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赞美自身利益权利和赤裸裸的自我中心性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的状况究竟如何呢?对于一个被要求把精神理想投降于物质实利的人类来说,繁重的劳役为它提供的救赎又会如何呢?如果除了洛克把所有权人格化外,自由主义并没有为正义概念增添任何东西,如果进步仅仅意味着无限的索取,那么,正义与进步潜在的自我服务性阶级尺度就注定了,人类的大部分必须被排斥在“好生活”的范围之外。到18世纪末,自由主义理论不仅被贬低为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一种完全反社会的利益教义。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只能通过需求压力和个人获利要求来解释。在一个机械的物质与运动世界中,对于孤立的人类单子来说,自我中心主义就像引力对于物质实体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试图为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所有权与获取之外的伦理气质的最重要努力,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同一年即1789年作出的。这场大革命推翻了传统社会的最强大堡垒。在这一年,杰里米·边沁出版了他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提出了对作为一种伦理目标的私人利益的最系统辩护。在一个可以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比较的宏大开篇中,边沁阐述了功利主义伦理的伟大法则: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种最主要力量的控制之下,即痛苦与快乐。只有它们才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我们如何去做。
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决定着所有我们做的、说的和想的”。如此迷恋于那些预定了我们行为而不必考虑我们意愿如何的普遍性原则——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科学主义都是如此,边沁放弃了“隐喻和激辩”而转向痛苦与快乐的计算,一种道德准则大全——把前者等同于邪恶,并把后者等同于善良。这种功利主义计算是明确量化意义上的:社会的幸福被视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这里,社会利益由来自共同体所有个体成员的快乐的总和构成。对于洛克明显存在的原子论,边沁增添了一种他自己的伦理原子论,二者看起来都非常适合一个在自由波动市场中的、由自由浮动的自我所组成的单子时代。
一个方面把所有的快乐加在一起,另一方面把所有的痛苦加在一起。如果平衡点在快乐一边,那么,这种行动对于整体就具有好的倾向,而如果平衡点在痛苦一边,那么,它就有坏的倾向。
在边沁看来,所有那些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快乐与痛苦也会扩展到整个共同体,因为共同体作为好的与坏的倾向的总和,每一个体成员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我们很难在正义之神多变的职业生涯中,看到她的天平如此广泛地对伦理测量的调适。甚至那些在边沁看来明显是一种可以计算快乐与痛苦的活动,也让它们服务于可以清晰描述的事件,就像一篇理查德森小说中的章节一样。边沁伦理原子论中值得关注的,是它诉诸的理性类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是建立在幸福观念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古希腊人看来,幸福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而不是作为追求“其他东西的一种手段”。幸福来自人类作为不同于其他生命存在的根本性特征,一种永远不会被以数学精确性加以统计分析的自然。如果像亚里士多德主张的那样,幸福是一种理性的和善良的生活方式,那么,它将在思考性的心灵中并以一种优越于其他任何方式的伦理方式得以充分实现。
相比之下,边沁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而是一种基于快乐与痛苦单位数字计算的科学方法。人类情感的不可测量性被改造成了快乐与痛苦的可计算价值,它们可以被取消或减少从而产生幸福或悲伤的“剩余”。但是,把边沁仅仅简单理解为一个伦理观念集录者,就忽视了他整个方法的致命之处。问题不在于构成功利主义伦理学最脆弱之处的伦理运算,而是如下事实,即自由主义已经把理性本身贬损成为一种计算情感的方法——就像银行家和工业家管理他们的企业一样的运作技术。近两个世纪以后,这种理性将会以一种热核伦理的方式恐吓不太轻信的公众,其中不同的原子弹盾牌组合在核战争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或大或小的伤亡。
以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为代表的新一代自由主义者,反抗这种把伦理变成功效难题的粗俗简约化,但却没有能够从正义与进步概念的潜在失落中拯救自由主义。的确,如果只有利益可以决定社会与伦理规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公众对任何正义、个体性和社会进步理想的忽视呢?除了诉诸实践效用以外,自由主义理论以任何其他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无能,使之面临着道德崩溃的境地。自此以后,自由主义只能去鼓吹一种纯粹机会主义的权术信息而不是伦理学,社会向善论而不是解放理论,适应而不是改变。
但是,我所关注的自由主义,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原因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正义的体现。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公开宣称关注自由。法西斯主义既不关注正义,也不关注自由,而只关注赤裸裸支配的工具化;它的各种意识形态纯粹是机会主义的。因此,正义的命运寄希望于严肃的思想家比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及其追随者观点的命运。而他们从正义出发阐发一种基于它的等价原则的伦理学的失败,使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种关于快乐与痛苦的粗俗理论——构成了对正义的废除。
但是,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边沁的方法或这种方法基础上的伦理学已经在现行的意识形态中消失。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并充满了由于污浊不堪的环境所产生的各种颜色。“快乐”和“痛苦”等术语作为道德说教,并没有在现实中消失;它们只是不得不与如下词汇进行竞争,比如“利益”与“风险”、“收益”与“损失”、“公共地悲剧”、“危险等级”和“救生艇伦理”等等。平等中的不平等相对于不平等中的平等,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令一个细心的评论家感到震惊的是,如果正义从未做到进行补偿而只是奖励,那么,它的精神终将会枯竭,其贡献终究是有限的。像任何有限性的理想一样,正义的历史总是比它的现实更伟大。但是,正义的未来已经威胁到背离其最基本性的声称,即它改善了个体和人类的“权利”。因为,随着人类不平等在事实上而不是在理论上的增加,它的等价意识形态开始以一种讥讽性的机会主义和一种低劣的社会向善论嘲弄自由的理想。
十多年后能够再次仔细阅读约翰·穆勒的《论自由》,说起来要感谢孟凡礼君。数日之前,凡礼送来他新近重译的《论自由》,开始我并不以为意。在我的印象中,穆勒的这部名著已有多种译本,他的思想在学术界乃至公共知识界也广为流传,是否还需要再添一个新的译本,我以前也没有认真想过。但是,近来我抽出时间专门拜读了凡礼的这篇精致的译品,又顺便翻阅了自严复以来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出版的穆勒这部著作的多个译本,读后不禁感慨万千。在此倒不是想通过对比为凡礼的这篇最新译稿说些褒扬之辞,他的译品在“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我想读者诸君自有公论。至于为什么在已经有了多个译本之后,凡礼还要不辞辛苦地从事这样一桩看起来有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其缘由在他同时交送给我的一篇专门讨论《论自由》汉译版本的比较和翻译问题的文稿中,已有陈述,自不劳我再赘述。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种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那就是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七十年来,尤其是历经两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一个古今之变的转型时期,即从古典王朝社会到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远没有彻底完成,尽管这种转型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且伴随着深刻而又剧烈的中西文明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一百七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仍然处在一个以现代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或构建之中。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非常类似于西方的17、18直到19世纪,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经历着西方社会历经三百多年才完成的古今之变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的这个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细数起来,这个名单可以从马基雅维利、博丹、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一直数到边沁、约翰·穆勒。如果再予以深究的话,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演变又可以细分为早期现代与中晚期现代两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们,恰处是处于从早期现代到成熟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转折时期。穆勒的思想为英国乃至欧洲社会从早期现代向现代社会的迈进,提供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典范性的理论依据,他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著作,尤其是在当时的英国乃至日后在世界影响深远的这篇名为《论自由》的小册子,均是应对西方社会的这个时代之转型问题,勾画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击水中流,匡正时弊,发前人之所未发,穆勒蔚然开辟出西方现代社会思想中的一大理论路径。
中国百余年来古今之变的社会大转型至今业已跨过21世纪的门槛,如果说在两个共和国的创制时期,中国还是处在一个较为标准的西方早期现代的社会构建,即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发轫与肇始之际的话,那么,我们看今日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带动的社会之全面变迁,以及台湾在解严之后逐渐进入开放的宪政民主社会,所谓的两岸四地,都已大致走过了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创建时期,都面临着向更为成熟的正常的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中国在这个时间段面临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说,在我看来恰恰很类似于约翰·穆勒所处的英国社会从早期现代向成熟现代迈进的转型时期,我们迫切需要约翰·穆勒那样的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为这个极其复杂的转型时代提供切中肯綮的思想理论资源。
穆勒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迫切性在哪里?为什么说穆勒的思想在19世纪的英国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这就要回到穆勒这部经典之作的文本上来,颇有意思的是,通过近期的一番阅读,我有一个惊喜的发现,我感到穆勒的《论自由》,不失为一个19世纪版本的洛克“《政府论》”。关于洛克之于英国早期现代的关系,我们早已熟知,他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士,其《政府论》旨在为新生的英国政治提供理论的证成。穆勒的《论自由》明明是讨论自由问题,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与个性自由问题,我为什么要把它视为洛克《政府论》的19世纪英国之新版呢?我的这个观点的理据是什么,洛克与穆勒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又是什么呢?
洛克《政府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虽然洛克在《政府论》中非常强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基本的个人权利,但他作为早期现代的思想家,所面临或针对的真正的理论对手主要是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权,因此《政府论》的中心内容在于构建一个人民同意的有限政府,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是作为政府权力的正当性而被表述出来的。所以,洛克的《政府论》是一个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契约论的政府论。洛克的政治理论是与其时代密切相关的,作为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的产物,他是要为光荣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政府及其正当性辩护。我们看到,随着其后英国社会一百多年的演变发展,到了约翰·穆勒时代,早期现代所奠定的宪政政体制度已经得到富有成效的实施,人民的基本政治与公民权利在这个体制下均已获得较为妥当的保障,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少有受到政府权力恣意的侵犯。有限政府、宪政框架以及法治主义,在思想意识上毋庸置疑地为英国公众所广泛接受,作为政府之正当性来源的自然权利学说,业已扎根于英国一百年来的制度实践之中,成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英国社会已经走出了早期现代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政体稳定,法制昌明,人民安居乐业,步入到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的关键点上。在这个时期,英国社会并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旧的问题已经解决,新的问题大量涌现,如何界定处在成熟社会的政府权力,就需要一种新的“政府论”,这个新的政府论,在我看来恰是由约翰·穆勒的这本《论自由》来完成的。
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有两层逻辑,一层逻辑是构建政府,另外一层逻辑是彰显个人权利。洛克的真正企图是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人民授权的合法而有限的政府,以此强化个人权利的重要价值,即它们是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所以,洛克的《政府论》又可以视之为权利论或自由论,right在洛克的语境中实质上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即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但是,经由光荣革命所建立的政权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证成,致使洛克笔触的落脚点就落到了政府论上,他要为这个新生的政府提供理论上的辩护,然而,由于洛克的主旨在人民的自然权利上,所以他的政府论就难免具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确地指出,洛克并不是所谓的御用文人,他对于光荣革命的政府论证成,不是为了捍卫这个特定的英国政府,而是对现代政府提出自己的警示,即政府的建立要基于人民的同意,其正当性的根源在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之保障,这才是当时欧洲思想界泛起的“国家理由”之前提。人民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但这个政府必须是得到人民授权同意的政府,是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的政府,一旦人民的上述权利受到政府的严重侵害,忍无可忍时,人民就有反抗的权利。如此看来,与其说洛克是为革命之后的英国政府辩护,还不如说洛克是在借辩护之口来宣扬他的自然权利论和现代自由论。究竟是谁在利用谁,还真说不清楚呢。
穆勒这本名为《论自由》的19世纪之新版“政府论”,从表面上看与洛克恰恰是相反的,《论自由》的大部分篇幅讨论的都是个人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个性自由的重要性,而洛克《政府论》的大部分内容讨论的则是政府权力以及立法权、执行权与对外权等政府的职权功能。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穆勒的《论自由》与洛克的《政府论》,其各自的论述主题都很鲜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把穆勒的《论自由》视为新版或19世纪版的“政府论”呢?因为,在我看来,穆勒看上去在滔滔不绝地谈自由,但其核心思想和隐含的重要目的实际上是在论政府,在于限制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联的“多数的暴政”。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穆勒恰恰展现出了与洛克的激进主义相反的某种保守主义倾向,符合所谓保守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念,而洛克的自由观念中则具有某种积极自由主义的色彩。换句话说,洛克谈的是(构建)政府,核心却是(保卫)权利(权利即是被视为绝对right的那部分自由),穆勒谈的是(捍卫)自由,核心却是(限制)政府(在穆勒那里社会即是广义的政府)。这样,穆勒就从与洛克相反的逻辑方向上,深化乃至完善了洛克的“政府—权利”学说,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由—社会”学说,大大丰富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与解释力度,更重要的是更好地应对了时代问题——限制政府权力,哪怕是具备基于权利论的正当性基础的政府亦不例外。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问题,严复将穆勒的“自由”(liberty)翻译为“群己权界”,是以中国自己的语言非常准确且实质性地把自由的精义表现出来了。因为中文的“自由”一词,在传统意义中并没有“群己权界”的意思,英文的liberty一词,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意涵,关涉个人与他人尤其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关涉个人与“群”的权利(及权力)边界问题。两人以上就形成了群,群即社会,有了社会,就有了社会的power(权力),政治也就出现了。所谓的“群己权界”指的就是right与power之间的rule(规则)问题,这个群己权界就构成了自由的核心原则:一个社会的权力应该是一种基于规则的(具有正当性来源的)权力,其要义是通过划分政府权界,尊重并保障每个个体之人的right。但是,如何表述与处理right、power、rule三者之间的关系,联系到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又有着基于不同逻辑向度的展示和论证。穆勒《论自由》的中心之论,不在基于个人权利构建政府(洛克意义上的“政府构建与个人权利”),而在讨论社会状态下的自由(穆勒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与个人自由”),但其实质上仍是通过个人自由来界定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在穆勒那里已经因民主政体的有序运作而大大地等同于社会),因此,相比与洛克基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来阐释个人权利,穆勒论证的逻辑路向恰恰是相反的。
此外,穆勒所采用的逻辑方法论也跟洛克自然权利论不同,是一种基于知识真理论的功利论。因为英国经验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因此就主张没有谁能够垄断真理,即便是具有正当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乃至社会本身,也都不例外。这就要求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为思想言论自由提供广阔的社会空间,进而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如此,要为个性自由发展保留出可供伸展的领地。《论自由》的前三章主要是正面论述思想言论自由、个性自由的原理,在第四、第五两章,穆勒进入了对于自由原理的应用的分析,在我看来,这两章才是全书的真正落脚点——为捍卫个人自由而划定“群己权界”,其实也就是新版的“政府论”,要旨也就是限制政府以及社会权力,限制权力行使的方式、范围以及强度,给那些可能是谬误也可能是真理的思想言论和个性拓展留下自由的空间,为人性的内涵向更丰富化的发展创造条件,为英国社会保持其活的生命力。穆勒的这个自由论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否定性自由的论证:免于……强制的自由。由此,我们可以说,穆勒从思想史上拓展了自由的内涵,liberty在他那里,不再仅仅等同于right,甚至也不仅仅是复数的rights,他的自由概念要比权利概念包含更多的内容。在群己权界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自由是否定性的,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这与洛克自然权利论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是不同的,是洛克之后更深入的自由概念的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新的自由观,对于政府以及社会权力的性质与功能,就需要一种新的认识与界定,这也是与洛克的《政府论》所不同的,而这也正是穆勒新版政府论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穆勒的思想表现方式之所以与洛克不同,主要是因为任何思想理论的发展都是与其时代相关联的,穆勒所处的时代与洛克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洛克时代,由于政治动荡,建立一个良性政府并为其寻找正当性基础,是当时的普遍诉求,虽然权利思想在英国传统中源远流长,但如何将权利思想用于支持政府构建并完成其理论表述,在当时并不明朗。所以,洛克担当起这一历史的重任,《政府论》的中心思想虽然是强调个人权利,但论述却偏重于政府构建。而在穆勒时代,政府的构建已不需要论证,具有正当性基础的政府已经成为事实,这样一来,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政府状态下,英国传统思想中甚至洛克思想中的那些权利内涵,在沿着自由的方向向着更有生命力的、更具朝气的前景拓展时(尤其是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反而受到了轻视、压制乃至惩罚。从洛克时代到穆勒时代,英国社会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后,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毋庸置疑地被视为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然而,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个人思想言论的自由权、个性多样性发展的自由权,乃至在本书中未得展开但在穆勒后来著作中有所阐述的个人经济的自由权,等等,它们虽都凸显出来了,但却受到政府、社会以及公共舆论等方面的压制甚至打击。而在穆勒看来,这些自由(liberty)恰恰是让一个民族富有朝气、永远保持青春的最核心的东西,他为日渐僵硬的英国政治法律制度感到忧虑,认为它们有碍民族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扼杀了民族的内在生命力。正是在这里,穆勒更深一步地拓展了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学说,大大丰富了个人自由的内涵,穆勒笔下的自由已经与洛克笔下的财产权有了相当大的不同,他更为强调思想言论乃至个性上的自由权。
穆勒在这本小册子里通篇大谈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与思想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的个性自由,强调社会权力之于个人自由的限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穆勒关于个人自由的学说跟洛克关于个人权利的论述对立起来,实际上它是洛克思想在经过百余年社会演变之后的深化和拓展,是与新的社会形势直接相关的新版“政府论“,洛克的“权利”(right)是穆勒“自由”(liberty)的前提,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承认洛克理论的前提下,穆勒的问题是:建立在个人权利正当性基础上的政府就可以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洛克之后的新问题。跟洛克一样,穆勒的论证也有两层逻辑,一层是自由论,另外一层是政府论,他的主旨要通过论证个人自由指向限制政府权力。他针对现代政府,即哪怕是基于洛克权利论的现代政府,提出了新的政府论,即划清政府(以及作为政府后盾的社会)权力的边界,这是他与洛克最大的不同。洛克的《政府论》是17世纪英国早期现代的政府论,穆勒的《论自由》是19世纪英国成熟现代时期的政府论。从约翰·洛克到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现代到成熟现代的转折,穆勒结束了古典自由主义,开启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先河。
前面我只是从西方社会转型尤其是英国社会及英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谈了从洛克《政府论》到穆勒《论自由》因问题转换导致思想传承发展的一些相关问题,大体上围绕着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政府及社会权力边界(规则)这些内容展开。上述所言对中国问题的昭示意义又在哪里呢?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演变历程,仿佛恰相对应着由洛克和穆勒为两端的西方现代叙事:以两个共和国成立为大致时间端点的半个世纪,可以说正是我所谓的“洛克政府论阶段”,不论表象如何纷乱,其终极诉求都是为政府构建寻找正当性基础,建立起宪政框架;历经六十年尤其是以大陆改革开放为重心的晚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我们又确实来到了我所谓的“穆勒新政府论阶段”。并且在我看来,由于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政治发展演变的曲折甚至可说灾难深重,又使得自由与权力问题更为复杂,用我的话说就是,在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双重扭结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依然还需要洛克的《政府论》,因为基于个人权利的现代国家政府构建并未经由一系列革命彻底奠定下来,权利论与契约论的宪政民主框架即现代国家政制构建还有待完成,这也正是我一再强调洛克理论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原因所在。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却不会停留在早期现代阶段,而是迅速向成熟现代迈进,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就又在还没有走完“洛克政府论阶段”的时候进入了“穆勒新政府论阶段”,因而穆勒的《论自由》同样成为我们所必需。
这次通读了凡礼君新译的《论自由》后,我的有关早期现代之于中国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在一个基本权利问题未得根本解决的社会情况下,如何捍卫已经凸显出来的个人自由,尤其是思想言论的自由,从而保持这个民族的生命力,为个人自由留出向纵深拓展的足够的社会空间(这些东西正是穆勒所揭示出来的不同于洛克right的liberty的核心意涵所在)?在穆勒看来,最关键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划定它的界限,他反对政府乃至社会的舆论一律,要求尊重个性自由,反对政府垄断工业、垄断人才(即使是通过全面公平的公务员考试遴选制度)。反观中国,穆勒所指陈的那些问题正可说是触目惊心,权力边界问题、政府垄断问题、言论空间问题……诉诸我们亲身的所见所感,比之19世纪的英国,情况何其严重乃尔!请看:
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并且行政机器的构建越是科学有效,即其网罗最优秀人才来操纵这架机器的办法越是巧妙娴熟,其为患也就越大。
……一切自由民族都应如是;而能够如是的民族也必是无往而不自由的;这样的人民,永远不会因任何人或任何团体能够控御其中央政府,就甘心让自己受他们的奴役。也没有任何一个官僚机构能够指望,可以让这样的人民去做或遭受任何他们所不愿意的事。然而,在各种事务都要由官府包揽的地方,任何为官府所决意反对的事情都根本不可能做成。此类国家的体制,不过就是将通国的能人才士,都组织进一个纪律森严的团体,以此来统御其余人众;其组织本身愈是完善,其从社会各界吸纳和规训最优秀人才的做法愈是成功,其对包括官府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众的束缚就愈是彻底。因为统治者自己也成为其自身组织和纪律的奴隶,就像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隶一样。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
穆勒这不是在谈中国吗?在这些文字中,我们仿佛看不到19世纪的英国,而完全是我们当前的问题。穆勒所指陈的公共权力对言论自由和个性发展的限制和摧残,尤其是政府权力漫无边界,强横专制的问题,何以在跨越了一百五十年之后,仍然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由此可见,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所谓的经典,固然是源于作者生存时代与地域的问题激发,但其思想价值完全可以超越它的时代和它的地域,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世性意义。就穆勒这部《论自由》来说,它所确立的有关自由的论述,它对于政府职权的界定,已经远远超出了19世纪的英国,而为任何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文明国家和公民个体所认同,并由此激发他们追求自由的心声。所以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不仅需要洛克,同时也需要穆勒,我们需要两个版本加起来的政府论与自由论,因为这两个政府论与自由论所分别讨论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日益严重而迫切。
作为读者,我们依然有必要读洛克,读穆勒,因为他们的著作不仅仅是学问之作,而是思想之作,不仅仅是历史之作,而是现实之作。他们提出的问题与当今中国人的自由生活密切相关,他们就是写给我们读的,说给我们听的。一个能够思考自由与政府的民族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民族。所以,朋友们,读书吧。
(本文为高全喜老师为《论自由》新译本写的导读,原载《读书》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