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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邮（1）
2000-01-01 加入
伯纳德·F·迪克（Bernard F. Dick）教授/文
玛丽·瑞瑙特一直会因为别人称她为古典学家而感到不安。她在牛津大学读的是英文系，每次有采访者问到她如何做研究时，她总是回答：“我没有研究，研究是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从事的工作，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是撷取成果罢了。”然而将古典文学通俗化的学院人士自己也是采撷者，他们将学术转化为评论，瑞瑙特女士则将学术提炼成艺术。
由于她的希腊小说，玛丽·瑞瑙特成了一个异数。她立于当前风行的所有文学潮流之外。在最近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篇随笔《小说中的历史》里，她揭示出自己如何对历史全心投入，这种投入不容许她将“过去”当成“现在”的隐喻：
“然而谁也不是……非要写过去不可；假如你真正想谈的是纳粹德国，或越南，或德克萨斯，为什么不直说，却要以尼禄、凯撒、特洛伊之类来误导读者？赫拉克利特名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小说家的座右铭。”
玛丽·瑞瑙特接受古代的原貌，并不加以现代化或者修饰。然而古代的风貌不同于我们的时代；别的小说家将某个时代带到读者跟前（没有比这更大的屈从了），而玛丽·瑞瑙特却带读者进入那个时代，并不让步，只加上一篇《作者识》，偶尔还有一份参考书目提要。玛丽·瑞瑙特融汇了希腊精神的种种理想，她是以小说写希腊的泰斗。
有没有哪个传统是她的归属呢？其实，她的小说令人联想到希罗多德。除了《天堂之火》，她的历史小说全部以第一人称写就，如希罗多德自言是“研究的展现”。这些小说由叙述者在自己所处之时代的历史框架内，以追忆形式构建。“我”的声音与过去的声音交错，偏离主题（希罗多德经常如此）去描述一场战役，解说一个习俗。古代的历史学家是军事学家、民族志学者与纪事者的合一。“我”阐发哲思，夹叙夹议地发出各种格言式的感慨：“除了对精英的憎恨，还有什么来让这种民主苟延？”（《残酒》），或是“生于女人的男人，斗不过他的命运”（《国王必须死去》）。“我”掌握着素材，因为他已然掌握了自己的一生。格言式慧见的丝缕、自传、文化史，都在编织者娴熟的手法之下，交错成一幅异域情调的织物，它叫“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家必须面对能够核实的素材以及未知的东西，在史料沉默之处加以推测。假如要写一部关于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小说，作者显然不能让主角自述其人生；亚历山大没有留下自传，而即使小说家决意虚构一本这样的书，那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亚历山大一向众说纷纭：他是否酗酒成性？好大喜功？抑或是一个自命为阿基琉斯的同性恋者？亚历山大自己大概也不明白。
《天堂之火》（1969）从亚历山大的童年写到腓力身故，以第三人称叙事。这种手法其实并不是作者的专长。鉴于她经常采用见证人手法去接近历史，读者会好奇想知道续集将有怎样的构思。瑞瑙特从罗马史学家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记载中，了解到有人送给亚历山大一个异常貌美、“曾为大流士所宠”的宦官巴勾鄂斯。库尔提乌斯带着典型罗马人对宦官的偏见，将巴勾鄂斯作为一个毫无原则的佞臣来鞭挞，说他利用亚历山大的宠信陷害“无辜”的奥克西涅斯。无论如何，大流士的前度男宠巴勾鄂斯很快成了亚历山大的爱人。在瑞瑙特看来，亚历山大不可能爱一个虚情假意的娈童，正如阿基琉斯不可能爱一个堕落的帕特罗克洛斯。
库尔提乌斯误判了巴勾鄂斯，但内中是否有何隐情？是不是巴勾鄂斯因家庭的缘故，对于奥克西涅斯感到某种怨愤？由于直接证据的匮乏，玛丽·瑞瑙特推测奥克西涅斯对于巴勾鄂斯之父阿特穆巴瑞斯的死亡负有责任。通过划定巴勾鄂斯跟亚历山大的亲密关系与他杀仇祭父的义务之间的分界线，她解决了史料缺乏连贯所造成的问题。
但是库尔提乌斯给玛丽·瑞瑙特的麻烦不止于此：他写到的大流士的最后日子，资料从何而来？那段叙述整个反映了一位宫廷宦官的视点（有些学者相信是一个雇佣兵的视点，这并没有道理）。是不是库尔提乌斯从一本失传的巴勾鄂斯回忆录里取得内容呢？平庸的历史学家对资料来源隐去不提，丝毫不少见。
《波斯少年》假托为巴勾鄂斯的回忆录。就像《残酒》中阿列克西斯的追忆一样，叙事从个人层面向历史层面移动，最终变成一个时代的见证，以及向塑造该时代的那个人物的致敬。瑞瑙特式的回忆者总是从童年某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开始讲述：在《残酒》里，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怨恨；在《国王必须死去》中是一场牲祭。对于巴勾鄂斯，则是他父亲的死亡和斩首，接着就是他自己遭受的耻辱——阉割和卖身。
巴勾鄂斯接受的房中术训练使《纽约时报》书评人将《波斯少年》比作一本“以蒙大拿的妓院房间为视野”的美国西部小说。但是读者应该将巴勾鄂斯看成青年斐多（《残酒》里曾经卖淫的人物）的文学同类。斐多一度蔑视身体，后来苏格拉底带给他偏爱灵魂的理由。巴勾鄂斯也经历了相似的转变。起初，他的职业令他恶心；然后他接受了自己的工作，在爱的阶梯上攀爬，将较低的层级抛在后面，当他成为亚历山大的爱情启蒙者时到达了最高点。玛丽·瑞瑙特在最初几章专注写了巴勾鄂斯的性成长，其实是在暗示，因为巴勾鄂斯经历过欲望的滥用以后才发现了爱的本质，所以他与亚历山大结成的同性关系，比亚历山大与赫菲斯提昂的关系在情欲上更为成熟。
按照当代的标准，一个男性导引另一个男性进入成年看似荒谬。我们受“骑士之爱”（Courtly Love）的毒害，相信这个任务应该由宫廷命妇去完成。然而古希腊人的想法不同。当然是帕特罗克洛斯而不是布里塞伊丝，使阿基琉斯得以成为男人。在《残酒》里，是吕锡斯导引着阿列克西斯走向andreia——这种希腊人心目中的美好品质难以翻译，既不是“男性气概”也不是“勇敢”，而是兼有二者。
但是巴勾鄂斯带给亚历山大的不仅只是自己的身体，他也给了他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几近偶像崇拜。亚历山大接受了它，因为这是人应当给以神圣君主的崇敬。无疑，亚历山大渴望得到臣民对大帝的跪拜礼，但是马其顿人憎恶这种高傲，认为人只应对神明这样行礼。
在巴勾鄂斯眼中，亚历山大是神；他是波斯人，接受君主的神性，景仰着亚历山大，仿佛他是居鲁士再世一样。色诺芬的理想化传记《居鲁士的教育》奠定了亚历山大对居鲁士的敬爱，书中的居鲁士坚信：“国王……不但要证明自己比他统治的人更优秀，而且要有迷住他们的魅力。”这段文字成了亚历山大的信念，激出他心中的神圣之火——那来自天堂的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熊熊燃烧。
虽然亚历山大从未实现将希腊人和非希腊人联合在一个帝国之内的梦想，在作者笔下，他与巴勾鄂斯的相伴其实具体而微地做到了这一点。从两人以文化交流为形式的关系里，读者可以想象，假若希腊人、波斯人都能抛开各自的偏见，亚历山大还应该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亚历山大向巴勾鄂斯推介荷马，巴勾鄂斯教他讲波斯语。这远远超出了情欲的依恋。《波斯少年》里亚历山大、巴勾鄂斯努力理解彼此的语言和文化的几幕，感人至深。
尽管《波斯少年》是一本为亚历山大平反的书，但它并不是辩白之作。作者不掩饰他的豪饮、他对妻子罗克萨妮的冷淡、他对亲属克雷托斯的凶杀，以及他在赫菲斯提昂死后，模仿阿基琉斯削发时的癫狂举动。《波斯少年》呈现的是一位理想的亚历山大，是幽灵背后的躯体，是在史书中从未成形的本质。玛丽·瑞瑙特的亚历山大不是像有些人写的那样：一个浪漫主义的、“师夷以制夷”的征服者。他反而像希罗多德式的旅行者，惊叹于所见的一切，却不认为“看见即占有”，对征伐有种不容反对的狂热。一般人认为的亚历山大属于那种剥除异质文化的将军，通过让帝国外邦趋于相同来控制它们；玛丽·瑞瑙特的亚历山大则喊道：“我一定要看到世界尽头，不是为了占有，甚至不是为了威名，就是为了到那里看看……很接近了啊！”读者能直觉地感到这些话不是幌子。也许如果他可以做到，他会占有大海；纯正的理型会在轮回中污损，梦想在现实中总要走样。然而读者对于这一番感慨决不会无动于衷。
即使那些不认同玛丽·瑞瑙特所绘的亚历山大肖像的人，也不难接受她的文风，这风格似乎随着每一本新小说而越来越接近于精细的壁画。在描写的地方，词语溶入所指的事物，最终，一幅风景从中浮现：
“许多地方铭刻在我的回忆里；也记得一连数月大地在岸边滑过，就像坐在尼罗河畔观看船舶漂移而去。高山的关隘、白雪的荒原、春季的森林、有黑湖的高原沼泽、铺着鹅卵石或枯草的平地、蚀化为恶龙形状的岩石、果树开满花的迷人峡谷；覆雪夺命的山脉，无边无际，直入天空；山麓遍野不知名的花朵；还有雨，落不完的雨，仿佛诸天消融，把大地化为泥浆，河流化为洪水，兵器化为废铁，男人化为无助的孺子；还有日复一日红热的沙丘，在光芒炫目的大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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