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我们这批知青有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去问可供选择。我报名去了云南，唯一的理由：云南是动物的“王国”，我想养一条真正的猎犬。命运成全了我。我在西双版纳一个寨子插队落户，并住进一位名叫波依嫩的傣族猎手的竹楼里。波依嫩有两个含苞欲放的女儿，由于语言障碍，他误认为我是政府“送货上门”的候补女婿，不仅教会了我捉鱼、盖房、犁田、插秧等一些基本农活，还很热心地教我怎样做弩弓，怎样削竹箭，怎样做逮雀鸟的金丝活扣，怎样在野兽出没的小路上埋设捕兽铁夹。他养着一条黑狗，高大凶猛，敢只身闯进山洞朝土豹子吠咬，还很机警，波依嫩的女儿下河洗澡，都由它担任警卫，任何男性公民休想靠近去沾着便宜。我当然极想和它交朋友，遗憾的是，这畜生始终对我抱有成见，我拿肉喂它，它照吃不误，我想伸手摸摸它，它却翻脸不认人，朝我龇牙咧嘴做扑咬状。有一天半夜我站在竹楼阳台上向下撒尿，这狗娘养的竟闷声不响朝我冲来，张嘴就咬，要不是我躲得快，以后履历表性别这一栏还不知该怎样填写呢。就因为它老用一种狱卒监视囚犯的眼光盯着我，才害得我这插队三年的“上门女婿”始终停留在候补阶段，而没机会转正。
8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小说《象群迁移的时候》，约一万两干多字。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就是动物小说。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编辑部很快回信定用，并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后来，我又一口气写出了《第七条猖狗》等八篇以亚热带森林为背景的狩猎故事，1985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
《第七条猎狗》，第一次就印了十万二千册，很快销售一空。
十五年的创作实践，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动物小说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礼义的粉饰、道德的束缚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可以毫无遮掩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会盛衰，礼义会更替，道德会修正，社会文明也会不断更新，但生命残酷竞争、顽强生存和追求辉煌的精神内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动物小说更有理由赢得读者，也更自理由追求不朽。
我七岁进小学，读书的成绩平平，算术还勉强，语文很一般，尤其是作文，最令我怵头，把铅笔头咬得像麻花也想不出可以让老师在下面用红笔划圈圈的优美句子。
我别无选择，惟有文学这条小路可行。
我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像蜗牛一样缓慢地朝前爬去。
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我用透明的童心写就的第一篇动物小说。
我在勐满区小学一待就是三年，心情郁闷得要死。同校L和M两位女教师之间一场口角刺疼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感觉到了创作危机，决心在动物小说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来。我阅读了大量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等方面的书籍，利用假期跟随动物学家深入到原始森林考察体验生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动物的理解是很肤浅的，除家畜、家禽外，动物并不是为人类而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它们和人类打交道并不是它们生适的全部内容。动物世界是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特别是那些具有群体意识的哺乳类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有爱和恨，也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丛林背景下，也活得相当累。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生活完全有资格进入小说家的创作视野，构成有独特韵味的作品。动物是人类的一面镜子，人类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几乎都可以在不同种类的动物身上找到原型。比如善良，可以和白兔划等号；比如温柔，可以和绵羊划等号；比如勤奋，可以和工蜂划等号；比如残忍，可以和豺狼划等号；比如狡诈，可以和狐狸划等号；比如好斗，可以和蟋蟀划等号……文学虽然是人学，但人类本身就是从动物进化来的，至今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种动物性，如果着力于从动物身上折射出人性的亮点和生命的光彩，在动物王国中寻觅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失落的优势，或指出人类在未来征途上理应抛弃的恶习，将为动物小说的存在寻找到坚实的价值基础，为动物小说的发展开辟宽广的前景。
顺着这一思路，我写出了短篇《蒙冢》和中篇《暮色》。我自己觉得，这两篇小说是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个新起点。首先，这两篇小说纯写动物，没有人类出现，故事和情节源自动物特殊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来源于道德规范。在《蒙冢》里，母象巴娅面临母爱和情爱发生尖锐冲突时，毁灭情爱而成全母爱；在《暮色》中，豺们为了种群的利益而牺牲年老体弱者。这类主题，触及到我们久已掩抑的一些人性层面，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其次，在写法上，我改换叙述角度，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合情合理的想象，模拟动物的思维感觉，进行心理描写。
说来也奇怪，我最近几年所写的好几篇动物小说都是围绕着改变动物品性这个命题来结构故事的。例如在中篇小说《牝狼》中，自莎为使半狗半狼的儿子变成纯粹的狼而奋斗；中篇小说
《红奶羊》中，蜀羊先试图改变小狼崽儿的食谱，后又努力扭转羊儿惧怕狼的本性；长篇小说
《狼王梦》中，母狼紫岚耗费大量心血，企图使狼儿克服自卑等等。我自己觉得这和我童年时想把一只小鸭子驯养成猎狗有着某种联系。这也许是一种创作情结，也许是年纪大了，爱追亿往事，想圆孩提时没做完的梦。
我看过一些作家自传，不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孩提时阅读过大量中外优秀童话，有个爱讲故事的外婆，从小沉浸在一种香软的艺术氛围里。对此我羡慕得直流口水。1952年我虽然生在大上海，小时候却几乎和书籍无缘，家境贫寒，入不敷出，父母没兴趣也没能力为我买书，家里除了学校发的教科书外连一本闲书也没有。外婆住在浙江宁波乡下，几年才见一次，见了也不讲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全体教师聚于一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是巧妙地豆相揭短。L和M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起来，L哭了，便揭发M曾在她面前议论过我，说像我这样上山背柴火背得比女同志都少的人，窝窝囊囊没一点儿本事，还想找M搭讪，真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个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注意，收进各种选本，有的评论家还指出：这两篇作品都从动物的特性着眼结构故事，对动物行为的自然动机观察入微，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目没有将动物人化的痕迹，堪称纯正地道的动物小说。
后来，小鸭子病死了，我用只小木匣装殓了它，埋在街山花园，还用小木片做了块墓碑，认真地写上：鸭子猎犬花旋风之墓。
我自己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小说似应具备如下要素：一是严格按动物特征来规范所描写角色的行为；二是沉入动物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握住让读者可信的动物心理特点；三是作品中的动物主角不应当是类型化的而应当是个性化的，应着力反映动物主角的性格命运；四是作品思想内涵应是艺术折射而不应当是类比或象征人类社会的某些习俗。
从此，我跻身于文学事业。
其实，就我偏低的审美观而言，M并非天鹅，比喻为鸭子也还十分勉强，扪心自问，连钻她情网的念头也没闪过一下。
1986年毕业后，我调到成都军区创作室工作，专心从事我所喜欢的动物小说创作。先后写下了《盲童与弃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疯羊血顶儿》、《混血豺王》、《象母怨》、《诱雉之死》、
《保姆蟒》、
《最后一头战象》、
《斑羚飞渡》等长、中、短篇共二自万字的动物小说，在海内外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其中短篇动物小说
《第七条猎狗》、长篇动物小说《一只猎雕的遭遇》和
《狼王梦》、中篇动物小说集
《红奶羊》获得国家级大奖。
九岁时，出不知中了什么邪，我极想养一条猎狗。我想象我的猎狗长着黑白相间的毛色，起名叫花旋风，比梁山好汉李逵的外号黑旋风更响亮。我想象警察遇到一桩凶杀案破不了，是我的花旋风追踪气味，搜捕到了坏蛋。我想象有两个流氓包围我，要剥掉我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俗称剥猪猡，花旋风勇猛地朝流氓扑跃过去……再美丽的幻想也代替不了现实。现实是，上海不准随便养狗。即使允许养狗，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养活人尚且不易，谈何养狗？父母没钱也没兴趣来满足我这个纯属孩子气的奢望。但少年内心的渴望是很难被湮灭的，买不起狗，我就花两角钱买了只小鸭子，发誓要把小鸭子培养成真正的猖犬。小鸭子没有伴，很孤独，就整天围着我转，我远远地打一声唿哨，它就蹒跚地跑过来了，活像一条能辨识主人并和主人亲近的狗。我着手训练它的嗅觉跟踪，我将一条小鱼在它扁平的鸭嘴前晃悠两下，然后藏进瓶瓶罐罐组合的破烂堆里。小鸭子被饥饿催逼着，毛茸茸的脑袋一伸一缩做嗅闻状，慢慢接近破烂堆，用蹼掌在瓶瓶罐罐之间扒抓，竟然把小鱼翻出来并啄食掉了。我心里乐开了花。当然，它毕竟是小鸭子，我把小鱼稍稍藏得远些或藏得严实些，它就无能为力了。改变动物的品性，也绝非一个九岁的孩子所能完成。但我并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趴在它面前，嘴里发出汪汪汪的狗吠声，给它做榜样做示范，企盼它能改变嗓音……
插队期间，我经常跟着房东波依嫩老猎人上山打猎。打猎是一顶血腥味很浓的很有刺激性的活动：我亲眼看见，公斑鸠被金竹箭射落后，母斑鸠飞到我们头顶拉屎；母灵猫被铅弹射中胸膛后，拼出最后一点力气朝与它窝相反的方向奔跑，因为窝里还有一对小宝贝；一群长着锋利獠牙的野猪被两只老虎看管着，成为虎的肉食仓库而无所作为；一头公象掉入捕象陷阱，象群围着陷阱哀嚎三天后，闯进附近一个山寨，踏平所有的房屋，这才离去；枪把大青猴从树冠打掉在地，走近前去一看，大青猴一手捂住肚皮上的伤口，另一只手向我们做摇手状……有时我们走得远了，当天回不了家，就在山上烧堆篝火边夜，波依嫩就会聊出一大箩关于打猎的故事来。三年的插队生涯，使我熟悉了热带雨林，也熟悉了众多的野生动物，积累了从事动物小说创作的丰厚的生活素树。
作家神圣的使命和超时代的责任感，都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我创作的原始起因，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弥补自己性格中可悲的缺憾，这动机当然不太纯洁，也不太高尚，却是真实的。
越是这样越觉得心口被刺疼得厉害。连M都瞧不起我，可见我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渺少！女人是男人的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丑陋与猥琐。我虽胸无大志，晓得自己即使把全身的一百多斤全赔进去也变不成伟人，但至少该稍稍有点儿出息而不至于被人瞧不起，不至于连个像样的老婆也娶不到。为此，我必须干点儿什么，必须进行一场青春的拼搏。当时大学的校门都还关闭着，高考是没指望的。想来想去，干什么似乎都不太实际，惟有搞文学创作好像还可勉为其难。第一搞文学创作不需要教材；第二投资很小，只需一瓶墨水几页稿纸；第三可以关起门来悄悄干，失贩了也不会丢人现眼；第四书案前单人独处的奋半方式和我狐僻的性格自卑的心理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一条狭窄拥挤的弄堂里度过的。上海人满为患，自然就没有动物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我孩提时还是养过不少小动物――蟋蟀、麻雀、蝈蝈、金鱼、蝌蚪、小鸡、白免……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有生命的玩具，同时我望着被囚禁在器皿中的小可怜，为它们受我的保护，为我自己有能力主宰它们的命运，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得意和骄傲。我是个天生有点腼腆的孩子。出生时体重才两千克，从小体弱多病，在家庭、学校和小伙伴中，不是被忽视就是遭欺负，而在我所豢养的小动物面前，我却能扮演随心所欲的强者角色。我比周围的小伙伴更酷爱养小动物，现在回顾起来，大概在潜意识中是想弥补一种心理缺憾。
1973年，我发表了第一篇散文《金竹瑟》。次年，又推出了第一篇小说《车轮滚滚》就因为我发表了几篇东西，1975年，部队把我招去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1972年，知青开始上调分工。三六九等的工作岗位势必形成一场生存角逐。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竞争，那些聪明能干乖巧机灵懂得生存策略的人远走高飞了。我在生活中一向扮演可有司无的角色，也不会拉关系走后门，于是被分配到星火山背后的勐满区里的小学教书。
1984年，我有幸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文学系前，我虽出生在大城市上海，但属于上海最底层的市民，又在落后的云南边疆生活了十六年，因此，精神世界是封闭型的，土得可以。经过文学系两年深造，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对我创作而言，不啻是给了一把登高的桃子。我发现我以前写的动物小说基本上都是在动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转，是在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上原地踏步。人和动物的恩怨圈当然属于动物小说的一大主题，但我在这个主题上徘徊得太久了，再继续写下去，无疑是灿冷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