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缅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
我们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听起来很自由,很潇洒,但鱼儿离开了水将无法存活,鸟儿失去了天空的庇护也将一无所有。小时候就有大人们告诉我: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就是皇帝也不是全按自己的意愿活着的。小时的我并不了解,也不愿去想——这也太遥远了,与我无关。但现在我们真的知道了元帝的哀叹、陈后主的忧伤这些大艺术家的身份却被皇帝所掩盖,他们的成就被“昏君”取代。
我们生来就被自己的家庭背景、身世、环境所限,在社会的规则里、自己的责任下生活。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则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心若动,人则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身不由己,苦海无尽,历经折磨蜕变,却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有限的规则里活出自己的风采,在自己的世界里演绎着仅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生,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
桀、纣本就是史上出名的暴君,其无道之事迹带有文学渲染的成分,后来者的昏庸自然不及。可史籍上却将他们作为一个标线,这无异于给你一张空头支票,既不能取现,也不能说没有。神宗因为立储之事和臣僚们僵持了十年之久,最后只能用扣押奏章的方式来乱其心,而这一点自然是比不上桀、纣的。
至于“无为而治”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并强调“无为无不为”,可以知道“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这本旷世奇书、万经之王也可谓是君王们的一部宝典,充分的禁锢了人们的言论。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明神宗朱翊钧幼年即位,在位48年,可谓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有人将他列于十大昏君之列,也有人评论说他是“千古一帝”,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虽说他到了最后贪酒、贪色、贪财、贪权,但“操权有术”也可以说明他并不是平庸之人,也是一代枭雄人物。而且他有着开创万历中兴;平定宁夏、播州叛乱;抗日援朝等功绩,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十三年后申时行感到不安也无非是皇帝开始厌倦了。毕竟刚开始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作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神宗极爱读书,对诗歌、议论、医药、剧本、小说等各方面都有涉猎,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按照中国的纪年法当时的神宗也不过是三四岁罢了,有着如此天赋更何况他自己本身就读书刻苦呢?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是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主张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历史。
文章的开头介绍了时间和社会环境交代了史学研究的背景。并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紧接着就将一道反问摆出——既然平淡为何要写它呢?以此引出下文。进一步说明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