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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的想象力在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即在最不应该衰退的时候开始衰退。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明史》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朝礼部竟然认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中国人当时拿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一个游历各国的中国梦想，依然闭关锁国。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与“小康社会”的千年理想相比，“大康社会”也是中国的千年梦想，可以说是比小康更富足美好的社会。“大康”出自《诗经·唐风》篇，“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乐府诗集》卷十五的《燕射歌辞》写道，“朝野无事，寰瀛大康。圣人有作，盛礼重光。万国执玉，千官奉觞。南山永固，地久天长”。“大康社会”是对盛唐的一种生动描述。郦道元在《水经注》也有诗句，“大康华夏，绥静黎物”，再一次把“大康社会”与“华夏”紧密相联系。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比“大康”更高级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者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也成为中国的千年理想。九九藏书

梦想的真正动人之处不在于梦想本身，而在于被梦想的魅力所激发出的想象力和创业激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经过几千年世事变迁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南宋诗人郑思肖曾写下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中国从不缺少想象力，中国人向来勇于追梦。中国自古就有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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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神话故事，许多神话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庄子《逍遥游》开篇讲述的“鲲鹏”，更是达想象力之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孟子在3000年前就有“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的梦想。2003年，中国彻底免除了农业税，还反哺农民，实现了孟子的梦想。

中国梦想逐渐从神话过渡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演变成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理想。《诗经》中《国风·魏风》篇中提出了“乐土”、“乐国”和“乐郊”的经济理想：

《诗经》中也表达了对“小康”和“大康”生活的向往，对千年中国梦想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小康，源于《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反映了中国人民想过上比温饱更好一些的生活的理想，即“小康生活”，同时也提出“中国”的概念和对“四方”的关注九九藏书网。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进一步阐释了“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西汉末年，中国带有悲剧色彩的改革家王莽表达了当时的“中国梦想”，就是“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身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中，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中国梦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司马迁在《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中描述了黄帝时代“百姓昭明、百和万国”的“中国梦想”。

“飞天”也是中国梦想。《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之语。嫦娥偷取长生不老药飞到月宫。月球探索飞船“嫦娥1号”探月成功，九_九_藏_书_网使中国千年的“嫦娥奔月”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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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日是中国梦想。夸父与太阳赛跑，大概是最有悲壮色彩的比赛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写下了“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文学大师巴金在《日》中赞叹夸父，“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大明永乐三年6月15日，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从江苏太仓出发，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7次下西洋。郑和在东南亚、印度西海岸、阿拉伯世界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曾经多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明史》称“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九九藏书网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郑和因“最具冒险精神，激励后代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而当选。

大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相继出现，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昌盛，经济空前繁荣，中国梦想在当时的世界响彻每一个角落。《旧唐书》中仍见当时的盛况，“肃肃清庙，巍巍盛唐。配天立极，累圣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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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和清朝既缺乏想象力又缺乏冒险精神，连黑格尔都为中国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安格斯·麦迪森也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但遗憾的是，当时郑和发现的世界是“平的”，与中国没有太多区别。《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来后中国就开始长期的封闭政策，海禁又成为长期国策。应该说，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很复杂，可能原因至少3个：一是明太祖的“祖制”影响；二是当时抗击近海倭寇侵袭的防卫需要；三是明朝中期财政状况的恶化，难以继续支持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