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这是他很开心也不乏幽默的一件事。
“增益民族品性中刚劲的成分”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和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过两年，奇迹出现了，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光旦说他起初担心这两个葫芦长不好，哪知道它们很争气，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他觉得这是对他学习生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学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另外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潘光旦眉飞色舞起来，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然后就讲开了。他说自己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有点冷门，不受重视，但这是基础科学，跟人们身边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关系。所以留美时他选修了生物学，拿不到学位也不在乎，读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援，夏天可以乘凉。
还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九-九-藏-书-网，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
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为名列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他还喜欢旅游，挑战自我，“到人不到”之处，偏干一些常人认为肢残人干不了的事。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有一回，潘光旦和一个朋友说到葫芦。潘光旦当时在宾馆的床上躺着，顿时就坐起来了，突然问朋友是否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朋友一听就明白了，他种出了两个并蒂的葫芦，挂在书房墙上当宝贝看。但朋友装糊涂，说满屋子都是书啊。潘光旦点头，问还有呢？朋友说有个大砚台，还有个笔架，挂着大小的毛笔。潘光旦又问朋友，那墙上还挂着什么呢？朋友知道不能再装了，赶紧说，还有您的“镇宅之宝”，一对葫芦啊！墙上挂的匾好像是“双葫芦斋”？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螺大能容隐士蟹，
闻一多是潘光旦清华求学时的挚友，原名闻多，在一次闲谈中，潘光旦半开玩笑地向他建议，在名字中间加个“一”字，闻一多听后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现在叫闻一多啦，就是这个闻一多，在知道潘光旦学习优生学时，对他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99lib•net，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该淘汰灭亡，我便只有用手枪打死你。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他刻在自制烟斗斗腹上的十二字铭文，其实正是他本人最恰当的写照：“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幽默是潘光旦的绝活。他独足，当政协委员时外出视察，走路用双拐，叶笃义先生照顾他。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他喜欢研究家谱，看了许多他姓家谱。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9９lｉｂ•net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这是何等的青春心理。）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价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潘光旦是跛足，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狗小猫，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问底的劲头。
庭虚待植美人蕉。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这个头衔的。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以你这样的才华，你研究什么就会有什么成就。”
狼烟岁月业余生活贫乏，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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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我的方法也有问题”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是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少、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关于教育，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由，学习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九九藏书，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1940年，潘光旦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他同时研究优生学与心理学。当时云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便斩头剥皮，弃其内脏，然后洗净切成块状，请夫人做成莱。夫人皱眉问道：“我们伙食虽不算好，也常有鱼有肉，今天为何叫我做这苦差事？”潘光旦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夫人一向善于治馔，煮熟后果然甘香扑鼻。教授大喜，随即邀来共同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先生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着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动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答道：“鼠肉。”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块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在咀嚼的吐了出来，还有紧锁双眉、喉痒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健康的物质，并以身作则，继续食用。但无论他怎么劝诱，直至餐毕，终无问津者。潘教授大笑道：“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一张大书桌为自制——两侧用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台上备有文房四宝。还有拾来的石头和竹木制品做小摆设。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虽寄人篱下，但环境挺幽雅。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这是一些愤青们最不愿意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