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由得为之吃惊,俄罗斯人只要有机会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就能适应那里的风俗习惯;我不知道,人的头脑的这一属性是应该责备呢,还是值得赞扬,但这证明了它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和它具有一种清晰而健全的理性——当恶必然降临,或是无力消除时,不管在哪里遇见它,便统统加以宽恕。
这不是也很像毕巧林的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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