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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ar
2000-01-01 加入
所谓的平常心，恐怕很难保持吧。读书有意外之喜，这没错。但是一本比较期待的书出来了简介，定下了发行日期，看到了封面——很难不让人去期待，或是根据故事简介和别人的书评去猜测故事内容。所谓的什么别抱太高期望之类的话，其实很难奏效，尤其是在自己极度期待的作家和作品面前。
折原一倒也不是我极度期待的作家，《异人们的馆》倒也不是我极度期待的作品。但是在厚厚的篇幅面前，我还是忍不住自己的期待，用激动的心情来阅读这本书。
必须承认，阅读到结局，我还是失望了。脑子里猜测过的好几个结局模式，最后作者都没写到，作者用的是中规中矩的结尾。所以说，结局少了一些震撼力。单纯从诡计上来看，折原一算是把文字的妙用发挥到了极致，哪怕翻译成中文，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很容易就能猜到诡计的技巧所在。在看到四分之一的时候，我就和无忆讨论过译者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大致能猜到作者在哪里设下了陷阱。当然，技巧是一回事，故事的谜底却是另一回事。《异人们的馆》在技巧上不算最佳，在故事设置上也没有太多亮点，所以这本书只能算差强人意的作品。
看过的叙述性诡计虽然不多，但个人最爱的还是《樱树抽芽时，想你》。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樱抽超越了叙述性诡计的框架，写成了励志小说。叙述性诡计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新方向，因为小说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故事的内容，故事的形式也应当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文本在当下受到映像化浪潮的冲击（虽然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可以提高销量，但更多人的更多时间用来看电影电视而非阅读书籍，书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形式是文本反抗映像化趋势的有力手段（文本的形式之美很难通过映像化的方式展现出来，文本和映像各有自己独特的、对方不能取代的形式），而叙述性诡计本该是形式之美的体现，但是就目前看过的叙述性诡计的小说来看，极少能展示出无可取代的美感。
这就给人一种感觉：高射炮打蚊子。每当我看到作者费尽心机在利用文本本身的特性造成模糊视角的时候，我都有种惋惜之感，因为很多东西原本可以发挥得更好，用牛刀来杀鸡，最后人们吃鸡的时候，却想不起牛刀的作用是远不止杀鸡的。
1892年，韩邦庆在其主笔的通俗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了《花国春秋》（后改名为《海上花列传》）为署名“花也怜侬”。1894年刊印石印本，书名即《海上花列传》，在这之后，以上海狭邪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大量涌现，用与“上海”有关的字词命名的就有《海上尘天影》、《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等。
通读这些畅销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特征：都是写新兴的上海妓院风光，作品描写的人物形象复杂，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内容上着重描写“花天酒地”的都市消费生活，含有典型的繁华与糜烂的都市文化特色。叙述上以领导时代娱乐消费潮流的嫖客与妓女的生活以及相互之间的感情冒险游戏为中心。
上海本身就是《海上花列传》里头的那片花海，十里软红尘里每日上演生意捭阖、文酒遣兴，花就碰和，钗横钏飞，可以说，近代上海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是韩邦庆用以营造特定文本格式的必要条件。
近代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之一，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循环轨道，工业、商业、金融业获得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魔力开始逐渐控制整个社会生活，近代城市设施、市政管理迅速建立，商品经济的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建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可以说，上海在经过开埠以来短短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脱胎换骨”了，它率先完成中国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成为中国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国际大都市，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在这里冉冉升腾。
“区别城市和乡镇的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
——这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近代上海由一个边陲城镇发展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都市”，这里发生的不仅是外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变化，属于城市的心灵开始占据生活于其中的居住者们，使原来没有本质区别的乡村的人和城市的人有了本质的不同。
近代上海不仅在外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社会伦理以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形成城市心灵的核心。在这种城市心灵的诱惑下，近代上海人自身所独有的宽容趋新的地域文化品格发挥催化作用，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跨入了中国特色都市文化中，开始了历史性的特殊角色表演。《海上花列传》等近代狭邪小说是近代在代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已支离破碎的状况下，新型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现代文化体制之中，感同身受制造着对新型文化的想象，透露出现代性的萌芽。
另外，当代都市文化中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失落、消费享乐、金钱至上、快速变换的生活状态、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在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中找到发源地。
欲望鼓励了经济上的冒险与繁荣，也鼓励了种种情欲肆无忌惮地畸形膨胀，构成了典型的东方殖民地的文化奇观。这种文化之所以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中发展得比较充分，是因为上海本来就地处东海边陲，国家权力控制不严密,传统文化根基也不深厚，再加上经济开发带来人口流动，五湖四海的地方民间文化都以弱势的身份参与了新文化的形成。因此，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不曾得到本土精英文化的丝毫阻挡。而在经济相对繁荣和环境相对安全的租界，妓业也久繁荣起来。
崇俭恶奢的观念在此时也发生了动摇。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人们以富有为光荣，以贫穷为耻辱，发展到极端，便是以衣着取人。时人总结19世纪70年代上海风尚时，归纳有七耻:
“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肩舆；三耻狎幺二妓；四耻肴馈之不贵；五耻坐只轮小车；六耻无顶戴；七耻观戏就末座。”
处此环境中，士商们一边享受着都市生活的冒险与刺激，一边则体悟着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相对于曾有过的乡村生活之宁静温暖，都市生活实在让其又爱又恨，陶醉于都市物质文明时，心中隐隐浮动着对乡村的精神向往与怀念。这既是其矛盾心态的重要构成，也是其奔波于都市与乡村两个空间的原因。
无论内容、形式还是生产机制都离不开都市文化的制约，正是由于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使《海上花列传》表现出与以往的狭邪小说大相径庭的旨趣。
首先，新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古今旨趣的不同。同样是嫖客和妓女，但是此时的嫖客与妓女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变了样子。昔日的海誓山盟、坚贞不渝变成一个个欺诈和骗局，变成毫无人情味的交易。这是因为上海是主要靠外地移民而发展起来的都市社会，移民的无背景的隐名状态使之首先从封建家族宗法束缚下挣脱出来，进入资本主义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状态。这样，不仅新上海的嫖客与妓女可以少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容易转变观念，大多数市民也能够自觉地按照新的都市精神来装扮自己，安排自己的行动，调节生活方式，成为都市精神的最早感悟者。
其次，从作品内容上来看，《海上花列传》表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都市市民矛盾复杂的社会心态。作者往往乐意营造出五光十色的物质空间，让人物和读者一起经历“物性”的体验。
再次，《海上花列传》体现出新型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生活以及个人空间、世俗常态的体认。《海上花列传》之前，无论是个人创作的世情小说还是流传广泛的戏剧故事，政治命题是贯穿作品的生命线。而在《海》中却很少出现对政治运动的直接描写，小说人物最重要的使命已经不是建功立业，实现抱负，而是捞取金钱，争夺妓女。可以说，近代新型的都市文化构成对重大政治主题的消解。
这一文化特征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构成了《海上花列传》等“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糜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