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晚上听着安静得不得了的大提琴曲Paganini:maurice gendrom,间隙之中听见十月的风在飞舞,以及南方秋天的夜晚里无比肃杀和凄戚的雨,手边的电话响起来,有着初中同学的问候,我温暖感动地不敢去接。常常在这种时候有时光飞回流转的错觉,心疼得让我想落泪。在短短的国庆假期回到家,此刻躺在两年前曾经无比厌恶的这张床上。我清晰的记得那些不眠又不醒的日子,像是一幅塞尚的油画,灰暗而斑斓,凌乱又优美,没有定义只有展示出来的伤口和甜蜜。在经历了一个人的孤独生活之后,忽然感到自己以前对离开这个概念的误解有多么的盲目和荒谬。那个对家庭有着深刻误解和怨恨的孩子,那些光线明明灭灭的回忆中的风景,以及这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都离我远去了。我开始学着去追悼它们,并试图为它们重新安葬一次,树一尊华丽的墓碑,以纪念我的一些失去。
在这个无比清冷的十月,我又看见我曾无比熟悉的,我家书房的天窗外的那块铅灰色天空,飘零的云朵,流泻的星辰,还有沉沉的黑夜。我想起我十五岁守着它们走过来的路途,如此颠簸。我知道我今天的妥协是建立在那些疼痛之上的,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勇敢,特有的不安:前者决定不顾一切地去不顾一切,后者决定不顾一切地去顾及一切。我终有今天。当我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忽然抬起头,感到头发被风吹乱并深深地掩埋了我的眼睛,单薄的衣服丝丝透着寒冷,笑容开始悲凉并且含蓄……我站在了一个预知的终点和另一个不预知的起点上。疲惫的长跑永无终止,我们都是荆棘鸟,一生只停下来一次,那是死亡的时刻。
《青春无悔》里说,成长是憧憬与怀念的天平,当它倾斜得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用怎样的声音去安慰。
厦门通信〔1〕 厦门通信(二)〔1〕
《阿Q正传》的成因〔1〕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厦门通信(三)〔1〕
海上通信〔1〕
胡適寫中古中國哲學史,著重在禪,這是他的過人的見識。胡適不懂得禪的公案,但他對禪僧的歷史的考證,則極是有益。我讀禪宗的書,直覺地知道禪非創自達摩,禪自是中國的思想,非印度所有。慧可斷臂立雪,我亦不喜,還是被賊斫臂可信。及讀胡適的考證,非常高興。胡適對中國的舊學有兩大功績:一是紅樓夢作者考證,又一即是關於禪的考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與張愛玲的「紅樓夢魘」,使我們更明白了紅樓夢的好;張比胡適更直接懂得紅樓夢的文學。胡適的關於禪的考證則是使我們更明白了禪的好。
新近我濃愁如酒,不知要怎樣纔好,就索性不負責任,長日只去街上遊蕩,如為中學生時。隨後忽然又彷彿想明白了,且連這一晌的自暴自棄亦覺得是好的
海平轮启动了,我发现第十三号官舱里只有两个女客,一个是我,另一个乃是穿着黑绸旗袍,肉色玻璃丝袜,白虎皮高跟鞋的少妇。这时候她正闭目装睡,因此我得仔细打量她一番:她生得可是不难看,一张薄薄的瓜子脸,颜色苍白如象牙,下巴尖尖的,端然托着那只娇小玲珑的嘴。她的唇上浓浓涂抹着口红,因此鲜艳如玫瑰。脸的当中是一条高而挺直的鼻梁,犹如白玉茎。眼睛闭着虽然瞧不出什么来,但是蛾眉淡扫,宛若古装仕女画中人,惟一摩登化的地方便是她的两排浓密乌亮的长睫毛,齐齐整整地向外卷,却又不时一闪一闪在跳动,因此知道她其实没有真睡着,大概是因为怕烦扰,这才独自假装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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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继《呼兰河传》后,萧红在香港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小说《后花园》,散文《小城三月》、《北中国》,散文《骨架与灵魂》、《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品。
《生死场》是萧红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写于1934年9月.是鲁迅所编奴隶丛书之一.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份作家。不过,它在艺术表现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人称之为文本的断裂。换言之,小说的后半部,是由人的生存死亡问题而转向了革命前途问题。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为《生死场》创作的封面,萧红设计了半黑与半红的图案。在经典的男性批评家看来,触目的红色是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
在解读《生死场》的近七十年历史中,民族大义的话语占到了长期的主导。
东北的沦陷使得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日题材作品。但是,这样的角度却无法解释年轻的萧红为什么如此迷恋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当然,激进的女性主义为这一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角度。但是,这亦并不能解释抗日题材在这里的比重。而话剧《生死场》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版本:即民族国家的话语与女性身体的交结。即在民族国家话语的掩藏之下,关心的是女性身体本身。
对身体阐释由成业与金枝之间的私会开始。在不名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身体开始变化,同时连带着羞耻、辱骂、焦虑以及恐惧。她的相好成业,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时是诅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争气!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们则是耻笑。在逃离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想念母亲,成业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体。最终,当她在极度痛苦与屈辱中生下女婴时,她的父亲剥夺了这小生命的生存权。女性的身体在这里是被使用,被咒骂,被毁坏,以及被扼杀。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最欢愉的关系――男女关系因这女性身体的变化及诅咒被笼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则是身体的主人――金枝。
赵三,戏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扬言要杀掉二爷(压迫者)、被公认为村里最胆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严与胆气的获得是经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体。在他与王婆关于男人的对话中,既是性行为中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亦是习惯观念中的强势男性与弱势女性的一个对白。田沁鑫显然别有深意。王婆对赵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与野心,一个原来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对女性的征服中获得了力量。因而一个经典的颇有意味的场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强势的赵三(男性)。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明亮而充满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别意味强烈的让人无法忘怀。而这之后,赵三面对更为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善变、奴性也与此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监牢里的赵三对二爷感恩戴德,而充满反抗意识的王婆则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并吞下毒药。一高一矮,一明一暗的换位后彰显的是剧作的潜在用意――男人赵三的怯懦、苟且与女人王婆的坚韧与清醒。
于女性身体的关注之上,死亡是剧作的一个关键词。每一次灯笼的点起就会喻示着有人死去。但死亡越来越变得有重量,当一片灯笼同时点起时,死亡开始变得悲壮。(在这死亡的人群中,女人占到了大多数)。
男性赵三、成业以至二里半的觉醒与怒吼,是在金枝被杀害的那一刻。她是他们的女儿、相好,她的身体是他们的。但这身体要被外力所毁坏了。这外力如此蛮不讲理,于是,他们不得不起来。换言之,他们――这些村民们的起来,不是因为要亡国、亡村,而在于他们连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都被剥夺了――他们女人与女儿被抢了。亡国奴的吼声更意识形态了些,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真正能让象蚂蚁一样生活的人们站起来、重新要求获得男性尊严的理由,是因为这女性身体的被杀害以及他们自我身体的死亡将至。
年轻而美丽的女性身体再一次成为符号。她刚烈,没有受到外族男人凌辱,以及最后死在日本人(侵略者)的枪下的结局。在此基础上,剧中人喊出了死也要有死的法子,要看是怎么死的话。女人的死在这里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不当亡国奴。女性身体在此刻,亦即在民族大义之下获得了完满。这样的结局,是一个讨好大众的结局。大众乐见这样的结局并为此付出眼泪,因为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层面。
但是,在小说中,萧红的金枝是活着。日本鬼子来之前,她为自己日益膨胀的身体与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而日本鬼子来之后,她的处境依然未变,依然要面对需要逃离男性欲望、骚扰以及侵害。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成业,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众真正觉醒的质疑。
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中,田沁鑫在最后一刻让金枝――那年轻的、痛苦的、焦虑的、不安的身体在敌人的刺刀下倒下,高昂且悲壮的情绪使整部话剧获得完满――台下唏嘘、掌声四起。煽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响应。剧中各种人物的复杂性在结局处戛然而止。这只属于公众意义的理解。换言之是对公众理解的一种妥协,为民族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虽然戏剧不同于小说,但我依然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表示不解。虽然在剧作中田一直表达自己的质疑,但最后她又浓墨众彩地把这种质疑自我消解,说实话,这样的消解,与萧红原作的本义有着不小的距离。
还好,田沁鑫又有意识地让剧作充满多个声音。在金枝死之前,她又言说了另一个女人――二里半老婆的死亡。这个被认为缺心眼,受到众人嘲笑的女人,临死前指着两个日本兵对二里半说他们两个操我一个,之后便屈辱得倒下。但意料之外的是,她死亡的身体因为失贞又挨了二里半――她活着的丈夫的一记耳光。不被认为是男人的男人二里半,在倒下的这个女性身体前面获得了一种权力,耳光使他更象个男人。而倒下的女性身体,其屈辱则是双重的:被两个男人凌辱(个人的),被两个日本男人凌辱(民族的)。同样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一个因为身体纯洁受到褒扬,一个因为被凌辱而受村民诅咒。――并不是所有女性身体的被杀害都能象金枝一样完成民族话语的解释。二里半老婆之死其实是田沁鑫对这所谓民族尊严与男性尊严的的别一种注解。甚至不由不想到这里的处理是对萧红的一次遥遥响应:女性身体――生死场。它存在、孕育、死亡,不进入国家话语,也具有意义。
看话剧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惊讶于文字在这舞台上的复现。而另一方面是感染力――这是电影院、碟片所无法给予的。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愈到后来愈会落泪。在不当亡国奴的雄性吼声中无法不感动。
但是,必须坦言,真正让我动容的是王婆死而复生后对着受人诟病的女儿金枝说:你生下孩子,我来养。而当赵三把襁褓的之中的女婴摔死时,让我泪水夺眶而出的不只是那被摔下的婴儿,还有那舞台正中的金枝。刚刚生产后的金枝柔肠寸断地亲眼看着她自己的父亲――赵三把孩子摔死。而她在生产中被捂住了嘴,失声失语而陷入死寂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这样的震动,犹如柔软而又坚韧的力量,疼痛地直击你内心深处。
小城三月是萧红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作家,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人世了。
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喟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
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这是怎样的恋爱啊!执着地爱着一方从来没向被爱的一方吐露心曲。直至爱火将人折磨至死,被爱着的人却不知其生命之火为何而熄。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东方恋情。在这爱情里,没有心灵的撞击,更没有如红楼梦那样被人拆散的曲折。而是一切都窒息于心底,一切都随着生命之火的泯息而悄然而逝。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作者用一个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女主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随着生活的流逝,这个最初可爱的少女对其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
尽管翠姨的孤寂,家世较为封闭,但她在我家住的时间,却是一个相对于开明的环境。恰似枯木逢春,给这个乡间少女沉寂的情感世界吹起一片涟漪,也吹进了新绿的生命气息。让她看到了点别样人生的光亮。便不惜一切向着这生命之火慢慢前进。作品中写道:翠姨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瑟,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日本瑟。她还会吹箫或是笛子。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大讲那里都是男孩女孩同学。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意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
因此,在我家里也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地打网球。
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带有一定的现代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翠姨不甘于走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服从于人生的安排。她在认真思索着,执着地探求着。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总是有许多事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她喜欢我的堂哥,也是由于她觉得到底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翠姨的这一心里活动,其实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的追求。这在翠姨去哈尔滨办嫁妆时,与我哥哥同学接触中可以看出来: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一样被他们召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到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她先上车,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的每个动作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有人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不用说,买嫁妆是最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是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经过到哈尔滨市去买嫁妆,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到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
翠姨的心理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落后的与现代的翠姨的生长环境的乡间民俗,如待人接物、婚仪、行为与我家的网球场,风琴,日本琴等,构成了现代文化气氛,以及哈尔滨校园里男生宿舍的暖气、洋床等,更是将现代文明展现在翠姨的面前。新旧文明,在翠姨的心理产生巨大冲突。形成了心理悲剧。一方面,她从表面上接触了一定的现代文化气氛,并无比向往,对读书人的钦佩,对新文明的渴望。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传统的,在旧环境中长大的东方少女。不可能摆脱自己,去追求新的生活。
她觉得自己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知她为何而病,有什么不如意的?陪嫁的东西买的不顺心?什么都问到了,唯独没有问到情感生活。这足以看到那时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漠视。即使是现代文化的氛围,也是表层的。在深处,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习俗和心理。正因为这样,翠姨在这样现代文明氛围的环境中,即对新文明的渴望,却又无法表达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强烈的冲突,造成了东方女性的悲剧。
春的步履是如此仓促,又是如此的短暂。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悲切的思考给下一个春天。它强烈地呼唤着真正的人生。呼唤着真的情,真的憧憬与真的爱。
翠姨的坟头的草籽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里淡淡的青色,常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街头,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春天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然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青的姑娘们,她们正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作者以散文的笔调刻画了春的背景,优美而悲切,使翠姨的悲剧--寂灭的春天,在她身后留给人更多的思索。
手
牛车上
后花园
马伯乐
这也可以称做是一部书写知青这一代人历史的小说。不同的是,知青这一代人的生活在想像中获得了真实性的重构。此前的知青小说,大多与宏大叙事相关。似乎知青这一代生来就是造就和承担历史的。当然这一历史幻觉和知青一代生活的具体情境有关。然而,在叶兆言这里,他改写了有关知青的历史叙事。小说的主角蔡学民——也就是老四或后来的四爷,和他的情人后来的妻子——薛丽妍或者阿妍,从一开始的相互吸引,就和人的情欲有关,他们的生活历程中的欢乐痛苦,也无不与人的情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情欲似乎和不断书写的至死不逾的爱情和忠诚无关,有关的是人对欲望的无限要求和肆意的放纵。即便在知青时代,放纵的条件极端有限的情况下,情欲之花仍然在悄然开放。老四和谢静文的第一次偷情,以及谢静文拒绝与老四建立爱情和婚姻关系,从一个方面透露了人的情欲的旺盛和蓬勃。禁忌只是表达了时代的意识形态,但对具体的人来说,情欲的要求并不可能得到平息。无论是宗教还是革命,在压抑情欲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膨胀和激励了情欲的冒险想象。
四〇至八〇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
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体现在弥漫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下,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
马克·海登,作家、插图家与剧作家,著有15本童书,并曾两度荣获英国电视艺术学院(BAFTA)颁奖。
本书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说,2003年一出版便获得惠布瑞特年度最佳好书奖(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以及卫报奖。2004年圣诞节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宝座,这是七年来《哈利·波特》首次位居第二。
克里斯多弗,十五岁,患有自闭症的数学天才。他的偶像是福尔摩斯,最擅长的科目是数学,喜欢质数、逻辑与事实,讨厌黄色和棕色,无法忍受被人碰触。他独自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住家附近的小店,一心想去的地方是外太空,因为那里方圆数十万里都不会有人。
他原本孤独而安全的世界一夕之间被一椿命案改变:深夜里,隔壁邻居家的小狗被铁叉刺死。克里斯多弗决定自己来当侦探,然后将调查结果写成一本书。所以这是一本涉及谋杀案的侦探小说只是侦探、凶手、受害者、真相,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人意料之外。
神经质的文字,异质的书写,少年克里斯多弗诚实到让人不安。他意图解开谋杀案,却意外发现自己家里隐藏的真相。克里斯多弗令人好心疼,只是他的心灵就像他最想去的外太空,遥远,难以触及。
真实的人生有时跟数字一样,复杂,而且一点也不明确。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 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米歇尔?福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逝世。 福柯振奋多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将默默地凝望,隔着咫尺空间,隔着浩瀚的时间,凝望生命的哀艳与无常、体味历史的丰饶与短暂。他抑或我、不动声色却黯然神伤。
他转动轮椅的手柄,轮椅前进、后退、转圈、旋转180度360度720度……像是舞蹈,像是谁新近发明的一种游戏,没有背景,没有土地甚至也没有蓝天,他坐在那儿轻捷地移动,灵巧地旋转,仿佛这游戏他已经玩得娴熟。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其中《命若琴弦》曾被导演陈凯歌拍成电影《边走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