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心理医生在吗》,点点头,这才是她。
全书都是“我”与心理医生的对谈,像读她很多小说一样,我愿意把主人公想成严歌苓她自己。从第一页第一行开始,都是自叙。如果是甲乙两人对话的剧本,那么,已经把乙的话全部抽离了。但就像你听一个人打电话,约略可以猜到电话线那头的人在说什么。这是一部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绝不跳跃的独白剧,这一句与下一句之间的过渡都已交代清楚。
轻微的意识流,不是说故事的好方式,也不是严歌苓喜欢的写作路径(《扶桑》有些类似。)与刚读完的《赴宴者》如河道般一往无前的结构显然不同,《心理医生在吗》是同气连枝的情节树,向四围铺排着情节,从容不迫,自由横生一个枝节,枝节上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地向外蔓开来,但像那种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步伐再花哨,但总体趋势是向前进的。然后啪的一声,魔术师将漫天飞舞、激起全场欢呼的扑克牌“收”得干干净净(是菩萨“收”了妖怪的“收”)。又仿佛撤掉口技者的屏风,赫然发现方才的满城喧哗不过是一人、一桌、一椅、一尺而已。而当你再次架上屏风,听者便又陷进如痴如醉的幻听之中。小说就是这样匀速、殊途同归地走到了尽头。我是分了好几次才把它看完,仿佛呼应着 “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去看心理医生的节奏。
两段忘年恋情,交替着向心理医生吐露。故意卖给你破绽,让你可以运用“潜意识”、“恋父情结”等现成的答案来展开“心理分析”。她却是这场谈话的主宰,在诊疗前,她就知道你将会说什么,带点嘲弄地微笑着等待你抛出注定的答案。
严歌苓再次以她父辈在特定年代的境遇作为大背景:“我父亲”与“贺叔叔”之间卑鄙的利用和真挚的崇敬狠狠交织的友谊,“我母亲”照旧是《一个女人的史诗》中那个为爱牺牲到迷茫的女人。这些都是旧话,至多是旧话的延伸。全新的是“我”与“贺叔叔”的情感,它似乎生于小女孩的妄想,延绵至少女、青春期的恋慕,直到现在——身在异国的45岁中年女性的念想。最后却因为夜行列车上的触摸而坐实了。
在全体人类中,小女孩是最早被爱情病菌传染上的一个人种。“我”对“贺叔叔”复杂的情感被既喜悦又痛苦、既童真又成熟地揉进一段段的相逢、同行、重逢之中。这短暂的、各怀秘密的恋慕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只占极小的篇幅,却被“我”在心底反复揉搓而终成庞然大物,看似纯净、浪漫,实则撕心揪肺。相较起来,“我”与“舒茨”教授的情感则衰败、陈腐。不要被二者同样的忘年属性迷惑了。
这些天,雪季已经被越来越温吞的气温荡涤殆尽,冷空气自北而来,抽去阳光,阴沉着脸,将力道化成冷雨,无声的。正要出门,才看到玻璃窗上竹叶形状的雨痕,踌躇着进退。这是南京雨天的常态。这个时候,躺到心理医生的诊疗床上,说些梦话,是最应景的。
《心理医生在吗》有几个段落铺陈着“我”对“贺叔叔”的爱情。比方 “在全世界,她只为那一束目光而活”那一段,是关于爱情的慷慨陈辞,最惊人,最壮烈,先燃烧眼睛,最后炸痛至所有神经末端。再有,那段“那么爱地不爱”,“那么不爱地爱”,她饶舌般炫耀对母语的娴熟摆弄,看似奇突匪夷,但你瞬间就能与她达成共识。你得承认,严歌苓翻云覆雨的笔又在汉语言使用的海底、山底隧道中向前掘进了一个尺寸。
我想,也许只有最喜欢讴歌“哀而不伤”的人,最擅长在两性战争中以退为美的人,最懂得欣赏“宛在水中央”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自觉被其它因素捆绑甚至不惜自虐的、唯有“不爱的爱”、“无法爱的爱”的人,才会从“我”与“贺叔叔”的半世牵连中感到震动。至于“我”与“舒茨”的纠结,不过是无奈的附趣。
直到小说快要结束,我们都在观察“我”与“贺叔叔”的故事,几乎要像那位隐身的心理医生一样,把这一段当成“我”催眠状态的幻想。谁知她突然把“我”11岁时火车上的一幕翻出底牌——她半闭着眼睛,他浅尝辄止的一次触摸。全书真耶幻耶的倾诉和倾听被颠覆,到这里竟然有了推理小说般的结局。而最后她将“舒茨”弃在小餐厅中,只是说故事者尽职尽责的一个交代,其实是我们所毫不关心的。
那是个阴雨天吧,和此时的窗外一样,天空正隐而不发地筹备着一场不知起止点的小雨,是多么、多么地像《心理医生在吗》的这场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