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元嘉体”到“永明体”
第三节 沈约、谢朓与“永明体”
清人方伯海说小谢诗歌“秀处在骨”(《重订文选集评》),锺嵘也早就称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诗品》卷中),轻灵但绝不纤弱,秀丽处不失遒劲,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这两首诗在写法上基本略去了大谢山水诗对游程的大段记述,“一起以写题为叙题,兴象如画”(方东树《昭昧詹言》),在写景上也不像大谢那样作无休止的铺陈,而是摄取最典型的物象以工笔绘出,无论写意绘景都简洁明净,即使着色明丽也别具天然情韵。“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富于陶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潇散风致,“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则是小谢所独有的清秀明丽,“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更是千古传诵的天然秀句了。
微根才出浪,短干未摇风。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前诗是与何逊的联句,何集题为《范广州宅联句》,这四句可独立成篇,“雪如花”与“花似雪”不仅能见出诗人想象的丰富,能见出他构思的精巧,也能见出诗篇回旋婉转的特征。苏轼《少年游》一词中“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明显是从范诗“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化出。后面一首《闺思》语言明白如话,而声调则圆转流利。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
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
这些精致玲珑的小诗可与唐人五绝媲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就其气韵、声调和笔致而言,的确可以说“玄晖为唐调之始”(胡应麟《诗薮》)。唐代诗人大多都推崇谢朓,李白 “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论诗绝句》),杜甫也同样希望自己“诗接谢宣城”(《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到大历十才子等人更是将谢朓作为典范作家来学习。
——《王孙游》
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咏新荷应诏》
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此诗之所以令人叫绝,不只是它描写了京城的巍峨壮丽,勾画出傍晚日照大江的绚丽多姿,写出了春天江边杂英满甸的盎然春意,更重要的是诗人将这一切和离京去国之情融为一体,“白日丽飞甍”的宏伟宫阙很快就和自己无缘,“余霞散成绮”的美景转眼也只能在记忆中回味,“喧鸟覆春洲”的清脆鸟鸣此后也只能在梦中才会听见,优美清丽的画面中洋溢着依恋惆怅之情。李白对诗中的名句称道不已:“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虽然永明诗人也未能完全避免“八病”,但将四声的音韵学成果运用于诗歌创作,使诗人对诗歌音韵美的追求从无心走向了有意,诗歌的音韵也从“暗与理合”变成了全由“思至”(《宋书·谢灵运传论》)。讲究声律虽然开始时难免“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流弊,但这只是艺术探索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一努力是我国古代诗歌走向格律的第一步,永明体也成了格律诗的先声。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永明体一方面是元嘉体的承续,另一方面又实现了艺术上的“新变”。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宁知寸心里,蓄紫复含红!
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别范安成》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谢朓诗中的写景名句当然不止“余霞散成绮”一联,春夏秋冬四时在他的笔下各呈异彩,京城、荆州、宣城的景色更各有个性,这里有春日的明媚——“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有秋天的萧瑟——“寒槐渐如束,秋菊行当把”(《落日怅望》),有荆州的壮阔——“荆山嵷百里,汉广流无极。北驰星晷正,南望朝云色”(《答张齐兴》),还有京郊的妩媚——“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桃李成蹊径,桑榆荫道周”(《99lib•net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同王主簿有所思》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竟陵八友”之一范云和沈约一样历仕三朝,但他的主要创作年代仍在齐朝,诗风与沈约、谢朓等永明诗人相似,锺嵘称其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诗品》卷中),下面两首诗可见出范诗那种秀逸、轻盈、宛转的特点: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这三首诗第一首是写闺怨的乐府,第二首写友人之间的离别,第三首为咏物的应制诗。应制诗既没有常见的那种典重华丽,乐府诗也毫不古拙艰涩,离别诗更是清便婉转。三诗虽然体裁不同,题材各异,但在语言上无一不是清空一气,平易、流畅而又自然。尤其是《别范安成》一诗以浅语写深情,遣词于平易中寓新巧,音调流美却毫不轻浮,是离别诗歌中“不易多得”的佳作(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辑何焯评语)。
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
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
永明诗风清新、流丽、晓畅,在诗人们遣词造句上也能充分体现出来。沈约作为一代学者、诗人和历史学家,他写诗要想獭祭藻饰是不愁没有材料和辞藻供其驱使的,但他的诗歌在语言上大多流丽晓畅,很少用僻典和奇字,即使隶事用典也犹如己出,基本上能做到他自己提出的“三易”原则。永明诗坛上另一位代表诗人王融同样也“辞不贵奇”,锺嵘称其诗歌语言“词美英净”(《诗品》卷下)。谢朓的诗歌更能体现“永明体”的风格特征,后文将要对他详细阐述,现在我们通过沈约的诗看看永明诗歌语言上的这一特点:
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
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无疑要数谢朓。清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说:“齐之诗以谢朓为称首,其诗极清丽新警,字字得之苦吟。较之梁,惟江淹仿佛近之,而沈约、任昉辈皆所不逮,遂以开唐人一代之先。” 谢朓诗歌句既清丽,韵更悠扬,诗风俊朗秀逸,明末锺惺认为谢玄晖“灵妙之心,英秀之骨,幽恬之气,俊慧之舌,一时无对”(《古诗归》)。他最拿手的题材是山水诗,锺嵘认为“其源出于谢混”(《诗品》卷中),像大谢的山水诗一样描写细致逼真,但又不像大谢那样雕镂板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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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勿言草卉贱,幸宅天池中。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孤灯暧不明,寒机晓犹织。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谢朓以乐府旧题写成的那些五言小诗,既有民歌的明白浅易,又兼文人的含蓄委婉:
——《别诗》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诗人很注重通过平仄的变化使诗歌音韵圆转流美,曾有学者就《文选》《玉台新咏》《八代诗选》所选沈约、谢朓、王融三人五言诗的平仄做过统计,其中沈约入选三十二首诗歌共二百五十二句,严格入律句有一百一十八句,占百分之四十七;谢朓入选四十四首诗歌共三百六十六句,严格入律句有一百七十七首,占百分之四十八;王融入选十六首诗歌共一百一十二句,严格入律的四十六句,占百分之四十一。在这三本选集中,颜延之和谢灵运所选诗歌的严格律句和特殊律句占百分之三十五,王融的占百分之五十八,沈约的占百分之六十三,谢朓的占百分之六十四。诗歌律句超过半数以上是从永明诗人开始的(刘跃进《门阀氏族与永明文学》第三章),诗歌“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也是永明时期才真正实现的,因而,“圆转流美”这一对诗歌的美学要求,只有永明时期才可能提出,也只有永明诗人才可能做到。
第一,艺术上这种“新变”体现在永明诗人自觉地追求诗歌的音韵美,《梁书·庾肩吾传》称:“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齐书·陆厥传》对“永明体”的由来有更详细的阐述:
第二,艺术上的“新变”也表现在永明诗人在诗风与诗体上的创新。作为一种时代风格,元嘉诗歌华丽典雅而又滞涩拙重,永明诗歌则既清新灵秀又自然流丽。《颜氏家训·文章》载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易见事”就是用典要明白晓畅,隶事用典让人感觉不到是借用典故,像是从自己胸中流淌出的一样自然;“易识字”是要使语言平易通畅,尽量不用那些偏僻奇奥的字词;“易读诵”当然是要求诗歌音调和谐,吟诵起来朗朗上口。谢朓也常言“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要做到“圆美流转”就得用典明白易了,用词平易通畅,音韵和谐婉转。
——《玉阶怨》
——《游东田》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同样是一篇秀而且健的名作:
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二语发端,滚滚东流的江水日夜不息,恰似诗人不能自已的悲愤之情,其气势滔滔莽莽,其情思悲慨淋漓。不仅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壮语可能受到它的启发,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句又何尝不是暗用其意?“秋河曙耿耿”以下六句承“关山近”,实写京畿秋江夜望景色:秋天的夜空微露曙色,江边陆地寒色苍苍,宫殿上面洒满了银色的月光,而低垂的玉绳星好像斜挂在宫阙下边,此情此景非悲愁中亲历者不能道,甚至连画工也难描。“驱车鼎门外”以下六句承“返路长”,抒写自己对西府同僚的思念之情,太阳不受地域的限制尚不可骤见,何况与西府同僚相隔两地的呢?风云之中虽有鸟道相通,人世的京邑与荆州却受到江、汉的阻隔,至此才知道诗人为何说“客心悲未央”。声调响亮而又和谐,语言灵秀而又雅健,难怪沈约称道他“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伤谢朓》)了。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
——《闺思》
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在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时人号为“竟陵八友”。锺嵘在《诗品序》中说将四声用于诗歌创作是“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周颙虽写有《四声切韵》,但他在诗歌创作上影响不大。王融曾计划写一部《知音论》,可惜他和谢朓www.99lib.net又都不幸早逝,没有留下完整的论述文字。沈约则不仅著有《四声谱》,且历仕宋、齐、梁三朝,既是政坛上的名公巨卿,又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所以他是永明体理论上的主要阐述者,也是永明体创作上的重要诗人。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了永明体声律论的总体原则:“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在同一诗句中平仄必须交错,在两个对句中平仄必须对立,其重心无非是使诗歌音韵和谐优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还规定作诗应当避忌的八种毛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加上前面说的平上去入,就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四声八病”。四声应用于诗歌创作对格律诗的形成具有历史意义,而“八病”则是在四声基础上确立的声律规范,尽管这些规范是从反面设定的创作原则,但其出发点是要诗人避免诗歌声、韵、调的重复雷同,以达到声调的错综与和谐。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艺术上的“新变”还表现在所谓“新体诗”的出现。“新体诗”之名来于清末王闿运《八代诗选》,它是“永明体”在诗体上的突出体现:首先它必须符合“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四声要求,在声调上近于后来的近体诗,与格律诗不同的是它有对无粘,并常常押仄声韵;其次它要求两句之间应当对偶,尽管这种对偶不像近体诗那么严格;最后它在句型的选择上趋于短小,基本上以五言四句和八句为主。有人曾做过统计,在谢灵运的诗集中,十六句以上的诗歌有五十首,八句的只有四首,而在谢朓诗集中十六句以上的有二十八首,十二句的有十六首,十句的也是十六首,八句的诗歌有三十六首(此处统计不包括大小谢的乐府诗,如果包括乐府诗,小谢的四句诗有十几首之多,而且在声律和韵味上都近于五绝)。永明以后的诗人常批评大谢的诗歌以“繁富为累”“繁芜”“冗长”等,就是因为大谢的诗中对句过多过密,大量相同的句式反复出现给人以单调繁冗的感觉。永明时期出现了大量四句和八句的短诗,它们在声、韵、调及其句型上都可说是律诗的滥觞。
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
——《夜夜曲》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