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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凤
2000-01-01 加入
一、小时代
韩寒出道以来，文谈祭文坛，批评批评家，公民无过错，大师无才华，语挑地方政（和谐）府，笔指中（和谐）央弊端，链接女（和谐）优，接连绯闻，感性（和谐）专栏，时尚先生，先写一扇门，续写一个人，再写一座城，又写一国家，最后想和世界谈谈。小说的小宇宙不断爆发。下一本只能写三体了。
而这本《青春》，或许是韩寒目前最好的作品。
“不出意外，出意外了”，“得之我幸，不得我不信，再不得我不幸”等等用词延续着一贯的幽默。“住不起玩不起结不起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的，它毁灭了一百万个理想，可能成就出一两个富翁，然后被作为成功学的模范当成另外一种理想存在。”等等话语则显出了“小知识分子”的“常识”。《我在上海，活得很好》、《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等等文章又描绘着这个时代独有的情怀。同时使用了更多的数字、更多的归纳演绎，技术日渐成熟，如“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虽然还有类似“不刹那一脚车”、“服务太过于机车”的口语化表述，“某次去一公里外的餐厅（超市）吃饭，结果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前后疑似不一致，以及不覆膜的封面纸容易掉色、手感稍硬不如用190克卡纸等瑕疵，但总体来说文、编、封、纸俱佳，是本好书。
不过在今年年末的几大“好书”评选中，《青春》却在初轮中被淘汰。某些学者说韩寒学养不够，书评家小宝觉得韩寒不过是“具有常识”而已，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则直言其“庸众的胜利”。或许“小知不及大知”（语自《逍遥游》），连“公知”也不及。或许像出版人尚先生所言，如果韩寒似柏杨、李敖一般，会更有成就。但在这个“小时代”中，《青春》仍有其独特的八零后时代性。
二、八零后
提起八零后，鲁迅、周作人、老舍、张恨水、林语堂、徐志摩等都是19世纪的八九十后，仿佛历史的冷笑话。而所谓八零后时代性，与五四运动乃至官家主义实有些微联系。
五四之前，儒家思想以天为大，天降天命于天子，生来拥有天下。次以君子为中，君子就像是拥有儒家知识的狗，生来为天子服务（臣以君为父，儒为君之子）。最后以民为下，下民也通小人，连狗都不如。但事实上，在这种等级社会中，最容易批量生产的，是会叫会吃的猪。若一个农民不造反、不科举、不换爹，多半猪狗不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青山，白骨堆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唐诗宋词元曲，莫不如此。
这种等级专制生态延续千年的根基之一，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文化，无从明了苦难根源。其文化垄断根由，一方面在于传统文化附身的文言，本身艰涩无比，连个逗号都没有，能把人活活读死；另一方面就是统治阶级刻意为之，设置教育门槛，限制大众传媒，没事烧个书，坑个儒，玩个文字狱，能把人活活整死。所以在老八零后启蒙之前，中国有君有臣有草民，就是没“个人”。于是梁启超要新民，陈独秀要新青年，毛主席要新中国，等到八零后，只能新概念。
而五四运动所需要的大众启蒙环境，被“救亡”、“运动”等打断，直到1980年后才出现续接可能性。大中城市里的八零后成长之时，以影视、动漫、摇滚等为代表，已萌生了teenage杂糅亚文化，与前代殊有差异。之后儒释渐去、传统渐衰、法治未成、信仰未立，大众传媒兴起、东西文明杂交、城市化跃进、资本成为主流，史无前例完成教育普及，辅之以传媒科技，呈现世界性视野。但同时以君之皇权、臣之官权、吏之獠权为代表的“官家主义”（语自吴思先生），仍为“五四”所无法改变的现实层面与集体意识。过往文（和谐）革断裂传统，改（和谐）革开启败欲，现今今贝为贪，非心为悲。官无任后之虑，商移代后之蓄，农以血承城，社以资为本，以党（和谐）国之锈，成权贵之朽。上无忌以下，下无路以外，楼市医疗民生成为重担，一代房奴孩奴蚁族民族。而韩寒时逢始文化之先天不足、经济之和平起步、困局之暧昧不清、民生之环境聚变，可反儒、蔑传统、嘲皇权、斥官商、寻历史、诉民生、举常识、求审美、异言论、倡众生，以现实案例、伦理新观、普世价值、悲悯之心写出八零后的时代特性。
三、十年后
不过正如韩寒主动要求删去《青春》封面那一句“中国年轻人希望在哪里”的文案。事实上，作者目前或许并未能看清答案。但十年之后，五四百年，可否对八零后一代人有所期待？至少对于成长中的“青春”来说，儒家之仁、佛家之慈悲、道家之超越、法家之序、科学之真、伦理之善、情感之美、人性之深、现实之悲、历史之变、世之万象、心之刹那，可否让读者期待更好的新文化出现，可为解困之力，可为民智之启，可为时尚之表，可为新异之声，可为审美之育，可为时代之相，可为普世之观，可为后世之启。但愿不是日光之下，了无新事。到时《中年》一书，仍然要由那些知道何谓“好书”的“公知”、“大知”们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