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父母者,大概总免不了要经历一段“走下神坛的日子”,它很长,长到几乎能够忘记它何时开始,却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再也不能也不会提高嗓子面对子女,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儿女的唠叨,被他们照顾。这个时候,这段日子彻底地宣告结束。
年初和阿姨家团聚,阿姨一见我爸妈和我就不停地数落起表弟,从学习成绩不好到有事不和她商量,从整天玩电脑到喜欢留着长发,从吃饭没有规矩到不愿意见亲戚等等,总之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满,表弟长时间没有说话,只用不屑的眼神狠狠地注视了阿姨几下,直到最后,抛出一句话:你懂什么懂,不要总是这么老土,OK?你了解我们吗?然后两个人陷入了长久的冷战。我知道,阿姨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走下神坛的日子”。同样开始这段日子的还有龙应台。
这些天手头的项目终于接近尾声,于是得以把开始阅读很久的《亲爱的安德烈》读完,强悍如龙应台,不再是《上海男人》一书里挥斥方遒、把上海男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凌厉的龙女士,成了凡事以商量的口吻出现的MM。之所以这样,是方式,是技巧,也是不得已。面对不同文化环境成长起来的儿子,为人母者,能够有幸与儿子长时间地通信,从而从正面和侧面去了解他,已经倍感荣幸。所以龙应台一开始就说“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从头学起”、“放空自己”,都是言之易而行之难的事情。 “知行合一”从来都只有不简单的人能够做到,所以当年明月在写《明朝那些事》的时候才把王守仁推崇到如此高的地位。从《亲爱的安德烈》三十多封信看来,龙应台还真是知之而行之。
然而,尽管如此,我相信有太多的地方,安德烈依然只能是“姑且听之”,因为他还只有十八岁。哪怕他的父母都有博士学位,哪怕他走过比其他人更多的国家,哪怕他见过比年龄几倍于他的人更多的世面,他依然难逃这个人生阶段的命题:脱离带有父母影子的世界,拥抱恣意的新天地,而方式无非是:反叛。而这个阶段的反叛常常是建立在否定上一辈价值观的基础上,并伴随着向他们显示自己的能量足够可以让他们放手让自己飞的一系列言行。安德烈是典型代表。
不可否认,因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等诸多原因,安德烈知道的比一般十八岁的孩子多,甚至是多得多,他看到、听到和经历的事情,比长他近十岁的我也更多。他和母亲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他和母亲探讨消费观念和审美意识,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在几乎所有安德烈的信件里,你分明可以看到他希望与母亲平起平坐的努力,以及一方面希望摆脱母亲的笼罩却在另一方面希望获得母亲认可的念想。这点,龙应台应该比谁都看得清楚,但是作为“当事人”,她是不能捅破这层纸的,她唯一能做的,是“放低”自己,尽量与安德烈保持平视的姿态来对话。但是尽管如此,龙应台的这部分,依然是本书的“矿藏”。
这么说并没有视安德烈的信件平凡如泥的意思,而是透过龙应台家常的信件,依然可以能够见得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宽广视野和仁爱。由于工作的原因,没少接触写文字的人,但是“作者”一词,常常会成为“作”“者”,有些人,他挂着“教授”之类的头衔,却依然在靠引用几句古诗以显示自己知识的广博,或用长到自己都分不清句子结构却全是语法问题的长句来彰显自己行文的技巧,通篇下来,非但没有给人有才气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缺乏底气。龙应台不同,在她平实的叙述里,不经意会有令人醍醐灌顶的语句,那些语句丝毫没有教条的气息,却充满见地,可以说,这样的语句贯通全书。
我总觉得,母子关系犹如放风筝的人与风筝。风筝总想飞得高一点再高一点,最好能够挣脱引线。放风筝的总是处在矛盾的状态,希望他飞得高一些稳一点,却不肯放手,把引线扯得紧一些再紧一些。他们都该读一读《亲爱的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