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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peninsula
2000-01-01 加入
妈妈龙应台近六十岁，大儿子安德烈十八岁。妈妈祖籍在湖南，出生在台湾，童年经历了那个封闭的年代，嫁到德国，游历欧美，往返于两岸三地，精通中文、德文和英文。儿子手拿德国护照，不到十五岁就走遍半个地球，其中也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听得懂中文但不会写，会德文和英文。
虽然都是所谓“国际人”，年龄和文化习性的差异还是让母子二人产生代沟和隔阂。龙应台写“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母亲失去了“小男孩安安”，她觉得没关系，但她不想再失去“成熟的安德烈”，她想认识这个人。而安德烈呢，是一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可是在假期里和母亲会面，他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他希望能把想法大声说出来，把母子之间的异议和情绪，释放出来。
所以就有了这本《亲爱的安德烈》，是妈妈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三年的书信集。能把家书写成经典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诸葛亮、比如曾国藩、还比如傅雷。不过正如龙应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所说的那样，这封家书和之前那些都不太一样，属于双向的、平等沟通的谈话，而不是那种谆谆教诲式的、一边倒的家长式书信。
龙应台经常写文章，她的文章收放自如，大到打通历史脉络、破开中西方文化隔阂，小到身边的一草一木、一次吵架、一个微笑。和别人推荐这本书时，对方略感惊异，原来龙应台是女的？为其抱憾之余又倍感欣慰----判断一个女人文字高下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文字和性别的关系，若是能够隐藏自己的性别，不管写的是怎样的题材，都是极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龙应台比席慕容、亦舒和三毛都要高出一层。她的文章，是大丈夫式的能屈能伸。若是把书中的几封讨论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信去头除尾，再减去一些称谓和语气，绝对是一篇篇令人激赏的文化杂文。
可她总是一个社会人，也是一个母亲，文字固然犀利，时不时也会带一些西方语境中免不了的文化优越感，但她的嘲讽是很轻的，而且仅仅是她字里行间的副业，主业还是建议、希望和祈愿。她是希望社会变好的、祈求人心向上的、也是愿意了解儿子心灵的，她可以指责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嘲讽香港缺乏闲适、痛恨儿子吸烟，可她不会诅咒中国文化“吃人”，骂中国人是“酱缸里的蛆”、或者，“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这样平和的心态，才会使得她在面对儿子之时充满理解，并且愿意给儿子一个“麦克风”，让他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我花了三个小时一气读完了这本书，眼前浮现出自己的母亲。妈妈偶尔也写些文章，但都是些循规蹈矩因时而做的所谓心得体会，不会因为瑞士的一位老人或者中东的一个家庭抒发什么历史深处的忧虑；面对社会的不公，她会抱怨，在菜市场和人起争执，她会较真，看到电视新闻里灾民的惨状，她会悲伤，可她不会把这些写出来，也不会引发她太多的联想和思考。她只会用自己的小世界去包容、去理解这一切。
我和她也通信，但不会先用英文写，再转成中文和德文，也没有坚持三年，更没有成为报纸上备受关注的专栏和亚洲地区“2007年中文十大非小说作品”。她是国内著名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但很少和我探讨历史，更不会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比如民主、自由、左派和右派。她只会告诉我，今天北京多少度，衣服该怎么穿，出门要当心，进了室内首先要找好安全通道。如果我和她聊天，一定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饭吃了吗？----嗯。吃完别马上坐下。----嗯，晚上早点睡觉。-----嗯。像龙应台和安德烈那样，谈歌词的社会学意义，谈文化认同感，她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不过，和安德烈一样，我也会和妈妈谈论喜欢的女孩子，虽然妈妈会用身边亲友的例子来代替《少年维特的烦恼》，她也会告诉我恋爱是件艰难的事，有可能“恋爱十次，受伤二十次”；我相信要是我在写给妈妈的信里说我自己的生活信条是“性、药、摇滚乐”，妈妈肯定也会追问，这几个字究竟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的隐喻；如果我抽烟，妈妈虽不至于想“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必然也会痛恨这一幕，但若是我一意孤行，她也肯定无可奈何。龙应台爱古典，安德烈嗜好HIPHOP，妈妈喜欢大陆主旋律影片，而我沉迷于文艺片，
龙应台会为了理解儿子去听HIPHOP的歌词，妈妈也会偶尔看上一眼《似水年华》。我相信，在我和妈妈朝夕相处但彼此不发一言的时候，她内心肯定也在想，孩子，我是多么想了解你认识你。
作为一个女性，妈妈远不如龙应台，我羡慕安德烈能有一个见多识广名满天下的妈妈，更羡慕他们能有这样彼此心灵相通的交流。妈妈对我，依旧像对一个孩子一样，但我也庆幸，自己能够独占妈妈的爱，她不会为了一个历史拐点的纠结暂时忘记我的存在。龙应台说，安德烈爱她，但不一定喜欢她。而我呢，爱我的妈妈，同时也喜欢她，虽然我和安德烈一样，嘴上从来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