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了厚厚的三本《欢乐颂》,我又想到阿耐的《大江东去》。《大江东去》写的是历史,很近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像宋运辉这样一个“凤凰男”,最后怎样在浪潮中走到了顶峰,他实现不是中产阶级的个人财务自由,而是使自己在一个经济体中得到掌控权。伴随着宋运辉的步步青云的,是非常生动真实地展现出来的一部企业史,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的种种沉浮。这是阿耐在许多写当代生活的作家中的独特之处:她的专业不是写作,她甚至不大关心文学性,她只是写她所观察到的现状与人物,并在她特别长于以情感为推动力的情节中,把这些现状与人物展现出来。但因为她观察的视野与视角是一般的“作家”所缺乏的,所以她能把经济生活解剖得特别真切,而她对人性的理解又是明快而善意的,她总能提供特别好用的“职场指南”与“情感指南”。
从这个意义上说,《欢乐颂》像是更针对女性读者的一次轻松交谈。《大江东去》要做很多功课,要让文字踩着时代的节奏,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论证这个精英阶层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为这个时代提供正面的精英代表。而《欢乐颂》的一开篇,已经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个“阶层形成”的时代悄悄地落幕了,凭借着天资、出身、能力、机遇,刚出场的人物们已经被定位在一个个阶层里,于是,《欢乐颂》不再是奋斗史,而是此时此刻的一个社会切片,小说的主人公,五个姑娘,齐聚在一个叫“欢乐颂”的小区里,作者想让我们看的是各个阶层的状态与可能性。
安迪、曲筱绡、樊胜美、关睢尔、邱莹莹,住在一个中档小区的同一个楼层。与将“商业精英”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那几个作品不同,阿耐把笔墨更多投向了普通的白领们,她们很齐心协力地解决了几个问题,主要不是“精英派”安迪和曲筱绡的问题,而是“普通派”的,樊胜美的无赖哥哥的问题,邱莹莹的有处女情节的男朋友的问题,关睢尔的警察男友是不是在家庭背影上撒了谎的问题。——围绕着这几个问题,牵扯出来的是农村的、小城市的,普通乃至于底层的市民农民的家庭。于是,在三十年的高歌猛进之中,人们经历的是伦理与价值观的破碎,那些在中下层的人,或者死守着僵硬的道德观,或者将自己的弱势作为挟持他人的工具,又或者想摆脱所有不愉快的阴影,用隐瞒过去来换一个美丽未来。
阿耐对中下层的描写是有洞察力的,她分析每个人物的性格问题时也非常到位,比如樊胜美,她的性格弱点很大地造成了她的生存困境。《欢乐颂》的解决之道,第一是认清自身与他人的性格缺陷,不要掉进自己或别人的缺陷。第二还得是钱,是关系,以及行动力。安迪的钱与曲筱绡的关系/行动力成为解决问题的万应良药。大众身上担着的这些社会的痼疾,最后都得精英来医治——这种医治在小说里当然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当下皆大欢喜。这是《欢乐颂》在面对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写作对象时,又极为轻快地滑过去的地方。在读这些“解决过程”与“解决办法”时,有时会产生在读一个网帖的感觉,这大概就是过于在情节的表面上解决问题造成的吧。
而在安迪与曲筱绡这一层面呢,她们都是这个精英阶层的优秀分子。精英包括了经济与文化双重含义,安迪的男友包奕凡,曲筱绡的男友赵医生,也还是这个阶层的。阿耐对精英阶层是嘉许的,安迪的高智商,曲筱绡的超强行动力,都是她们比起那些普通姑娘们更为熠熠生光的地方。她们的判断总是更准更快,那么在生活中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从这一层面牵出来的包家与曲家的家产争夺故事,是《欢乐颂》是相当好看的部分,在金钱与感情的较量中感情往往会败下阵来,这是有了太多钱的家庭要面对的共同灾难。包家的上一代,曲家的上一代,夫妻间设了重重防备机制吧。而到了安迪与曲筱绡这一代,制度开始出场,为精英阶层的金钱与感情都提供更好的保护。
《欢乐颂》是个很善意的小说,为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安排了好结局,我觉得到个小说有意思的是,它始于安迪的恐惧感,而终于谢滨的恐惧感。这两个人的命运其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最底层,当他们在向上走时,那种童年的底层记忆都侵扰着他们。然而何以安迪是个正面人物,而谢滨是个负面人物呢?其间的分野大概是:这是个人的隐私,但却要对最亲爱的人说明。说明了也并不是把自己的恐惧感转稼给别人,自己的恐惧感,还是要由自己担负起来,自己去承受可能的命运。面对了,担负了,可能就不恐惧了。而掩盖,回避,希望能从别人那里借用来一个甜美的生活,终归是不可行的。
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的悲欢里。爱情是重要的,因为爱情里能放进最大的信任。而自我是更重要的,没有自我,爱情也无所附丽。每一个人,不论多强,多弱,都得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与尊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