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沈滞了。”旧译新译,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提高译文的质量,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将来如果有更新的译本出来,我们理当表示欢迎。
翻译中的再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有梅益同志的译本,流传既久,影响也大,而且译文质量有口皆碑。我们既不能抄袭他的,又不能视而不见,拒绝学习他的长处。于是决定,开头还是先独立把初稿译出来,然后再对照梅益同志的译文,如果两种译文差不多,或我们自认为译得比他还好,我99lib.net们当然保留自己的译文;如果梅译确实比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参照他的译文作适当的修改。也有的时候,我们受梅译的启发而提出另一种新的译文方案来。还有个别场合,梅译也不理想,例如“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与俄文发音就有差距,但既已约定俗成,我们也就不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改译成什么“帕韦尔·科尔恰金”,而是沿用已有的译名。总之,在我们的译本中,是包含有梅益同志过去付出的劳动在内的。
如前所述,本书的初版和再版、译文都是我最后定的稿。译文中的谬误和不足,当然都是我的责任。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赐教。
时间要推回到十八年前的1976年去。“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不仅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同样一塌糊涂。书荒严重,大人小孩都无书可读。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约请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从俄文原版翻译此书。
一部文学作品由那么多人来合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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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认为是适宜的。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做法,倒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在合作得很好的情况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对提高译文的质量还是会有所帮助的。不过事情既已过去,今后又不打算再这么做,不说也罢。这次再版情况不同了,工农兵学员似乎不必再挂名,集体署名也不再必要。况且当今大家都讲究个著作权署名权什么的,也不好亏待了谁。干脆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把各人所做的工作都说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样,就出现了那么多人都署上名的事。
读者拿到这本书,不免会有些奇怪:篇幅不大,又是部文学作品,何以要这么多译者合译?颇有点史无前例的样子。这话不错。这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遗迹。
与梅译本有关的还有一个对复译的认识问题。眼下一种外国名著或非名著,有三五个译本已是平常事。那个年头复译的事还不多见,而且很容易被认为是要取他人而代之。我们自问没有这份雄心壮志。一则梅益同志是翻译界的前辈,我们对他一直是敬慕的。二则出版社交代,这么一部名著,需要有一个直接从俄文译出的译本,不同99lib.net的译本可以并存。三则复译的问题,鲁迅先生早有论述。他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
记得开译之前,我曾经提出去拜访梅益同志,一来向他表示敬意,二来请教译事的经验。此请未果,我至今引以为憾。
当时我正在那个组工作。大家闲了那么些年,如今有活儿干,当然都很高兴。但是那个年头,知识分子还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由哪一个人或少数人来承担这项工作,显然有悖于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决定全组十名成员都参加。单有集体主义还不够,知识分子还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于是又分出几页来,请工农兵学员译。工农兵学员也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一起讨论,一起译那几页东西。尽管如此,交来的译稿仍不能用,只好搁置一边,另起炉灶。不过出版时把工农兵学员带上,用了一个很长的署名,叫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合译,算是完成了结合。
黄树南1994年7月于南京
我们的译本出版后,我曾以翻译组的名义,给梅益同志寄去一封信和两本赠书。信的大意是说,我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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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的译本中得到过教益,这次翻译,又参考了他的译文,新译本中也包含了他的劳动,我们向他致谢,并请他对我们的译本多加指教。我不知道梅益同志是否收到了信和书。但是他后来看到过新译本,则是肯定的,因为1980年梅译本重版,他在后记中说:本书这次再版,当年的翻译组已不复存在,人员分散各地,只好仍由我把全书校阅一遍,并补译了俄文版新发表的文字。
当时翻译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个人写的。说它好也罢,不好也罢,全书是统一的风格,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人的风格。如今十个人译,哪怕个个都是高手,各人总还有自己遣词造句的习惯,译文风格弄得五花八门总不是个办法。怎样使全书译文的风格一致起来?当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开译之前拿出一节来,人人都译,然后传阅讨论,看译文有什么差异,再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原文风格的标准,以后分译的时候,尽量摆脱个人的好恶,努力朝这个标准看齐。二是初稿译出来之后,来一道藏书网互校,把自己认为在理解上、风格上、译名上、体例上需要商榷、需要统一的地方都提出来,供以后加工时参考。三是确定三名同志从头至尾对全书译文进行一校、二校、三校。一校侧重把正确理解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二校侧重把妥善表达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三校则总揽全局,什么都管,并且对前面几道工序提出的种种译文方案作出“终审裁决”,一锤定音,为全书定稿。当时我担任三校的工作,事先跟组内同志说妥,既然让我做这工作,最后只好统一于我认为合适的标准。难免有不妥之处,只好请大家包涵。这也算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吧。当然,我决定完稿之后,还要返回到初译的同志手里,请他们认可。不过译文既已经过几番折腾,初译的同志一般也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
“半年来我抽空校阅一遍,有些地方曾根据195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菲耶娃的英译本作了修改。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七二级学员合译的1976年的新译本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的译本能对前辈提供一点有益的东西,我们是很高兴的。借本书再版的机会,我在这里把当时译书的情况和想法交代一下,也算是译坛的一桩逸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