白,这个年轻人,这个捧着插了三支黄玫瑰的花瓶的年轻人,到她房间里来干什么。花?她可没有说要花。
托尔斯泰脱掉羊毛围巾和熊皮大衣,在契诃夫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尽管契诃夫正在服药,而且医生不允许他与人交谈,契诃夫不得不困惑地听着伯爵阐述他有关灵魂不朽的理论。对那次拜访,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托尔斯泰假设我们大家(人类和动物)都在为某种原则而活(比如动机或爱),尽管无人知晓这个原则的本因和目的……这种永恒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理解它。对此,列夫·尼可莱耶维奇感到非常的诧异。”
在巴登威勒,有很多医生专门给来温泉疗养的富人治病,这些医生靠此过得很好。席威尔医生是其中一员。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体虚弱,或有点小病,有些只是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诃夫的情况不同,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契诃夫的名气如此之大,连席威尔医生都知道他,还在德国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当他在六月初给契诃夫检查时,席威尔医生告诉契诃夫他很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但没有就契诃夫的身体状况发表意见。他建议契诃夫食用浸泡在黄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麦片,并喝点草莓茶以助睡眠。
年轻人的脸色苍白。他僵硬地站在那儿,紧握着手中的花瓶,他机械地点着头。
卡佛在小说里引用了许多历史素材,包括契诃夫本人的作品,契诃夫妹妹写的回忆录,托尔斯泰的日记,以及特罗亚写的传记。通过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的死亡过程的虚构,卡佛促使读者去思考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去想象自己怎样面对他人的死亡。文学评论家认为,
《差事》是卡佛一生所写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它一定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位正好在旅馆采访契诃夫的俄国记者,给他的编辑发回以下的急件:“契诃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动一下就气喘不止,还发着高烧。”当契诃夫乘火车前来巴登威勒时,这位记者曾到波茨坦车站为他送行,根据他的记载,“契诃夫连上个小楼梯都很困难,他不得不坐下来喘气。”事实上,任何走动对契诃夫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疾病已侵袭了他的内脏和脊椎,从这时候算起,契诃夫只活了不到一个月。据奥尔加讲,此时的契诃夫在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是“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席威尔医生用手背捋了捋自己的大胡子,为什么不呢?现在就让人知道和再等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差别?剩下的事也就是填张死亡证明书,这可以在早上去他的诊所去办理,他还可以先睡上几个小时。席威尔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他准备离开时,他咕噜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奥尔加低着头。“很荣幸。”席威尔医生说道。他提上他的包,离开了房间。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历史。
不需要早饭,这个女人说,至少现在不要,早饭在今天早上不是件要紧的事。她需要其它的东西,她要他去找一个殡仪师。他能听懂她的话吗?她的契诃夫死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
①?年轻人?安东·契诃夫已经死了。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奥尔加问年轻人。杯子放在那儿好了,别管它,别再想这些水晶酒杯了,让它们在那儿呆着。一切都就绪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可以走了吗?
但是,进来的却还是那个几小时前送香槟酒来的金发年轻人。然而现在的他,裤子烫得平平整整,两条裤缝笔直,制服上的每颗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他一点睡意也没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胖乎乎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个插了三支长茎黄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献给奥尔加时,敏捷地并了并自己的脚后跟。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他让进房间。他说,他来是为了取回酒杯,冰筒和托盘。他还想告诉他们,由于天气太炎热,今天将改在花园里用早餐。他希望这个天气没给大家带来太多的不便,他就这个糟糕的天气向她道歉。
早年,在他的肺结核还没有被诊断出来前,契诃夫曾说过:“当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得了肺病,他会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会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离开。’”(契诃夫本人死于一个夏季热流的袭击)。但当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炎后,他却尽量不往坏处想。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个慢性粘膜炎,很快就会好起来。直到最后,他都很自信地说着好转的可能性。在他临死前的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诉他妹妹他“正在发胖”和由于住在巴登威勒,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多了。
尽管这样,契诃夫仍由衷地感激托尔斯泰的来访。与托尔斯泰不同,契诃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就他的人生观和作品,他曾对人说过,他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改变它,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接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夫在三月末来医院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糟糕,天上下着冰雨,地上到处是冻成冰的雪。她好不容易才拦下一辆马车。当她赶到医院时,心里早已经是忧虑万分了。
6月13号,离他去世不到三周,契诃夫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在信中说,“看样子一个礼拜后我就会痊愈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成了自己的医生,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他正在死去。这是个简单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旅馆的阳台上,研究火车时刻表。他还打听从马赛到敖德萨的航班的情况。他其实是知道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他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他告诉他妹妹他的身体日益健壮。
奥尔加很快地擦干眼泪,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感谢医生的服务。他问她是否需要点镇静药——鸦片酊,或者几滴缬草油。她摇了摇头,但她确实有个请求,在通知官方和让报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诃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单独呆一会儿。医生您能帮这个忙吗?能否晚一点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
自然,他们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称为隐居寺院的住宅。在这里,你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来享受十道菜的大餐。当然,各种红酒,烈酒以及咖啡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样,契诃夫的穿着无可挑剔,深色的马甲和外套,夹鼻眼镜。他看上去就像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上的他那样。他显得轻松、愉快,一面与领班握手,一面巡视宽敞的餐厅。餐厅被华丽的吊灯照亮,餐桌旁坐着衣着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来回穿梭。当他被领到苏沃林就坐的餐桌边时,血突然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苏沃林和两个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间,用冰袋帮他止血。后来,苏沃林把他送回旅馆,并为他在套房里备了张床。在经历了又一次吐血后,契诃夫同意住进一家专治肺炎和结核病的医院。当苏沃林前来看望他时,契诃夫就三天前在饭店里发生的‘尴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坚持自己没什么大事。“他一面像往常一样地开着玩笑,”苏沃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面把血吐进一个大痰盂。”
年轻人努力地想弄明白她在说什么,他让自己不朝卧室那个方向看。他觉出了那儿有点不对劲。他感到他的心在他的制服下面狂跳不止,额头也在冒汗,他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他想把手上的花瓶放下来。
注释:
月初,契诃夫很艰难地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做演员的妻子奥尔加与他同行。1898年,他与奥尔加在排练话剧
《海鸥》时相识。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才华,长得也漂亮,她比剧作家几乎小了十岁。契诃夫立刻被她吸引了,但在情感表露上却是不慌不忙的。与往常一样,他对调情比对婚姻更感兴趣。最终,经过三年的恋爱,包括多次的分手、情书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解,他们终于结了婚,并于1901年5月25号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私人性质的结婚仪式。婚后,契诃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他把奥尔加叫做“小马”,有时又叫她“狗儿”或“小巴儿狗”,他喜欢称她为“小乌龟”,有时干脆就叫她“我的开心果”。
在得到旅馆的允许后,他要从容不迫地踏上寻找殡仪师的征途,切忌任何匆忙。他应该像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样去做,这就够了。他是去完成一项重要的差事,她说过。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手里捧着插着玫瑰的瓷花瓶,去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这么想会使他觉得不虚此行(她安静地说着,口气很知心,像是说给一个亲戚或朋友听)。他甚至可以告诉自己,他要去见的这个人正等着他呢,等着他送来的花,或许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这样,年轻人不要因此而急躁,不能因此而乱了自己的步伐,记住你手上还捧着花瓶呢!他可以走得轻快点,但尽可能保持一种庄严的步伐。他将一步不停地走到殡仪师家门口,然后提起门上黄铜的门环,再把它放下来。一下,两下,三下,要不了多久,殡仪师本人就会出来。
就在这时候,香槟酒的软木塞从酒瓶里蹦了出来,泡沫沿着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奥尔加回到契诃夫的床前,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握着契诃夫的手,不时抚摸一下他的脸。“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日常的吵杂,”她写道,“只有美,宁静,和死之庄严。”
1904年7月2号,刚过午夜,奥尔加找人去请席威尔医生。情况很紧急,契诃夫昏迷不醒。两个度假的年轻俄国人正好住在隔壁的房间,奥尔加敲开他们的房门求援。两人中的一个已经睡下,另一个还在抽烟看书。他忙跑着去找席威尔医生。“在那个七月闷热的夜晚,他脚下砂砾发出的沙沙声。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奥尔加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契诃夫开始出现幻觉,谈论海员,还夹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东西。“你不该把冰放进空空的胃里。”当奥尔加把冰块放在他的胸口上时,他说道。
殡仪师将会是四十多岁,没错,也许五十多一点——秃头,很壮实,鼻子上架着个金丝眼镜。他会是个温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一个只关心该知道的事情的人。围裙,对,他可能围着条围裙。他会一边听年轻人说话,一边用一条深色的毛巾擦手。他的衣服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味,但这没什么,年轻人不该为此而担心,他已几乎是个成人了,不应该再厌恶或担心这些了。殡仪师会听他把话说完,他是个自制力和忍受力都很强的人。这个殡仪师是个能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人恐惧的人。他早已习惯了死亡的各种面貌,死亡于他已不是个秘密,没什么好惊奇的。他的服务,才是我们今天上午所需要的。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作家的脸颊深陷,脸上蜡黄蜡黄的,喘气声刺耳。他知道这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了。他突然起身,一声不吭地走到墙上装着部电话的侧间里,看了看电话的使用说明。如果他按住一个按钮并摇一下边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馆底层的厨房。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并按照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操作。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席威尔医生要了瓶旅馆里最昂贵的香槟酒。“几只酒杯?”楼下的人问到。“三只!”医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快点,听见没有?”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决定,这个举动在这样的时刻是如此的恰如其分,简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外一个拜访者。这位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的造访使医院的员工又惊又喜,最著名的俄国人要来?尽管医院谢绝‘不重要的’探访者,他们当然会让他去看望契诃夫。在一群阿谀奉承的护士和住院医师的陪同下,这位有着一副热忱面孔的大胡子老人走进了契诃夫的病房。尽管他对契诃夫的话剧评价不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话剧太呆滞,并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会把你引向何处?”他有一次质问契诃夫,“从沙发到垃圾间,再走回来。”),但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本人,他曾对高尔基说:“他是多么的大度,谦虚又安静,像女孩一样,连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无可挑剔。”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头,所有的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为我喜欢……契诃夫而感到高兴。”
席威尔医生赶了过来,他在打开医疗包时,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躺在床上喘息的契诃夫。病人的瞳孔已经放大,太阳穴上全是汗。尽管席威尔医生知道契诃夫大限将至,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他是个医生,曾宣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安东·巴甫洛维齐面朝天地躺着,”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不让他说话。怕他察觉我的担忧,问候完他,我就绕到桌子的一边。”在堆满香槟酒,鱼子酱罐头和探视者送来的鲜花的桌子上,她看见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一张专家手画的契诃夫肺部的草图,医生通常用它来向病人解释病情。在用蓝色线条画出的肺的上部,涂满了红色,“我知道那代表着有病的部分。”玛丽亚写道。
终于,她打开手提包,掏出些硬币,又抽出几张纸币。年轻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眼看着又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这是为什么?她想让他干什么?他从来没有服务过这样的客人。他又一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