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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X共赏
2000-01-01 加入
我们的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史学质素，另立新朝的王侯将相，少不得匆忙忙修前代之史，聪明特达的学者文人，也常常喜孜孜记一下往昔之事，而且，这绝不是简单的载录事件以期实事求是，师法董狐，绍继春秋，其间免不了抑扬评骘。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些时间的遗尘、往者的辙迹，一旦化为文字，便有了充分的固定性，棺已盖矣，墓木拱矣，论已定矣，无能为也矣，每一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了各种掀揭不掉的标签，要么高大全，要么低贱恶，翻案文章难做，局部的修订已然是不易得的成功。所以，简书着实可畏，扮演着决定死后何去何从的阎罗，把守着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的岔路口，且号令一出，往往便是终审判决。
而且，这些历史论断，绝不仅仅存在于冠冕堂皇的史书中，供学者考辨、读书人批阅。它们可以以种种形式，传递于闾阎街巷，流转于黄口台文，称诵于愚夫愚妇，见知于白发谁家翁媪。大字不识的人也有对历史的基本认识，知道秦始皇穷凶极恶、唐太宗从谏如流、汉高祖下流地痞，魏武帝狡诈奸猾，闲谈扯淡，可以从项羽乌江到萧何月下，从火烧连营到水淹七兵、从陈桥兵变到烛光斧影，娓娓道来，毫不含糊。热衷于考辨史实者可以含笑指出其中种种虚构诬枉之处，然而人物的贤愚奸恶，却难以断然推翻，总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史书的褒贬美刺，终于成为了民众的常识，历史人物的形象，也渐渐有了固定的想象。
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写历史小说、拍历史剧，总有一定的难度。大家会拿自己脑中已有的印象去衡量，说，汉武帝何尝如此，明太祖岂是这样，丝毫不体谅作者的捏造虚构，改窜历史，其实不过是想增些曲折，多些噱头，费尽心思，逗尔一乐。还有一些好事较真者，必以真实为标准，将不得已的虚构斥为子虚乌有、不合事实，好处半点不提，只顾嘲谑有加。最后，能立得住脚的作品也就寥寥了。历史类作品的创作，便是在历史事实与民众想象的挤压之下腾挪，争得一点立锥之地，供作者言志抒情、添枝加叶。如若大开大合，全不顾这二者，少不得便要流失读者——当然，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有玄幻和穿越。
近日不学无术，读了点传奇杂剧。《梧桐雨》和《长生殿》，原是在一事上发挥，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前者的主题，自从大家热衷于概括段落大意以来，便有争议，总的来说，不过是说它更重于写史，还是更重于写情。两种说法，皆不为无据，白朴的写法，确有其模糊性。就全剧关目来看，似当以写情为主，但不过四者一楔子的篇幅，他拉拉杂杂，生生写进了许多相传有据的事件，从玄宗免不了燕台之讥的夺子之妻，到《元曲选》中删去的那句杨安奸情，历历在目。他不欲对这些传闻剪裁遮掩，所以在前三折中，读者对玄宗玉环的印象，想也不会多有好感，一个不过是好色乱国之君，一个不过是以色倾国之女，终至大难，罪有应得。于是，最后一折的听雨，虽是一段整部《长生殿》都难得有的绝妙文字，接在前三折之后，总因了那个荒淫无度的唐明皇是主角，不那么凄绝美绝。
当然，白朴写作的时候，未必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兴亡之感、离合之情与评史鉴史之愿杂糅在一起，他有些无所适从。如果他意在写情，那么，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对历史的夹杂书写，将唤起观众脑中早有的那个道德评判，从而使李杨之间的感情变得超越伦常，尽属冤孽。这种写法，势必博取不了对这段感情的最大同情，大家熟知的那点常识，会使钗盟钿约变得引人发笑，会让幽明两隔后的睹物伤情，变得矫揉造作。
《长生殿》则聪明的多。洪昇虽对之前有关此事的作品表示不满，却也明确的意识到“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所以“情”自然是其着力摹写的对象，他所批评的末流所以堕落，不过是因为“近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将写情跌落进恶俗烂套里而已，“情”本身并非质疑的对象。“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情具有了不可忽视乃至最根本最直截泉源的伦理意义，这种观念，对一向重性轻情的理学的反叛以及对时代思潮的折射，且不去论，至少我们知道，洪昇的创作，有其明确不移的目的：“唱与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无穷”。
他说，“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然而乐极哀来，垂戒后世，意即寓焉”，长久以来对这句话，我有些疑惑不解，后来方知，这不过是打着经的名义，剥除了史的价值，为存“诗人忠厚之旨”，免不了牺牲了史家直书之义。对明明是历史真实的“史家秽语”，他略而不谈，只是将这些可做后车之鉴的前车之辙一概删削，他到底有些不那么心安理得。好在，“乐极哀来”的整体情调犹在，仍可“垂戒后世”，他总算还有些自我安慰的余地。
虽为秽语，但终究是历史，洪昇将之弃置，与其说是法诗人之忠厚，不如说是写情之必需。我国民众在历史中浸淫太久，在亡国覆家的结局面前，李、杨二人纵然情真意实，少不得也是个幽王褒姒，何况，在“史家秽语”的记载之中，这段感情有多深本身就值得怀疑。洪昇既以写情为务，少不得将这些推廓开去，“太真”一名的由来换了门面，玉环与安禄山也并无关联，祸国之由，尽数归之于“外有逆藩，内有奸相”，只不提上有愔主；《弹词》一出中李謩且有一番辩解，替皇帝老儿开脱。如此者夥。玉环之殒命马嵬，也一再说她是“为国捐躯”，本一个醋劲极重的弄宠女子，成了个临危一死的舍命巾帼。总之，千方百计，无非是为二人撇清，无非是为写情做铺衬与帮闲：只有二人无辜，其情之坚贞，方才值得怜悯，值得钦叹。
洪昇成功地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却堕入了另一段孽缘。在此之前，恰恰刚读完了《桃花扇》，总觉得孔尚任太重史，于情的风流旖旎，描写太过省俭，恐怕失却了传奇本色。所以，初读《长生殿》时，免不了觉得此作要胜出一筹。然而，情写得多，同样未免令人生厌，洪昇到底有些后劲不足，终究堕入了他所讥刺的子虚乌有，并且，相思成灾之后，写情的套路用尽，他也难以翻新，看得鲜活的曲辞，找不出多少了。到底不如《桃花扇》一气贯注的质实厚重。
在与历史的搏斗中，更为成功的是《汉宫秋》。当然，马致远面临的空间，比白朴洪昇等大的多，汉元帝虽不是圣明君主，至少没有败家亡国，他承担的历史谴责，远比唐玄宗少；王昭君经过一群落拓寒士的书写，形象从来正面，不会有人将之等同于檿弧箕服。所以，洪昇犹自小心翼翼地安排穿插，马致远却可以大手大脚的书写，第二折中，元帝对群臣的反复问责，最多使之成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无奈天子，非但使人不忍责其软弱，反而滋生爱怜许多。对于生性怯懦、不谙世事的小儿女，纵有些差错，谁又忍心再苛求什么？用可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一类的理由来为马嵬坡前的李三郎开脱，毕竟有些做作，然而这些手段，用在汉元帝这里，确是触处生春。何况，马致远早早安排下许多铺垫，即如第一折中，元帝便善戏谑兮，对昭君说“俺官职颇高如村社长，这宅院刚大似县官衙，谢天地，可怜穷女婿，再谁敢欺负俺丈人家”，于是后来自怨自艾不如“小家儿”，关节照应似一语成谶，自然而然，毫无牵和之迹，帝王的举动不得自专由，增人慨叹。于是，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痴痴缠缠，竟似一十七八岁、偶然做了些错事悔恨不迭又无计可施的孩子，令人痛惜；第二折之后，可以想见，三四折的抒情，将有怎样的排江倒海之势。
当然，大部分的历史作品是不用这么纠结的，它只要按着大家那些业已成型的印象写便是了，比如《三国演义》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