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世间最适宜读书，也最能出大学问的场所，一是研究室，一是监狱。这话是陈独秀说的。他坐牢时，计划在两年内写出6本书。李敖自称坐国民党的牢坐出一身浩然之气，他的学问亦有不少是在绿岛上琢磨出来的，只可惜他出狱之后，愈来愈猥琐，教人时常怀念铁丝网下的那个不屈膝不犬伏的李敖。高晓松蹲号子时闲极无聊，翻译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部分章节，我以为堪称极品，可惜他蹲得不够久，搞得我看不到足本，我觉得像他这种醉驾典型，应蹲个三两年才足以谢罪天下。
旧时的读书大抵算是一件比较神圣的事，书读到一品可以做帝王师，二品可以继往圣之绝学，三品可以光膀子在竹林里喝酒吟诗还有许多少女熟妇前来围观，即便是只读到九品电大生，闻达于市井也已足够，买个烧饼逛个窑子都能赊个账。如今读书只是术，不是道，甚至简化成了考试混文凭。学生忙着研习淘金术，教授忙着找女学生研习房中术，醉心学问的一个都没有。
苏联解体20周年那天，我奉命去坐台，地点在定王台的图书城。我本以为是让我去瞎聊一下戈尔巴乔夫脑袋上的胎记究竟是海棠叶还是世界版图，赫鲁晓夫在联大会议上敲桌子用的皮鞋到底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结果东道主跟我说：聊读书。我当场珠泪潸然，说：老身蜗居长沙两年，连定王台书市都是第一次来，刚才连续问了10个清洁工才找到这地儿的，您觉得我像一读书人么？他们奸笑着说：要的就是汝辈反面典型。
其实阅读无处不在。纸质书籍固然是一种，报刊和网络也是一本好厚的书。纵然目不识丁，在尘世里与你交错而过的每个人，也都是一本书。所谓阅人无数，未必只是醉里挑灯看寿桃，亦包含赏析不同的悲喜沉浮。我如今最喜读的一本书，便是我家流氓兔的每声啼笑，以及他那花花绿绿的尿布。
我识字时读的是《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小学读《三国》和金庸，中学读“文革”和《新婚指南》，大学读荒诞派意识流现代派，工作之后读王小波和各种禁书。及至中年，忙碌于稻粱，再难有安宁的心境去读毕一本书，虽然每天仍大量阅读，但多被主业和副业驱动，满脑子在想哪些创意可以借鉴到工作里，哪些典故可以偷窃进专栏中，功利得很。真正的读书人是赤足走过空旷山梁的，安详等爱的山地女子；而我之于书，只是一个穿着黑色皮草，在寒冬里逼视着每个夜行男子的老娼。
关于读书的药效，以前的警察叔叔对此有不少诟病。我幼年时看大街上的判决书，通常写某强奸犯系因看《少女之心》之类黄色书籍而犯罪，后来进入录像厅时代，这个犯罪动机又成了看李丽珍翁虹陈雅伦。最近我看到一个国外研究结果，才知道书籍如此无辜，李丽珍如此无辜：一个男人是否容易出轨，是否有性侵犯行为，与文化产业无关，只跟睾丸有关，蛋蛋越大越容易成为D301。
梁漱溟启蒙读书时还不会穿裤子，只有中学文凭，但却到北大当了印度哲学教授，可见读书跟人的生涯并无绝对瓜葛。书能改变的，只是人的内心，1942年，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中逃亡，边跑边絮絮叨叨地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话让熊十力很是讥笑。但熊十力拽起来也是不输老梁的，他幼年时就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天生的读书人，大约都是狂放自雄的，往往刚直到不能自拔。所以当黄冈老乡林彪摇着小红书四处晃荡时，熊十力在腰间扎一麻绳，整天跑到大街上号啕“中国文化亡了”，没几天，死了。
吾友小古在主持时念叨了一句：女性应该多读书，读书可以让你的灵魂更丰满。我在一边想：以后柴禾妞们去相亲时，可以自称肉身是32A，但灵魂却是36D，“奴家亦有汹涌波涛，只是波涛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