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业余作家卡夫卡成为现代文学的鼻祖一样,一个画家拿到了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都是“黑天鹅”事件。黑天鹅用极端斯坦的理论来说明少数不可预知和意料之外的事情才对世界和历史发生节点式的影响,这放在文学和出版界也不例外:帕慕克,一个土耳其人,一个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的孩子,一个永远与哥哥争夺母爱的弟弟,一个将土耳其的呼愁(HUZN)变成自我ICON的小说家,终于跻身《newsweek》所说的“超级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级拥有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几百万人口的权力,人数大约有6000名。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帕慕克在中国的布道,展示了其文学大师的一面。他的演说、访谈和签售,并没有因地震的发生而受挤压,可能相反,中国人这个时候更需要心灵的慰籍。对于经历过伊斯坦布尔地震的帕慕克来说,“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这些对于地震的描述收录在他的《别样的色彩》一书中。这当然不是帕慕克对“呼愁”体验的起源,但却在中国媒体上获得了一种哀鸿式的共鸣,他们大量转载了帕慕克描述地震的文章。帕慕克对中国的认识与保尔克洛代尔如出一辙,后者在《认识东方》中深情地说道:“让我再看一看这遗忘了的伟大眼泪的源泉吧”
在北京的那几天里,帕慕克的身上带着光环,记者相雷同的提问从伊斯坦布尔移到了北京。他拿着相机自拍的举措,他偷吃菜,他偷拍长城的画片,他提前而正大光明地溜出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他偷偷地在车里打5分钟的盹,这一切细微的动作,都被饶有兴味的纪录下来。甚至连他的女朋友,一个有写小说才华的新人,也因他的缘故被人们目光所组成的光环包围着。这个时候,他是不是遗忘了土耳其的“呼愁”呢?
“呼愁”的中文翻译甚好,它是土耳其语的“忧伤”。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UZN,三次写作HAZEN。帕慕克指出,伊斯兰的历史在几百年间有一条小小的哲学断层线,使得两个迵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在“呼愁”(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和悲伤)的传统中,帕慕克引入了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的“呼愁”;而对苏菲派教徒而言,“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
而帕慕克作品中的“呼愁”极大地拓宽了这两类呼愁的疆界。就连在近距离的观察中,你可以看到帕慕克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新浪聊天直播间的嘉宾位置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中间,他将自己置身在一个遥远的时空中,脱离了此时此刻。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你能感受到他的帝国的心思:在每天10个小时的写作极限中,他已经建立起了世界观的认知和对个世界“呼愁”的镜像。
意识形态比哲学更像是文学的一部分。这也正是纳博科夫、马内阿等作家的“生殖力”(非生命力)所在。人们为诺奖的原点向东倾移哪怕一微米而兴奋,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承载了帕穆克某种命运的转归,诺奖降临了,帕穆克的名字红遍了所有角落,古老的细密画传统也随之在他的文字中复活,神奇的记忆之链穿起土耳其的宫廷政治、艺术传奇和人间恩爱。帕慕克的“呼愁之门”洞开:“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所共有的阴暗情绪。
帕慕克说:“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在漫长而枯燥的报告中,帕慕克耐心地坐在中国社科院会议厅的主席台上,逐字逐句的口述他的“我们究竟是谁?”的文学讲座。一些人昏昏欲睡,而另一些人大睁双眼,帕慕克有能力进入他们每一个人吗?
他在报告中说:“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开始试验那条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帕慕克的隐忧是:如何更好地用小说艺术来成为他人。
波德莱尔占用了“巴黎的忧郁”,帕慕克则拥有了“伊斯丹布尔的呼愁”,人类的情感状态总是惊人的类似,文学总在试图去找到同类。帕慕克的呼愁无处不在,《雪》、《白色城堡》、《黑书》中的“呼愁”是比“嫉妒”更潜伏的主题,或者说,是“嫉妒”导致的“呼愁”的爆发,呼愁是更隐藏的内部忧伤。而尤令帕慕克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一些书在西方更受人欢迎,而另一些书则更热衷于被东方人谈论。
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如此推祟而大谈别的作家,帕慕克是个例外。他将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福楼拜写进书中,其中包括福楼拜造访土耳其的冶游史。他将托尔斯泰、陀耶夫斯基、卡夫卡挂在嘴边,丝毫不在意自己曾是他们的学徒。他甚至在书中谈论了对伊斯坦布尔贡献最大的四位作家和诗人:希萨尔、雅哈亚、坦皮纳和科丘。他称他们孤独而忧伤,他们通过他获得生殖力。
帕慕克的中国行像是发生在迪斯尼的一次游园盛会,他是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那只最大的米奇。那只米奇还很年轻,他只有56岁,他希望自己还可以写作30年,获诺奖的唯一好处是可以让“你想不想获诺奖”这样的问题自动消失。
米兰昆德拉曾经向一个西方朋友推荐一个作家的著作,那个朋友看了没感觉,米兰昆德拉又继续推荐说:“你可以读读他的另外著作:XXX、XXX。”那个朋友礼貌地拒绝说:“对不起,我留给这个作家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幸运的是,读者们留给帕慕克的时间还没用完,而帕慕克留给写作的时间还很多--即便你仍然能看出他的某些写作的痕迹刻意而过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