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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逼青年路路毛
2000-01-01 加入
红与黑，两种色调相反、反差极强烈的色彩的并列，在1830年成为了司汤达一部小说的名字。自小说问世以来，书名一直是众多文学评论中必然提及的一笔，也不断地引领着读者反复玩味，乐此不疲，引发无尽的猜测和遐想。以两种色彩的对立作为小说标题似乎是司汤达的独特偏好，其另两部作品《红与绿》、《红与白》（原名《吕西安·娄凡》）莫不属于此类。书名乍一看觉其模糊晦涩，不可捉摸，然将全书反复咬嚼之后再细细体味，深觉这两种颜色确实浓缩了作品最精华的意义和价值。色彩的语言是无限丰富的，对美术有过专门研究并写出过《意大利绘画史》的司汤达想必深知这一点。
红与黑，其基本含义一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的两条人生道路：投身于红色的军旅生涯在战场上建立光荣功勋和披上黑袍，去当教士。由这一基本喻义化出了诸多对假设：行伍与教士阶层，革命与反动，血与黑袍，激情与死亡，可在红道和黑道上下注的轮盘赌，红黑相间的于连的勋章，……该如何解读这个书名？该如何去理解整部作品？又有否可能通过作品窥探到作者本人的种种？
红与黑，作为两种切实可感的色彩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为思考这两种色彩的深层的象征意义和挖掘小说的主旨提供了基本信息。
红与黑，首先表现为军职和圣职的对立。于连生于拿破仑时代，呼吸过那个时代充满了刀光剑影和光荣功勋的空气，从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做过无数英雄伟人的美梦，立志像拿破仑那样，凭借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及三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然而，正当他即将进入英姿勃发的年龄，时代风云变幻，拿破仑惨败于滑铁卢，被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实现复辟，平民青年通过个人才智而飞黄腾达的道路即被堵塞。于连是那一代人——今天被称作“世纪儿”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他们生不逢时的悲剧与幻灭失落，缪塞用诗意的语言作了精彩的概括和表述：
“忧愁的一代青年，当时就生活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所有这些孩子都是那些以自己的热血洒遍大地的人们的骨肉，他们生于战火之中，而且也是为了战争而诞生，十五年中，他们梦想着莫斯科的皑皑白雪和金字塔那儿的阳光，他们头脑中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望着大地、天空、街道和大路，但如今全都空空如也，只有他们教区里教堂的钟声在远处回荡。人们则对他们说：‘去当神父，’当孩子们说到希望、爱情、权力、生活的时候，人们仍然对他们说：‘去当神父吧！’”
历史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他们而言，时代与社会已是一片空虚，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去当教士。当于连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就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他聪明地觉察到，在他生活的时代必须改变策略才能实现飞黄腾达的伟大计划。他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开始发奋攻读神学，希冀用《圣经》和《教皇论》作为自己向上攀登的垫脚石。他把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和对帝国的缅怀、向往埋在心底，但时时于不经意间在言行举止的细枝末节上显露无遗。于连一出场就是在偷偷地阅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他入世的第一步，到德·雷纳尔家任家庭教师时竟随身藏着拿破仑的头像。他不仅怀着在复辟王朝的统治下被视为忤逆的敌对的政治向往和异端的价值标准，还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在那个压抑他、扼杀他、挤兑他的社会里，一直神经紧绷，心理戒备，无时无刻不在准备进行战斗。而在这种战斗的心理准备中，他总是把拿破仑作为激励斗志的榜样，以拿破仑的回忆录作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光荣与梦想和幻灭与死亡同样化身为红与黑两种色彩。于连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对来世的恐惧，有的只是一腔的雄心壮志和满脑子的冒险精神，生活对于他是一场残酷的搏斗，要么为荣誉、地位、财富及一切现世幸福而生，要么希望破灭粉身碎骨而死。他拒绝了朋友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平稳的发财道路，不想过一种安稳、自足而平庸、乏味的生活，他不能让岁月消磨掉博取荣光的激情，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求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他怀揣野心在尖角嶙峋的社会里孤军奋战，却得不到命运的眷顾，最终碰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失败的代价是失去生命。于连并不惧怕死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死亡、生存与永恒在他眼中仍是个“对于头脑发达到足以领悟的人而言”的“十分简单的问题”。在他看来，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投入为谋求个人幸福而奋斗的伟大事业，庸碌地活着实与死亡无异。当所有幻想的不可实现性在他面前骤然呈现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乞求赦免，因为即便能逃脱司法的惩处而苟延残喘，命运的判决也早已把他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最后在法庭上的那段发言是他生命的绝唱。个体的生命如一颗流星，在光荣与死亡的较量中，在红与黑的交缠中，从绚烂走向毁灭。
红与黑也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激烈冲突。于连属于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小资产阶级一代知识青年，受大革命种种新观念的熏陶，拿破仑丰功伟绩的鼓舞，早在心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合理依据。他雄心勃勃，意志坚强，在智力与毅力上远优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处处受人轻视。对自身地位的不满，使他对这个社会抱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由于受遭人歧视的想法的困扰，主人公就像一匹受惊的马，随时随地准备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击退那些有权讥笑和惩处的人。这是一个与整个社会抗争的不幸的人。”同时，追求财富的目标的第一步是离开韦里埃，“他在这儿的所见所闻，使得他的想象力都僵化了”，他要“拿起武器”，向上流社会进军。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个性中最有活力、最有进取心的一面，其对立面是腐朽落后的复辟势力。他以平民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以个人价值对抗高贵出身。于连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也注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他的才智受到某些人的赏识，却招来更多人的仇恨，人们千方百计给他的成功设置障碍，终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最后在法庭上，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为：“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
于连的不幸在于怀着炽热的观念走进一个感情日渐冷漠的世纪。作为拿破仑的热情拥护者，英雄业绩、伟大事业和自由的向往者，他从充溢的感情出发寻找一种比现实生活所允许的更高、更明智、更轻松的生存形态。而这个虚假、世故和冷冰冰的世界却满怀敌意地始终站在他的对立面。他曾经有意或无意向现实妥协，变得自私、虚伪、狡诈了，原来的理想主义观念被所谓“清醒”的理智的光焰渐渐燃尽。然而他毕竟不属于那个统治阶级，当被那个阶级当作卑贱的敌人彻底地抛弃时，他才猛然从梦境中清醒过来，绝望地与那个阶级彻底决裂，在痛苦中回归自己真正的灵魂王国。但这时他的生命也行将结束，一个桀骜的灵魂在命运的坐标上简短而崎岖的轨迹终于不再延续。红色的鲜活的光点最终为周遭的浓黑所吞没。
司汤达不同于巴尔扎克，在他眼中艺术的重要任务不是描摹宏观世界，反映业已存在的现实，而是把个人的自我的微观世界扩展成大世界。他透过于连的心灵折射纷纭繁复的现实关系，通过个体人物展现时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反过来，也不难发现，存在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内化为主人公自身的精神世界。于连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就是红与黑的化身。
历史的剧烈颠簸给这一代人带来的阵痛和眩晕，是“世纪病”的精神病根。对历史反复的失望、反感、怨恨，对拿破仑帝国的向往、缅怀和理想化情感，是“世纪儿”们基本的精神状态。于连身处这个时代，有这两方面情感的明显印记，但他不同于那些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泥潭、在生活中找不到依傍、个性单一扁平的“世纪病”患者：他不像塞南古的奥倍曼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内那样因不满现状而逃避现实，不像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和缪塞的沃达夫那样因百无聊赖而在爱情中寻求排遣，也不像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除了名利之外没有其它信仰……于连的性格要复杂、微妙得多。他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政治上的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崇拜者，他为寻求个人幸福和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投身人生的战场。为了成功，他使自己的行为与真实思想分离：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把整部《圣经》看作谎言，却需要装出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将《圣经》和《教皇论》读到倒背如流；明明憎恨贵族特权，却不得不用包藏着“痛苦的野心”的热忱去料理侯爵的事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反动贵族的秘密会议送情报……在那个腐朽的“上流社会”里，他是唯一能以冷静、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人，他洞悉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并在心里痛斥、咒骂这一切。然而，他的人生目标驱使他进入“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与那些“社会蠹贼”周旋，最终达到分享他们的利益与特权的目的。
于连全部的武器只是：野心与虚伪。但这两件武器并不锋利，在变幻的现实中它们每每或磨钝了利刃，或消隐了寒光。野心是于连行为的原动力，是获得他的理想生活的重要手段，然而野心在他身上却表现出双重性。“它（指于连的野心）有时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有时却是一种朦胧的愿望，变化的形势随时可以使之沉睡获将之唤醒。事实上，它是和对立的愿望，或者复仇的愿望相联系的，并随着这种愿望的强烈程度变化而波动不定。”甚至可以说，野心并不是于连固有的特质，它只是在特殊的原因下才冒出来。于连“野心勃勃，因为凭着细密的心思，他感到有去获取金钱带来的几多欢乐的需要”。抑或，“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于连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在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里”。而当他处在幸福的当头，相反，“于连不再去思考他的野心，以及他那些实行起来困难重重的计划了”。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想到的是“我当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动”；当他征服了侯爵小姐，接受了侯爵赠与的领地、封号和骑士头衔，以为即将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时，他大喜过望，原先的野心顷刻消散殆尽。于连的野心并非源于根深蒂固的征服这个社会的斗争策略，社会的接受和承认是他的野心的绝好的消除剂。再看虚伪。于连深知在这个充斥着谎言与假象的世界中，一套必要的策略是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虚伪是掩盖内心、求得发展的最好的工具。他也自知并暗自宣称自己是虚伪的，同时处处实践着他的虚伪。然而，事实是他有太多与包围他的社会格格不入的特质，阻碍着他将受公共舆论赞许的那些个角色演得炉火纯青。在伪装的实践中他少有成功，往往在激起他极端厌恶和沮丧的时刻败下阵来。瓦勒诺家的晚宴上，当人们禁止隔壁贫济院的穷人唱歌后，“尽管于连有过多次运用虚伪的经历，但此时他感觉到一颗大大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内心的真实情感一不小心冲破虚伪的面具而赫然显露出来。在扣问自己的灵魂时，于连终于不堪虚伪的重负，重新直面心灵的本真。由此观之，于连只是一个蹩脚的野心家和虚伪者。
若炽热的勃勃雄心是“红”，阴郁的虚假和伪善是“黑”，“红”即不时为“黑”所玷染，“黑”又常常淡化、褪去本色，隐约透出“红”的影子。红与黑的主题在于连的身上既对立，又融合，在不断地交战、妥协与渗透中将人物的命运层层铺开，将作品的主旨推向顶点。
红，与，黑，从这两种色彩中可解读出无限丰富的内涵。矛盾，是所有解释的共同本质。一位现代诗人有两句诗：这个世界充斥了色彩/ 色彩中存在着矛盾/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这几句诗作为论断来讲在逻辑上很难说是经得起推理的，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组成和运行的哲学的角度，颇有些味道。对于红与黑，各人有不同的解读，能从玩味和体验中获得些许审美乐趣，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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