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王安石
引子
广为传诵的《泊船瓜洲》作于1075年春。是年,宋神宗下诏,王安石回京重新担任宰相。解铃还需系铃人,之前变法的烂摊子,还得王安石来收拾。此时距开始变法已经有6年时间了。
这是一次是非功过任人评说的改革,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缘由
为什么要变法?对于一个儒家思想统治的封建王朝来说,唯一的原因就是国家出现问题了。出现的问题可归结为“三冗”,冗官——政府为削弱官员权力,设置了太多的官位,官僚机构臃肿;冗兵——对内对外的需要,加上军事体制的不合理,国家养了太多的士兵,更要命的是,士兵战斗力不强;冗费,前面两冗造成花销巨大,战场失利,年年赔款,大兴土木,再多积蓄都能败光。新登基宋神宗看到国库亏空这个已浮出水面的危机,想有所作为,急于改革、保证“国泰”“民安”——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什么是王安石?作为一个崇“文”的时代,宋朝有大学问的人很多,但抓住皇上意欲改革的痛点却没几个。“变风俗、立法度”,“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更何况,在王安石眼里,改革成功就能将宋神宗捧到“尧舜”的高度——这太有诱惑力了,每一个追求青史留名的皇帝都不可能不动心。一个有抱负追求,一个有实施纲领,君臣一拍即合。
办法
怎么变?宋神宗赐予王安石充分的权力大展宏图,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一条接一条。这里挑几条主要的,也是后来引发争议较多的措施:青苗法,当农作物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贷粮给农民维持生计,收取少量利息,秋收时偿还;免疫法,钱财可以冲抵必须服务的劳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官僚地主不免;保甲法,与免疫法并行,家里有两丁得抽出一丁来当乡兵,闲时训练;市易法,为防止大商户垄断交易市场,由政府出面购“余”售“缺”,商品多了滞销了,政府出面收购,物资紧缺了,政府再售出平衡供需……归纳下,这些措施有一些显著特征,比如,官府出面、参与、调节经济的机会增多,加大了宏观层面的调控;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很明显,不管是利息、服役的货币化还是平衡市场供求,都体现了政府的财政需求;变法引发“国进民退”,不仅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也触及了大地主的利益。
面孔
宋神宗的角色让人想到800多年后的光绪帝,只不过他拥有的权力比光绪大很多。但若改革危及政权稳定,特别是民心不定时,他会掂量改革持续的必要性。后世曾国藩说过的“窃闻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大概能表达出宋神宗的这般心情。更何况,宋朝是以“与士大夫共治”的方式来统治国家的,王安石变法后排除“异己”无疑也使得自己处于一个政治上孤立的局面,帝王永远都会在意君臣礼数这码事的,不好猜测宋神宗对王安石是否有一闪而过的防备和顾忌。
再看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用苏轼的话来说,“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有学问、有志向、有魄力,似乎是成大事的不二人选。但另一方面,作为理想主义者,他过于讲究改革的“道德”,反对变法就是不道德,就得被排除在外;过于重视改革的成效,眼里由不得半点沙子,听不得半点不好;用人方面过于强调才学,忽视品德,以至于在变法执行层面上发生了偏差以及最后许多门生、下属的倒戈。
至于司马光,他是典型的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他与王安石之间完全是“主义之争”,代表着儒家和法家的对立。苏轼是个清醒的人,看到变法中积极的一面,也能察觉不得人心的地方,最后还因为变法牵连引发“乌台诗案”蒙冤。还有富弼、吕惠卿、邓绾等等,变法中的众生相交错在一起,拼凑出这次改革的复杂与迷离。
败因
改革为什么失败?总的来说,这种推行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的改革理念,最终只能为专制主义代言,缺乏改革必要的科学与民主要素。变法虽然充实了国库,但是是以盘剥老百姓为代价,顺带还染指了大地主的腰包;改革缺乏自上而下必要的监督和检查,很多政令到地方就发生偏移,成为地方政府盘剥百姓、趋利避害的伎俩;发起者和领导者宋神宗后来在改革态度上的摇摆,缘于王安石对改革发起目的定位的模糊;当然还有王安石个人性格的缺陷,一开始就有人提醒宋神宗,王安石的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会影响改革的推进和最终结果,在待人方面,王安石滥用道德绑架、不善于团结中间派,用人失策;与司马光的针锋相对反映出儒家文化的安分守己、墨守成规与法家激进、绝对控制这两种理念的不可调和。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慢慢离他远去,失败看起来无法避免。
易中天在这本《王安石变法》里写到,“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 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如果宋神宗和王安石泉下有知,看到这段话时会惊出一身冷汗。
影响
尽管变法让政府“赚到了钱”,但它负面影响更多——何况,政府“与民索财”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业绩。变法给老百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和疾苦,宋神宗最担心的民心涣散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国家表面繁荣的背后,一波接一波的农民起义同样“如火如荼”,到宋徽宗执政时,更有宋江、方腊这种影响力巨大的暴动;变法引发和激化了朋党之争:守旧派和变法派各执一词,皇帝和继任者废法立法,左右摇摆,客观上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变法打击了商业发展,以“市易法”为代表的变法措施,使得商业正常发展举步维艰;最可怕的是,变法推崇“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如前文所说,宋朝君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纳谏是一种美德,包括皇帝在内所有人都必须畏惧天命,这就维持着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相对平衡。而变法表现出来的“不惧天变”刚好为以皇权为代表的独裁意识的发酵和泛滥铺设思想根基,只要路线方向没问题,祖宗之法、天命暗示都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到后来,继任者如宋徽宗和蔡京在这种皇权独裁下肆意妄为,直接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警示
分析原因和影响后,不难得到一些给后来人的警示。
首先,改革的推进基础源自各方面的共识,需考虑到各方势力,除了使基层细胞受惠获利外,特别要注意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另外,要始终维护人治思维下的统治阶级的改革初衷;
其次,要维护好政府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王安石变法中,过多的行政干预、参与商业交易,本意是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却破坏了正常的商品交换规律,权力与经济利益不能共存,“国进民退”不可取;
第三,把握好框架方案与具体实施的关系。现在我们经常强调执行力,也是这个意思。看起来最科学的“青苗法”,因为地方政府急于表现变法的业绩,强制老百姓以及地主们贷款,使得变法初衷变味;由政府出面平仓救市,执行者有太多的猫腻可以玩。变法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民意反馈渠道,怪不得王安石会困惑:政策很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反对?
评说
尽管如此,当我们回头看王安石变法,还是需要肯定他的这番作为。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当一个政体、组织日渐孱弱、积重难返时,“不做不错”与“做了有错”两者利害关系,相信人们会有公允的判断。王安石也曾有过这样的厌倦和彷徨,“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当然,如果他能及时迷途知返、知错就改就更完美了,宋朝历史也将被改写。只不过,时代的春风不会再吹绿他梦想的江南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