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怀着身孕的幼齿在天台种植了一株不知名的藤蔓，藤蔓破土时便迎风疯长，顺竿攀爬，仿佛天生的官崽。爬到竿尽头，我只好把它的枝条引到木梯上，在清朗的秋夜，奶水般白嫩的月光流下来，藤蔓的枝条垂在木梯上随风摇曳，如同一根碧绿而淫荡的大腿。而几米之外，是栽种经年、生长速度却慢得多的芦荟、茉莉和仙人柱。我在暗夜里眺去，心里便浮现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里的最后一句话——
一代强胜一代，大略是人类演进的基本规律。我的祖辈都是广西赤贫农民，半文盲，出过省的只有我外婆20年前到湖南衡山拜过佛；父母读了师范，父亲虽木讷，却也知趁“文革”大串联之机溜号，打着革命旗号窜到天安门城楼前喊一嗓子，然后就去逛故宫和香山了；到我这代，会用电脑了，亦走过大半个中国，见识又多了些；及至我家流氓兔，将来周游列国也未定，没准隔三岔五带不同肤色的洋妞和洋娃娃回来见我，被后辈欺压最惨烈的，莫过于糟糠们，每一个正在发育的女娃都有可能把自己挤入冷宫。但在男人世界里，前辈和后辈时常混战，不分伯仲，像吴宓就打不过比自己大24岁的熊希龄，眼睁睁看那糟老头子以含饴弄孙的姿势牵着毛彦文进洞房鸟。按说那老熊也是一人杰，少年时是湖南神童直入翰林，气死无数老童生，老来收得美人入帐，憋死风流教授。
写出
《许三观卖血记》17年后，余华在暨南大学演讲。他说：“我们这代和后面几代人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我们把好果子都吃完了，把不好的果子留给你们，很抱歉。”依我看来，这是眉毛对鸟毛的一次悲鸣，一次谢罪。
我在刚跨过30岁的时候，曾经陷入巨大的职业恐慌。当时厕身城中村，日复一日做着重复的编辑工作，大领导小领导都比我大不了几岁，晋升基本无望，除非我学同盟会研制炸弹把他们一锅轰了，但我并非化学专业出身，做不了恐怖分子；80后的小屁孩已经开始拥入这个行当，我的精力体力都是劣势，终究要被他们以虎狼之身替代和淘汰，失业的我亦无其他手艺，惟一的经验是知道这班小蟊贼午夜时分必然饥饿，到时可背着一筐便当潜入报馆兜售，我还知他们必然肾亏，所以顺便贩卖些三蛇酒，下半生的路线图，大抵如此。
“鸟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所谓后辈，并不总是摧枯拉朽，有的时候，老骨头没准还硬朗些。当年陈独秀两个儿子相继被杀，幼子陈松年去南京探监时，见到父亲时不禁痛哭。陈独秀骂松年没出息。终究是和蔡元培章士钊一伙人玩过炸弹搞暗杀的人，论及铁血，陈独秀的几代子孙都比不过他。
后来我发现自己杞人忧天了。80后比我们老得还快，我们已经在中年道路上晃荡多年，他们却已从少年变青年，直扑中年。大家的前列腺都不好。我们身为眉毛，隔着鼻梁、下垂的双峰、肚脐，和一米外的你们面面相觑。
几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在北京某胡同的酒局上遇见了一名颇有名气的年轻董事长，他是刚毕业没几年的80后，身家已经过亿。在他面前，我正是那根苍老的眉毛。